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大火疑案（中）
三、关东军的“黑荔枝”
调查所获得的情况如下——
三起火灾的受害人，“进财饭馆”老板韩大中、“慈源堂”中药店老板俞天香和依盛胡同关老爷子关博胜素不相识，从来没有任何交往；三人长期以来跟外界也向无过节，关老爷子的儿子中虽有当街头混混儿和小报记者的，肯定得罪过人，可是那俩小子都无黑道背景，所谓的得罪也就不过点到为止，谈不上结下不共戴天的梁子，故而不可能为了报复儿子而冲关老爷子下手。民警调查了韩、俞、关三人的社会关系，由于他们都不是混过江湖的人，所以跟旧社会道上的人物均无来往，而跟他们交往的那些人中也找不出一个同时认识这三位的。鉴于上述原因，可以初步排除遭人报复的可能。
再看敌特分子纵火搞破坏的可能性。从社会影响来看，即使百年老店“慈源堂”也就不过一家中药铺子，烧了也就烧了，并不影响病人买药，长春市里中药铺子有的是。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如果敌特分子对社会搞破坏以期造成影响，凭他们那套神出鬼没的纵火手法，为何不对医院、银行、火车站或戏院、电影院等公共娱乐场所甚至政府机关下手呢？那岂不是能够造成更大影响吗？因此，专案组认为案犯似乎并不是敌特分子。那么，究竟是什么人作的案呢？目的又何在？这个，专案组暂时无法作答。
10月25日，消防部门经过分析、试验，终于找到了三起火灾的起火原因：案犯使用的是一种自动纵火装置。这种装置以某种化学磷为原料，盛放于经过专门处理的有防潮作用的容器内。由于磷极易自燃，所以这种装置在保存和运输时必须置于水中，作案时从水里取出，放置于选准的位置，两分钟后就会自动燃烧。盛放磷的特制容器在起火后燃烧殆尽，不留一点儿痕迹。这种自动纵火装置由日本关东军“轻火器兵工研究所”研制，配备给侵华日军用于特工活动。
专案组接到消防部门的通报后，颇感吃惊。因为这样看来，案犯应该跟敌特组织有关，这就推翻了之前的判断，而这个判断是全组五名侦查员一致认定的。于是，大家聚拢来再议，可议来议去也想不通：如果确是敌特分子作案，那其目的就是破坏新生的人民政权，通常说来，应该选择政治影响和实际破坏性都比较大的目标下手，可这三起纵火却选择了饭馆、中药店铺和普通民居，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纵火那主儿脑子进水啦？
讨论到最后，大伙儿说先甭管案犯脑子进不进水，咱就循着这条线索往下分析出个道道儿来，然后直接追查案犯线索吧！于是，侦查员就去向消防部门请教，案犯的这种自动纵火装置是如何获得的。人家的回答是，关东军“轻火器兵工研究所”制造这种装置的车间在大连那边，但长春有该所的一个仓库。日本投降时，苏军进驻长春，日军的所有物资全部落入苏军之手。但是，不排除在日军投降前后的混乱时期散落于民间的可能。消防部门的这一说法基于当时其他军火如枪支弹药、手榴弹甚至炮弹也有一部分散落民间这一事实。至于大部分这类装置的去向，这倒是比较确定的：苏军撤离长春时，已将这些装置全部拉至郊外苏家屯销毁了。
专案组几位议了议，认为可以找到与那个仓库有关的日本人调查是否有自动纵火装置流散的情况。不过，长春的日本人大部分已被遣返回国了，留下的基本上是女性，都是在苏联红军大军压境的紧急关头为保自身安全嫁给当地老百姓的，这类女子自然不会知情。那么，上哪里去找知晓当时情况的日本人呢？组长余曦山说，公安局关着一些日本战犯、特务，他们中应该有人知晓这一情况。
