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向中央汇报了西北野战军的人数情况。
在电报中，彭总这样写道：
“我军概况：现有九万五千人（警四旅改为十二师，四千人在内），一二两军五个师，每师平均七千八百余人（师编制），三军七师近八千人，九师不到六千人，四军三个师多者五千人，少者四千人，六军两个师各五千人。刻一九四八年全军伤亡四万二千九百七十余，其中被俘失踪逃亡九千人，干部占一万一千人（班级占六千余人，连排级近四千人，营级以上及医务人员等一千人），伤愈归队者已有两千余人。经过冬季整训，干部已补齐，预备干部有四千余人，党员占全军比例三分之一强……
相比于兵强马壮的三野和四野，第一野战军的规模较小，编制也非常小。
除此之外，彭德怀还在这个电文中提到一个极其“古怪”的现象，那就是由一支纯粹由北方人组成的部队，变成了一支“完全的南方部队。”
一、西野的扩军难题1947年，蒋介石对陕甘宁解放区进行了“重点进攻”，胡宗南25万大军大军压境，大有踏平陕北之势。
作为军委副主席的彭德怀临危受命，他召集留守于陕北的诸部队，组建了西北野战军。从部队构成来说，仅有第一纵队和教导旅，新编第四旅、警备第一、第三旅共1.7万余人。后来到处扣扣搜搜，也只扩充到2个纵队、6个旅的2万多兵马。
这些部队的构成主要是陕北地区的农民和晋绥军区的山民，大多是北方人。然而随着战争的持续发展，西北野战军的人员构成却出现了奇异的变化。
彭德怀在电报中写道：
“（我军）绝大多数是四川人，基本上已成为南方军队。”
由此可见，西北野战军不仅被“替换”成了南方部队，更是变成了一支名副其实的“川军”。
要知道，西北野战军主要在广大的西北地区活动，从未打到过四川。而在三大战役以及渡江战役之前，四川一直是国民党稳固的后方，西北野战军根本没有在四川招兵买马的条件。那么西北野战军到底是如何从“秦军”转化为“川军”的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谈谈从战争开始以来就一直困扰着彭德怀以及其麾下的西北野战军的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扩军难”。
相比于其他野战军，第一野战军虽然部队序列靠前，但规模却一直扩大不起来。一野建军之时，全军仅有15万人。而反观四野，光一个军就有4个师，整整5万人马。也就是说，一野的总人数还不如四野、三野的一个兵团。
一野不仅比不过三野、四野，甚至连华北野战军也比不过。因为华北野战军刚刚挂牌建军之时，就已经有了24.5万人马，两者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西北野战军规模虽小，担子却很重。大西北地区盘踞着多个国民党军势力，其中较大的有从属于中央军序列的胡宗南集团，占据青海的马步芳集团以及虎踞宁夏的马鸿逵集团。正规军再加上地方部队，有将近50万人马，是国军中重要的预备队。
彭德怀和西北野战军的任务是拖住胡宗南集团，使之不得东向支援东北、华东以及中原的国军。同时，西北野战军还必须掩护在陕北的千沟万壑中转战的毛主席以及党中央。彭总可谓是一肩挑两担，哪一担都不能放松。稍有差池，整个解放战争就有可能全盘皆输。都说绝境看彭总，果不虚言。
由于西北野战军的兵力实在太少了，因此彭德怀总是想尽办法以扩张部队，但结果却均不尽如人意。
二、里无粮草，外无援兵
首先，彭德怀所依靠的大后方实在太穷了。陕甘宁边区的人口有150万人，地方是辽阔山多，人口分散，物产贫乏至极，交通工具极其落后。当地农民别说是养军，连养自己都困难，更别说扩军了。
因此，党中央将陕甘宁边区和贺龙的晋绥军区结合了起来。彭德怀负责当“韩信”，转战于大西北；而贺龙则改行当“萧何”，给钱给粮给人给枪给炮。虽然贺老总的后勤工作做得十分给力，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晋绥本身也是非常穷困的地区。就像一个干瘪的柠檬，捏得再紧也榨不出几滴汁水。
因此仅仅凭借“自力更生”，是无法完成西北野战军的扩军任务的。因此，西北野战军想要扩大，就必须借助友军的支援。
因此中央军委决定将陈赓纵队派往西北，若此计成形，无疑会给西北野战军带来一个巨大的提升。
