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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2月初，毛主席做出了一项重大决策，那就是将全国11大军区中的8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
12月21日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的书房中接见了这八位司令员。
对于突如其来的“对调”，虽然在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将军的带头下，大家都表示同意，但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将军却表达了强烈的不解和不满。
对此，毛主席并没有发怒，而是给他举了一个例子。
听罢，韩先楚将军羞愧不已，遂坚决执行了中央军委的命令，远赴兰州军区上任。
那么，当初是什么原因促使毛主席做出对调司令员的决策？
毛主席又是用什么例子说服了韩先楚将军？
最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工作进展得如何呢？
决策
做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决策，毛主席主要出于两大原因。
这一个原因是和林彪有着莫大的干系。
林彪自井冈山时期起，就一直跟在毛主席的身边，称得上是毛主席的爱将和亲密战友。而且，他的能征善战也是毋庸置疑的，否则，以他的资历和年纪，是不会位列十大元帅的第三位。
然而，在建国之后，林彪的思想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老战友的排挤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他在政治上的算计也是越来越多。
1959年9月，林彪接替彭德怀元帅，担任了国防部长，仅仅过了9天，又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开始负责军委日常的工作。
在我党的“九大”上，林彪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这点甚至被写进了《党章》。谁都不会怀疑，在毛主席千古之后，他将成为新中国的第二代领导人。
然而，也正是在“九大”之后，林彪的野心开始急剧膨胀，这让毛主席不得不对他有了一些警惕。
1969年10月，中苏之间的“大战”一触即发，林彪“越俎代庖”，在没有向毛主席请示的情况下，便下达了“一号命令”，三北地区的我军几乎全部进入“一级战备”。
1970年发表的“八一”社论一改一直以来的表达方式，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句话进行了修改。
修改了哪里呢？
去掉了“毛主席和”这四字。如此，这句话的含义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在社论发表前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与会领导已经就这个社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周总理不得不将社论稿呈送给毛主席亲自审定。
毛主席看过之后，让汪东兴同志代为圈去了“毛主席和”这四个字，并说政治局既然已经讨论过了，自己就不看了。表面上，毛主席不动声色，但实际上，老人家已经意识到了苗头不对，并开始考虑亲自主抓部队的事了。
1971年8月到9月间，毛主席进行了“南巡”。
到长沙之后，毛主席在和华国锋等同志进行谈话时，特意让专列服务员取来一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然后，毛主席请在座的同志齐声唱了这首军歌。
当大家唱到“一切行动听指挥”时，老人家突然说道：“等一下，这条非常重要，只有大家步调一致，我们才能胜利。如果不一致，我们怎么能取得胜利呢？所以，这句歌词要改一下，改成‘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
8月28日，在接见广东的刘兴元、丁盛和广西的韦国清几位同志时，毛主席对他们说道：“我已经很久没有管部队的工作了，但现在要抓一抓了。”
8月31日，毛主席抵达南昌，在当晚与韩先楚、许世友、程世清等几位同志谈话时说道：“缔造者、领导者有很多，不是我一个人，也不是林彪一个人，我们有很多同志都领导过暴动，领导过部队。”
此后，在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谈同志谈话时，毛主席说道：“我就不相信我们的部队能造反，军以下还有那么多单位，他们调不动部队干坏事。”
然后，毛主席又说：“革命胜利之后，我管部队的事少了，这是我犯的错误。我要管管部队了，难道我只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我不信他们能指挥解放军！”
9月12日，毛主席回到北京，再一次谈到革命胜利后，自己很少管部队的问题。
第二天，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
不久之后，中央就迅速清除了林彪的党羽。在此期间，毛主席最不放心的还是部队会不会出问题。在和汪东兴同志进行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到部队也有“派”，也不纯了，几十年总有人捣乱。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开始考虑各大军区司令员的调整问题。后来，他曾经问过小平同志的意见。他思忖一下后，将自己和毛主席的茶杯换了过来。
见此，老人家会心一笑，道：“英雄所见略同。”
好了，说完第一个原因，再说说第二个原因。
在1960年代，我国和苏联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境地区部署了多达百万的庞大兵力，对我国造成了巨大的战略压力。
特别是在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爆发后，形势更加紧张，中央领导人甚至进行了一次大疏散。面对这种危局，毛主席提出“要准备打仗”。从此，全军上下进入了高级战备状态，国家也转入了临战状态。
1973年时，全国共有11个大军区。多数军区的高级主官在一个大军区已经工作了10几年。这样的好处是将领们对自己的防区都非常熟悉，可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和大战。而不足也是显而易见。
那就是主官身边都是自己的老熟人、老部下。碍于袍泽之情，有些工作在推进时，不是很顺利。而且，在一个领导岗位工作的时间久了，主官们容易产生巨大的“惯性”，也就是一切都按习惯来，而创造性也就日益匮乏。这些不足将对国防事业和部队的发展造成很多消极影响。
因此，基于上述两点原因，毛主席决定对大军区司令员进行调整。
那么，毛主席的这项重大决策是如何落实的呢？
“补牙”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书房组织了一次政治局会议，此时，老人家已经80岁，身体显得十分虚弱，但思维一如既往的敏锐。