侦查员直奔公安局看守所，了解到那里关押着的日本人里有—个名叫今屋三郎的关东军特高课中佐。今屋三郎战前系日本国内的大学工科教授、化学专家，侵华战争开始后应征入伍，派往“关东军轻火器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自动纵火装置就是他发明的。1945年8月9日，苏军出兵东北，今屋三郎本应到大连随军撤退，不巧上一天他正好去长春看望一位朋友，结果在长春落网。
于是，专案组侦查员提审今屋三郎，询问自动纵火装置和关东军长春仓库的情况。今屋三郎向侦查员介绍了自动纵火装置的燃烧原理，特别指出该装置的特制外壳中有助燃添加剂，一旦起火，火焰会呈喷射状向四周发散，磷粉中夹带着胶状物质，具有沾黏性，火焰喷到哪里沾黏到哪里，火势得以迅速扩大。那么，这种装置的外形是怎么样的呢？今屋三郎说有几十种形状，就大小而言，大到行李箱小至核桃，有些为执行特别使命特制的仅有珍珠大小。至于名称，则唤作“黑荔枝”。今屋三郎见侦查员脸上露出不解的神情，解释说首批研制成功的自动纵火装置，其型号是“CT001型”，外形酷似荔枝，颜色是黑的，于是就以“黑荔枝”命名。后来根据需要研制出了多种型号形状各异的自动纵火装置，名称一律是“黑荔枝”。那么，长春仓库存放了多少“黑荔枝”呢？今屋三郎摇头，说他只知道有这么一个仓库，但仓库并不归研究所管，而是属于长春日军宪兵队管辖一
侦查员继续查关押名单，发现有一个叫松尾明德的宪兵队少佐，于是提出来讯问松尾也说他知道有这么一个仓库，但不归他管侦查员让他知道多少就说多少、松尾说，该仓库早在1939年就已存在，刚开始时管理得特别严格，是被长春日军划人“特种目标”与关东军司令部一样进行警戒的。后来渐渐松懈，到1945年8月投降前，那里的警戒部队已经换成了伪满军队，只派了两个日本宪兵在那里监督。
专案组调查那两个日本宪兵的下落，没有结果。于是改查在仓库执勤的伪满汉奸，几番打听，终于找到了一个当时在该仓库担任外嗣警戒的伪满士兵王滨。据王滨说，该仓库确实戒备森严，光围墙就有三道，分成三个院落，仓库在最核心那个院落的地下。负责警卫仓库外面两个院落的是一个排的伪满部队，里面那个院落有足球场那么大，空落落的就耸立着一座两层日式小洋楼，楼内待着两个日本宪兵和两条狼狗。苏军占领长春的前两天，那两个日本宪兵带着狼狗离开了，接替他们的是三个中国人——供职于长春日军宪兵队的汉奸成光第、刘珉和陈秀三。成、刘、陈三人之前大约半个月就曾几次来过仓库，估计是根据日军的安排来做仓库交接工作的。这三位抵达后的次日，召集警卫仓库的伪满士兵开了个会，每人发了两枚银元，准备向苏军投降，然后遣散，各自回家。两天后的晚上，苏军占领了长春。次日上午，苏军包围了仓库，伪满士兵缴械投降，成光第等三人当场与伪满士兵一起被就地遣散。从此，王滨就再也没见过成、刘、陈三人。
10月29日晚，专案组对上述调查情况进行了讨论，决定找到成光第、刘珉、陈秀三三人，向他们调查在向苏军交出仓库前是否擅自取过自动纵火装置。
这项调查进行了两天，争案组五名侦查员全部出动，先从市公安局保存的一年前长春解放伊始国民党党政军宪特、伪满汉奸、反动会道门骨干在市军管会登记的材料中寻找到了三个调查对象中的两个——刘珉和陈秀三。那两位自日本投降后就赋闲在家，第二年一个开了一家小面馆，另一个去了亲戚开的煤球场当会计，长春解放后他们曾被公安局收容审查，没发现有血债，还有检举揭发的立功表现，所以网开一面关押了半年就都放了出来。侦查员登门时，刘珉已经染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眼见得过不了1949年最后的两个月了。陈秀三倒没啥，还是在煤球场做会计。