在我军之中，陈赓的地位相当突出，他精明强干、思维缜密，打起来仗来天马行空。解放战争开始后，陈赓打了一连串的大胜仗，其战绩与华东的粟裕不相上下。在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毛泽东曾两次向全军表扬陈赓，而这种待遇曾经只有粟裕享受过。
早在抗日时期，彭德怀和陈赓就是老相识、老搭档。彭德怀脾气火爆，而风趣幽默的陈赓则正好与其互补。太岳纵队中，有周希汉、陈康、查玉升、李成芳等一干猛将，彭总帐下兵微将寡的窘境也必将得到改善，可谓是一举多得。
然而可惜的是，最终陈赓还是没有被派往西北。相比于东北、华东以及中原战场，西北战场偏居一方，是一个较为次要的战场。解放军本身就筹码有限，无法向这个区域投入更多兵力。
与此同时，毛泽东已经决定向国民党腹地发动反攻，而陈赓集团也是我军之中少有的几个机动兵团。既然攻守已经易势，毛泽东认为与其让陈赓留在陕北保护党中央，还不如让陈赓攻出去。
因此毛泽东取消了前议，而是让陈赓带领八万大军，与刘邓、陈谢两大集团挺进中原，和蒋介石争天下。而这样一来，就只能“苦苦”彭总了。
截至1947年9月，西北野战军只得到了有限的扩编，原西北野战军加上晋绥军区第三纵队以及陕甘宁的一些地方部队，彭德怀手下也不过只有7万多人马，兵微将寡的局面依然没能改善。
西北野战军不能就地征兵，也不能依靠域外力量之补充，他们所能凭借的，只有彭德怀出神入化的指挥能力了。
然而在彭德怀面前，作为“天子门生”的胡宗南连一回合都撑不过。胡宗南占领延安还没能得意多久，彭总就连续打出了青化砭、羊马河与蟠龙镇这三大战役。
彭总凭借着陕北地广人稀、千沟万壑的地理条件，将主力隐藏于群山之中，然后以小部队伪装主力，调动敌军，分化庞大的敌军集团，然后将落单的敌人一举消灭掉。
在短时间内，国民党整编31旅、135旅以及167旅相继覆灭，损失1.4万余人，而我军仅损失2200多人。
彭德怀精妙的指挥艺术，打怕了胡宗南，于是只能采用一个笨办法，即“方形战术”，就是将自己的数十万大军，组成一个方圆数百里的“大方阵”，在陕北的沟壑之中缓慢地前行。然而这种极端笨重的战术，对西北解放军根本不起作用。胡军只能被我军牵着鼻子漫山遍野地乱窜，晕头转向，饥渴疲惫。
不久后，胡宗南军便只能固守于少数几个据点，成为了惊弓之鸟。只要胆敢走出据点，就有可能遭遇西北野战军的包围以及歼灭。在沙家店战役中，彭德怀巧妙设伏，全歼钟松的36师，毙伤俘敌1.5万余人。
1948年2月，彭德怀在宜川、瓦家店地区设伏，全歼胡宗南主力部队——第29军，军长刘戡被迫怀雷自尽。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彭德怀仅用一开始的2万多兵力，全歼胡宗南集团的11个旅，共10万余人。
但正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虽然西北野战军战绩辉煌，但是损失却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就涉及到部队补充的问题。
既然不能就地征兵，也不能求助于域外支援，彭德怀只能退而求次，从俘虏方面入手。因此打从一开始，西北野战军就在大力吸纳“解放战士”。而这些解放战士，大多数来自于胡宗南集团。
三、秦军变川军，彭德怀也很忧虑
西北野战军初建之时，胡宗南集团真可称得上兵强马壮。属下拥有4个集团军、10个整编师、2个整编旅、55个步兵团，以及若干特种兵团共25.6万人。其中有不少部队都装备有美械装备，可谓是“国军精华”、“大有可为”。
抗战初期，胡宗南本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在淞沪会战中，胡宗南率领第一军与日寇殊死拼杀，在敌人的舰炮以及空袭之下，几乎伤亡殆尽，甚至胡宗南本人都要拿着冲锋枪上阵杀敌。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胡宗南便被调往了西北。原来蒋介石眼见八路军在敌后发展迅速，心里大为恐慌，于是任命胡宗南为34集团军的副总司令，让其镇守西北。临行前，蒋介石对胡宗南“面授机宜”：