会议刚开始，毛主席就对军委和政治局提出了批评：“主政的领导要谈政事，主军的领导要谈军事，不仅要谈军事，还要谈政事！”紧接着，领袖又说道：“政治局不谈政事，军委不谈军事，以后改正吧。要是不改，我就开会，到这开。”
面对毛主席的批评，在座的同志们是鸦雀无声，气氛略显紧张。
见此情形，毛主席缓了一下语气，换了话题，道：“我有个建议，关于军事的，那就是各大军区司令员进行一下对调。”
接着，毛主席又提议在场的政治局委员们一起唱一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是，大家一起唱了起来：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其实，从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已经不止一次在开会时，或者是在接见下级时，让大家齐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毛主席用心良苦，就是希望全党同志步调一致，在其中，尤其是政治局更要一致。
歌声停下后，毛主席说道：“一个同志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久了，是不行的。工作的时间长了，人就油了！”
在领袖看来，一位同志坐镇同一个地方20年，就会有很多消极因素出现。所以，他再次强调：“对调的事情，我思考了很多年了。”
这次政治局会议一开就是4天，核心议题就是“对调。会上，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等同志发表了很多意见，大家的思想最终也形成了统一，对调的方案就此成形。
12月15日，会议结束。随即，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联名发出了绝密级通知，要求各大军区的军政主官立刻到北京报到，以参加18日召开的军委会议。
在通知的末尾，有一条特别注明，要求开会之事不能再向下级单位传达，北京会派飞机到各大军区去接主官们。
12月18日，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叶帅在军委会议上分别传达了领袖的重要指示，宣布了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具体安排，这也是在高级领导层进行一下“预热”。
不过，除了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志提前被毛主席召见，从而得知对调的决策外，其他大军区主官都是在参会时才得知对调的决策。会上，已经在福州军区司令员任上兢兢业业干了13年的韩先楚将军对于对调表达了了不解和不满。
会后，毛主席得知了这个情况。
12月21日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各大军区主官。
接见开始后，毛主席先和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逐一握手。随后，毛主席和大家谈了很多关于这次对调的安排。
其间，毛主席问韩先楚；“我的牙最近不好，医生说要补，你说，该不该补？”
韩先楚听了一愣，不知道毛主席是啥意思，便直接答道：“主席还是把牙补了好，对您的健康长寿有好处。”
毛主席听罢，笑道：“那你说该怎么补，请你给我补一下？如果你不补，那只能等牙科在一万年以后能再进步一点，可我就受了苦哟。”
这下，韩先楚明白了毛主席的良苦用心。老人家是用“补牙”这个例子来说明部队出了问题，那就必须要立刻解决，否则，后患无穷。
这里，毛主席用了“一万年”，而老人家曾经说过“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如此，韩先楚将军为自己的不满情绪感到羞愧万分。不过，毛主席知道这位爱将的脾气，并没有对他的情绪感到不快。
1973年12月22日，中央军事委员会正式下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调动必须在接到命令的十天内完成，并且，司令员们只能从原军区带走10名老部下，以协助自己在新军区的工作。
接令后，韩先楚等八位将军没有丝毫拖泥带水，坚决执行了命令
新岗位
命令颁布当日，李德生将军便立刻向总政进行了工作移交，随后，陪同新到任的陈锡联将军参加了北京军区的干部大会。
12月26日，李将军只带了一名警卫参谋和一名秘书，从北京直飞沈阳，接替陈将军的沈阳军区司令员之职。一路上，他已经开始思索如果巩固我军在东北地区的防御体系。
陈将军在陪同李将军到沈阳交接完工作后，立刻返回北京，并开始亲赴北线勘察地形，部署华北防御。
陈锡联上将
许世友将军一向以雷厉风行着称。在接到对调命令的第一时间，他就从南京直接飞往广州。在任上，他除了狠抓部队建设，还按毛主席的指示，多读书，读好书，尤其是《红楼梦》，毛主席让他看五遍。
许世友上将和毛主席
与许世友将军对调的是丁盛将军，在抵达南京后，他立刻投入工作，并在一个月内，就推行了首长值班等一系列加强战备的制度。
丁盛少将
12与23日，杨得志将军赶回济南后，立即召开了军区常委会议，并安排了交接工作。26日，他抵达武汉履新。武汉是我国腹地的关键战略交通枢纽，意义重大。所以，杨将军在上任后，便开始整军备战。
与杨将军对调的曾思玉将军在离开武汉前，发现有几件外宾送给他的礼物也在打包，准备装车。他立刻命令搬了下来，嘱咐道：“这是外国友人送给武汉军区的，不是送给我个人的。”
1973年12月26日，杨得志上将（左）与曾思玉中将（右）两位老战友在机场握手告别
抵达济南后，曾将军在狠抓部队整训的同时，把海岛防御作为战备工作的核心重点，并提出了合理的防御指导思想。10年之后，他带头打破“领导终身制”，主动“裸退”，把领导岗位让给了更年轻的将领。
皮定均将军从朝鲜回国后，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福州军区司令员。这次对调，可谓是“故地重游”，对很多情况都很熟悉。从兰州军区回到老岗位后，他以一如既往的雷霆作风，从严治军。可惜的是，在到任的3年后，将军因直升机失事而殉职。
皮定均中将
韩先楚将军在战争年代就有个响当当的外号~“旋风司令”，所以，调令一下达，他二话没说，立即举家赶赴兰州就任。
地处西北的兰州军区有800多公里的边防线，地形和气候都十分恶劣，在福州和台风搏斗了13年的韩将军到此之后，又开始和当地的“黑风”展开了较量。
1974年春节刚过，他就不顾沙尘暴和严寒，到边防线一个哨所、一个哨所地视察工作，并以大量一手资料为基础，主持完善了军区的防御体系。
韩先楚上将视察军区边境战备工作
如此，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工作顺利而圆满地完成。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这对稳定国家局面起到了非常积极作用，也为日后部队高级将领交流的制度化提供了优秀的范例。
尤其是八位司令员在这次“大考”面前，丝毫没有私念，而是全体步调一致地交出了一份令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这也为我军全体指战员做出了表率，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将军们不愧是毛主席的好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