日军占领东北期间，刘、陈两个因为都会说日语，被日军宪兵队聘为翻译，到日本投降前三个月，由于长春日军数量已经大为减少，翻译多出来了，宪兵队就把两人分派到便衣队第四组当了特务、刘、陈对如何做特务一窍不通，而当时的形势对于日军来说，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举办特丁训练班，他们两个就在便衣队混日子。第四组的组长是日本人，副组长是中国人，就是成光第。成光第原本由于工作关系跟刘珉、陈秀三比较熟，所以对他们很优待，三个月内没有给他们派过任何差使，最后，成光第受命进驻仓库，就叫上了刘珉、陈秀三。那么，后来成光第去哪儿了呢？怎么市公安局的登记材料里没有他的名字呢？刘、陈说成光第已经死了，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刘珉知道得比较详细，便一五一十说了一番——
苏军占领长春后，成光第不见影踪，刘珉以为他回河北河间的家乡去了。次年春天4月中旬，解放军第一次解放长春。没几天，成光第突然出现在小面馆老板刘珉面前，一副生意人打扮，出手很是阔绰？刘珉问他在哪里发财，他说去了北平，和朋友一起合伙做生意，这次来长春是想摸摸药材行情，考虑进些货运到北平、天津去卖。成表示想住在面馆的后院，刘自然同意。之后，成光第就天天早出晚归，忙碌得紧，不知在干些什么。到了5月23日，解放军撤离，国民党军队随即占领长春，成光第忽然摇身一变神气起来了，竟然穿着国民党陆军制服，佩戴少校衔章。他告诉刘珉说他早就是“军统”特工，奉命打入长春日本宪兵队从事地下工作。日本投降后，他经北平去南京，向局本部汇报这些年的工作情况，得到戴笠的接见，并晋升为少校。这次，他奉命前来长春从事情报工作，等候国军“光复”：如今，上峰任命其担任长春警备司令部侦缉队副队长。在刘珉看来，成光第还是念旧谊的，说老刘你这小面馆开着也没啥意思，倒不如关了门跟我干吧，我保证不会让你吃亏。刘珉知道自己不是干那一行的料，就婉言谢绝了。
事后刘珉暗自庆幸，幸亏没跟着成光第干。担任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队长的查老贵是胡子出身，心狠手辣，他手下一些心腹土匪跟着他也干起了侦缉活儿，作恶多端，民愤甚大。科班出身的正牌特工成光第心里很是不爽，他也想拉一批人树立自己的威势，跟查老贵分庭抗礼。于是就去向警备司令部督察室陈情。督察室是由“军统”(当时已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的人把持的，自然站在成光第一边。1947年春天，成光第身边已经有了一批死党。正当他准备跟查老贵摊牌的时候，一天晚上，在出席一位朋友的婚宴回家途中失踪了。过了一天，成光第的尸体在南门护城河里浮了起来。侦缉队、市警察局立刻对其死因进行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酒醉后失足落水而亡。
当时，包括警备司令部督察室在内的许多人都怀疑这是查老贵下的黑手，情况通过“保密局”长春站汇报至南京，毛人凤下令调查。但当时的警备司令是偏袒查老贵的，而且警备司令部并不归“保密局”指挥，因此根本不把毛人凤的命令当回事。“保密局”方面来明的不成就搞暗的，趁警备司令去南京开会的时候，由督察室出面设了—个局，诱查老贵钻了进去，随即将查和三个心腹逮捕，严刑拷打，但所获口供表明查老贵确实跟成光第之死无关。成光第的案子就这么不了了之。
侦查员向刘珉、陈秀三详细了解了情况后，认为不能排除成光第在日本投降前执掌仓库大权的那两天里盗取部分“黑荔枝”的可能。因为据刘、陈说，当时长春日军宪兵队是给成光第配备一辆小吉普的，那两天里，成光第曾驾车出去过几趟。至于车上是否载了“黑荔枝”，那就不清楚了。而掌握着地下仓库钥匙的成光第如果想要盗取“黑荔枝”那是很容易的。于是，专案组就决定追查成光第生前在长春的居住地以及亲朋好友，指望能够顺藤摸瓜查到“黑荔枝”的线索。