“东御日寇，北制共产党，西防苏俄，内慑回马。”
到了西北后，胡宗南手下诸部队得到了兵源的补充，而作为大后方的四川，则成为了胡军主要的兵源地。正因为如此，胡宗南手下的部队逐渐转化为一支由四川人组成的队伍。
因此我军大力吸纳胡宗南俘虏兵，无疑会加速我军兵力构成的转化。到了解放战争后期，西北野战军绝大多数部队都已成了俘虏兵。
彭德怀在给中央的电报中写道：
“俘虏兵约占全军百分之八十，连队比例更大，班长绝大多数是俘虏兵，排长副排长亦近半数，连长指导员各军中均有个别，绝对多数是四川人……”
时任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政委廖汉生也回忆：
“解放战争开始前我纵三五八旅、独一旅的战士基本上都是根据地入伍的子弟兵。后来随着战争发展，一方面大量减员，一方面俘虏了大批敌军士兵，而在人烟稀少的陕甘宁和晋绥边区兵员困难，新成分的补充从过去主要靠子弟兵变为几乎全部从俘虏兵中解放入伍。解放兵在全纵各连的比例平均占到60%以上，有些连队占到80%。”
西北野战军有如此之多的“解放战士”，彭总是否担心镇不住呢？说不担心是不可能的。
相比于直接参加我军的革命战士，“解放战士”一开始在思想觉悟上都要差上一筹。一旦战事不利，拖枪逃跑、甚至杀害伤员之事一直屡见不鲜，而这一点在各大野战军中都有体现。
西府战役后，余秋里就曾彭德怀报告了这样一件事。他的麾下有名战士，叫做路新理，是蟠龙战役被俘入伍的。他一见夜间行路，就说怪话：“钻山沟，走夜路，和土匪一样”。发了一顶新帽子，因为样式不好看，他见没人就扔在地上踩，边踩边骂“什么破烂玩意，老子才不戴”。打了仗，俘虏了其他国民党兵，他上前就声色俱厉地乱骂：“你拿的是枪，又不是木棍，为什么不抵抗就投降了？”
彭德怀听了余秋里的汇报，眉毛拧成了一个“川”字：“还有这等事啊！”
事实上，像路新理这样“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解放战士为数不少，他们“吃谁家粮就当谁家兵”的思想特别重。彭德怀很担心若有国民党军官混在部队里，串通一些国民党俘虏战士，来一场“兵变”是完全有可能的。
彭德怀不仅仅一个能够攻城拔寨的大将，同时也是一个擅长政治工作的政委。否则毛主席也不会让彭德怀将司令员和政委的职务一肩挑。
彭德怀思考了整整一夜，然后召集了所有旅以上的首长，布置了“三查三整”的整军运动。该运动以诉苦为突破点，让干部战士彻底认清反动派的剥削统治，让解放战士们明白，他们是为何而战。而解放战士，也多为苦出身，对于“诉苦”教育特别有共鸣。
在诉苦会上，讲话的战士声色俱厉、泪流满面，台下的战士也哭成了一团。而这也使“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一再在战士们中间响起。
通过整军运动，西北解放军来了一次“大提纯”，不仅团结了解放战士，而且还将解放战士中的坏分子全部剔除，西北野战军的凝聚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西北野战军人数虽少，但战斗力很强，解放战士哗变问题也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
三大战役之后，党中央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彻底解决第一野战军的规模问题。太原战役后，华北第18、 19兵团相继加入第一野战军，第一野战军很快由15万人扩充到34万人。
有了兵力的扩充，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诸匪就更不是问题了。彭德怀首先在扶眉战役中全歼胡宗南主力，随后移兵兰州，彻底摧毁了青海马家军。宁夏马匪见状，只好“不战而降”。
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兵少，彭德怀能打胜仗；兵多，更能打胜仗。解放战争结束后，彭德怀移师东北亚，手握志愿军百万强兵，最终逼退了强盛而不可一世的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