刘伯承微微一笑，并没有把友军将领的满脸狐疑放在心上。

当年在江西苏区，刚进入根据地的“军中孙武”刘伯承，也没怎么看重朱毛在井冈山提炼出的游击战。在刘伯承看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不过是《三国演义》的皮毛。

1932年10月，刘伯承在宁都会议上站在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留洋派”一边，主席失去了指挥权。会后，和刘伯承相识多年的朱老总找到他，谆谆善诱要多用心体会主席的游击战。

不光朱老总，红军“双子星”彭总、林总为此也对刘伯承颇有微词。

会后不久，刘伯承出任红军总参谋长，还在红军的杂志上撰文批评游击战，并不点名地批评主席等人：硬是把《三国演义》当现代战术，硬是把《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现代战略。

但第四次反“围剿”，刘伯承协助周公、朱老总，还是用游击战取得了胜利。

李德

刘伯承对游击战心服口服，还要拜托“校友”李德的到来。

李德也出自伏龙芝军事学院，但并没有多少实战经验，这位“洋钦差”扶摇而上，得益于博古的大力扶持。李德作为莫斯科派来的军事顾问，主要是帮助红军作战和军事教育。但是，李德通过改造学校和调整指挥系统，变相取得了干部教育和军事指挥两项大权。

第五次反“围剿”，李德“拒敌于国门之外”战略，完全摈弃了游击战精髓。

而弱势的红军一旦和武器和兵力都很强大的敌军摆开堂堂之阵死打硬拼，完全处于下风。这让红军总长刘伯承不能接受，此时的刘伯承已经完全融入主席、朱老总的游击战体系。

反围剿期间，刘伯承陆续写出了《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等文章，公开和“纸上谈兵”的李德错误指挥叫板，最终被降职为红五军团参谋长。

而失去了主席、刘伯承等人指挥的红军，走上了漫漫转移之路。

湘江一战唤醒了红军指战员，黎平会议后，刘伯承在主席建议下重回核心层，并在智取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民区、抢渡大渡河桥等战斗中足智多谋，把“游击战”发挥到了极致。

林总在抗大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以后，刘伯承和林总的认知发生了戏剧性的互换。

当年对游击战不认可的刘伯承，已经对“游击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个优秀的将领，不一定非要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黄埔军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但一定要在战争中学会战争。

刘伯承是一位悟性极强的战将，在对游击战的错误认识纠正以后，还能和外军优秀成果相融合，并在全面抗战中加以实践。1937年3月20日，刘伯承与张浩联名建议：全面抗战的敌后战场，八路军应采用游击战。主席进一步归纳提炼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而此时抗大校长林总，则倾向于和日军进行大规模的正规战。

洛川会议确定了我军的战略方针，而随着红军改编和战前准备，包括林总在内的八路军高级将领对游击战达成共识：115师平型关是伏击战，120师雁门关也是伏击战，129师阳明堡是连级单位的夜袭战，神头岭伏击战则是师级规模典型的“围点打援”。

第一个敌后抗日模范根据地的创立者聂荣臻说过：晋察冀边区有200多个县，每个县每天打死一个日本兵，一个月就能打死六七千，相当于一个旅团。八路军的游击战，实际上就是“积小胜为大胜”。刘伯承更是提炼为“麻雀战”、“黄蜂战”、“狼的战术”等具体战术。

八路军的伏击战

八路军的游击战经过土地革命的洗礼，所以不是想学就能学。

何况，正面战场的这些毕业于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黄埔军校以及日军和德军军校的“天之骄子”，根本看不上“游击战”。有的将领认为：游击战这么厉害，红军不也被赶出了江西、鄂豫皖？

抗战初期八路军771团在石门口遇袭，更是被曾万钟数落被日军游击了。

所以，东路军将领会议召开时，尽管距离神头岭、响堂铺都不远，97军军长朱怀冰等大部分将领对朱老总、刘伯承师长的“现场观摩”邀请不屑一顾，会后各回各家。即便是抱着“看热闹”心态前来的曾万钟、李家钰和赵寿山等人，也是半信半疑。

但是，刘伯承这样胸有成竹，又不由他们不相信。在129师副师长徐向前、386旅旅长陈赓等人指挥下，上午9时许日军辎重汽车队如约而至，战斗在数公里长的峡谷同辉打响。两个小时后，徐向前和陈赓就拿着缴获的日军罐头来到了观摩团所在的小山梁。

此时，曾万钟、李家钰和赵寿山等军长们，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无不叹服。

此战后到1939年，就连远在重庆的蒋氏也默许手下“组团”学习游击战，叶剑英等人甚至在九江、重庆等地毫无保留地办“辅导班”传授游击战的方法。但是这些正面战场的高级将领们，大多数只领略到了游击战的皮毛，根本没有用心领略游击战的精髓。

参加响堂铺战斗观摩的几位军长，学习水平也各不相同。

1939年4月，刘伯承指挥陈赓396旅、陈锡联385旅769团，以及韩先楚344旅689团，在山西省武乡县长乐村附近河谷，将日军108师团117联队3000余人分割包围。此战歼敌2200余人，但是友军曾万钟第5集团军却提前撒丫子溜了，让日军800余人逃出升天。

八路军屡试不爽的游击战，为什么正面战场“高官厚禄”的将领就是学不会呢？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缺乏信仰，故而缺乏学习的踏实和耐心，但是另外两个“学生”李家钰和赵寿山则是少数“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小有所成的代表人物。

作为川军代表，李家钰和朱老总、刘伯承交易很深，对游击战的确也很有领悟。

后来李家钰将军在东阳关、中条山等地率领川军抗击日军。1944年5月，豫湘桂战场一败涂地，李家钰率领36集团军掩护友军撤离，在陕县转移时和特务营遭遇优势日军，不幸中弹壮烈殉国。

和彭总、贺老总都有深交的赵寿山将军，则是三个“学生”中结局最完美的。

左起：赵寿山、张宗逊、彭德怀、甘泗淇

赵寿山将军不但观摩了129师响堂铺伏击战，还访问过延安受到主席欢迎。1947年，赵寿山将军脱离敌军，辗转进入晋冀鲁豫军区首府邯郸，再次见到了刘伯承等老友，随后被护送到了延安。

解放战争后期，赵寿山将军任西野（一野）副司令员，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