查了三天，侦查员们发现成光第的日常生活倒也真具备接受过正规训练的正宗特工的特征。1942年，经伪满一个高级官员的介绍，成光第进入长春日军宪兵队当了便衣特务。他单身一人，没有家小，对外称尚未婚娶，也确实没有人听说过他有家庭。至于住宿，他在日军宪兵队供职期间一直是住在宪兵队宿舍的。那是位于宪兵队司令部后面的一处大院，门口有日军士兵站岗，进出凭定期更换的出入证，无证人员哪怕是家眷也一律不准通行。成光第的日常社交基本等于零，侦查员调查到的十七个跟成光第同过事的日本特务和中国特务，都没听说过他有什么关系特别密切的朋友或结拜弟兄之类。前面说过的刘珉，已经算是和成光第交往比较多的人了。
专案组分析，假设成光第在苏军占领长春前那两天里盗取过“黑荔枝”，那他把盗取的“黑荔枝”藏于何处呢？根据上述调查，他是没有地方藏的。难道说他干脆把“黑荔枝”藏到其宪兵队的宿舍里了？于是就去市局档案室查找接管旧警察局时封存的日伪档案，在一个贴着“长春日军宪兵队”标签的麻袋里找到了一本脏兮兮的“宪兵队宿舍出入登记册”，上面记载成光第是在苏军占领长春前三天离开宿舍的，至于何时返回，上面没有记载。宪兵队宿舍的出入登记册一直记载到苏军占领长春的次日，也就是说，成光第在有条件盗取“黑荔枝”的那段时间里并没有返回过宿舍。因此，专案组认为可以排除成光第盗取“黑荔枝”的可能。
对于成光第的调查就进行到这里了。情况是查明了，可线索也就此断了。
四、饺子馆冒出了黑烟
11月4日，专案组开会讨论案情，众侦查员分析，既然通过追查“黑荔枝”来侦破纵火系列案的路走不通，那就只好走另一条路了。在10月19日第一起火灾发生时，这条路中华区分局已经指示红旗街派出所走过了，即调查现场目击者，指望从目击者那里查摸到案犯的蛛丝马迹。五个侦查员分成三拨，分别走访了“进财饭馆”、“‘慈源堂”中药店和关博胜及其邻居。
专案组长余曦山负责走访“进财饭馆”。他先去了红旗街派出所，向之前调查火灾的小黄、小吕了解情况。马所长听说专案组打算重新调查，就指令黄、吕两人协助。于是，三人用了一天多时间，把之前调查过的那些对象重新走访了一遍，还见了因烧伤比较严重而入院治疗的饭馆伙计小王。询问了解一番后，并没发现新的内容。于是，余曦山这一路调查就无功而返了。
第二路对“慈源堂”的调查由侦查员倪紫平、王龙负责。两人把“慈源堂”的老板、店员集中起来开了一个座谈会，询问那天到药铺来领取免费发放的“清热解毒百宝丹”的人中是否有大家认识的，列出一个名单，一一见面、询问，但没有人能够提供与火灾有关的线索。留在他们脑子里关于着火的记忆，跟“慈源堂”的人是一样的，都是柜台底下突然冒烟，随即着火。
第三路调查关宅的侦查员是关四海和贾保仁。贾保仁是吉林市人，少年时曾在长春“源顺粮行”当过三年学徒，因此对长春比较熟悉，还能说一口长春本地话。凭着这点，他们跟关博胜以及邻居比较容易沟通，竟然查摸到一条线索：关老爷子家起火前，曾有一个穿黑色呢子风衣的女人在依盛胡同出现过。
依盛胡同位于北海公园附近，当时还是长春市的偏僻位置。这是一条长约不到百米的胡同，东西走向，两头都通，有四五十家住户，而且都是至少已经在此待了两代的老住户，因此互相之间都熟悉。这样的住户成分构成，对于治安来说至少有一个好处：胡同里如果出现陌生人，容易给住户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专案组获得的这条线索，是住在巷尾的郭家老太太发现的。郭老太太七十岁，家里的人员构成比较简单，她和老伴就生了一个儿子，是个兽医，已经五十挂零，老伴在日本投降那年死后，儿子就升格为“老郭”了。那个年代的人结婚早生育也早，老郭这时已是爷爷了。老郭的儿子、老太太的孙子小郭与其妻都是小学教师，这天和老郭一起}“门上班去了，家里剩下郭老太太、老郭的妻子翠兰和老太太那个宝贝疙瘩、年方三岁的重孙子，翠兰一辈子没丁作，当时称为家庭妇女，如今叫作全职太太，负责操持一应家务，郭老太太则负责照看重孙子。
那天上午十点钟不到，郭老太太带着重孙子去邻居家串门出来，一抬眼看见前面五六米处走过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身穿齐膝黑色呢子风衣，头上戴着一顶红色绒线帽，肩上挂着一个被郭老太太形容为“马褡子那样的包包”，浅绿色的，长约尺半，那女子步履匆匆，听见身后郭老太太出门的声音，脚步更急了。郭老太太当时也没往别的方面去想，但她觉得看背影那应该是一个青年妇女，料想是过路人。郭老太太带着重孙子往回走，是与那个女子此刻行走的方向相反的，走到关老爷子家的围墙外时，看见墙根有一摊水=老太太当下就寻思是谁撒尿了，不禁恼火。因为依盛胡同向有规矩：胡同里不准撒尿，免得到了夏天太阳一晒臭不可闻。再一细看，发现那尿水是直接撒在地面上的，墙上没有，于是就断定这泡尿是刚才那个女子撒的。这时，孩子嚷着要喝水，郭老太太不敢怠慢，赶紧往家里领。刚进家门，外面就传来了“救火”的呼喊声。
专案组对郭老太太提供的情况作了分析，认为那个女子是纵火嫌疑人的可能性甚大，理由是：按照郭老太太所说的那个女子的穿着打扮，该女子应该不是那种被内急逼得在胡同里就地解决的人(侦查员特地在依盛胡同附近察看过，该女子进来的那个胡同口有厕所)。因此，关宅院墙外郭老太太看到的那摊水，应该是盛装“黑荔枝”的容器里用来防止“黑荔枝”白燃的清水。嫌疑人把盛放“黑荔枝”的容器放在被老太太称为“马褡子”的那个浅绿色包包内，取出“黑荔枝”投掷进关宅院子后，容器里的水当然用不着了，于是就随手倒掉，然后赶紧溜走。经过郭老太太串门的那户人家时，背后传来了开门声，她生怕被人察觉，赶紧加快脚步逃之天天。
于是，这个女子就被定为犯罪嫌疑人，专案组决定去依盛胡同那边调查是否还有其他人看见过这样—个女子，指望能够撞上好运，获得些许线索好往下追查。11月5日，专案组五名侦查员全体出动，在依盛胡同方圆一里范围内进行访查，整整忙碌了一天，一共找了上百人询问情况，竟然没有一个人见过那么一个女子。这天，气温骤然下降，寒风呼啸，继而下起了雨夹雪，把大伙儿冻得够戗。返回时正好在市局大门口遇到了于克局长，于局长一看状况就说你们挨冻了，赶紧喝姜茶驱寒，晚餐搞好些，补充些营养。说着，就走进门卫室往食堂打电话，让给专案组准备姜茶，搞几个好菜，弄点儿白酒。这在当时算是一个难得的优厚待遇。侦查员们喝酒时犹在讨论案情，认为目前定下的侦查方向应该没错，决定明天还去依盛胡同查访目击者。
次日上午，侦查员刚要出动，于克局长来看望大家了。前面说过，于局长是内行，他听取了关于侦查情况的汇报后，说你们的工作思路是对头的，具体应该怎么进行，你们自己决定就是，有什么困难随时可以找我解决。于克局长离开后，专案组直奔依盛胡同。自行车刚踩到那里，还没下车，背后一阵儿摩托车引擎声响，秘书科的小钟驾车疾驰而至。大伙儿便知道有急事儿了，都是老公安，头脑里不约而同地冒出了一个猜测：莫非又发生纵火案了？
小钟一开口，果不其然：第四起纵火案发生了！
第四起纵火案是一起未遂案件。宽城区天智街有一家“名相饺子馆”，三开间门面，两层楼。老板戴名相是陕西西安人氏，原是个游医，不过医技平平，游走江湖三十年还没有扬名立腕儿。抗战胜利那年他来到长春，租了一间门面房，改走江湖为固定挂牌行医。往下的情节就是未经证实的传说了：不到半年，日本投降，长春被苏军占领了。房东是驻长春日军司令部特高课的密探小头目，日军临败退时不知怎么将其一枪给毙了。按说，戴名相租的房子是敌产，被政府没收没商量。可是，当时的苏军不管这事，戴就继续住着。一日，来了辆苏军小吉普，把戴名相扯上车就往司令部拉。怎么呢？司令部有个将军牙痛，吃了止痛片不能解决，请牙医看了，牙医说牙齿本身没有问题，不损不蛀，要想不痛，还得吃止痛片。苏联人不笨，随即想到了中医，于是就上街寻找，结果找到了戴名相。戴名相纵然医技平平，但也知道这是内火上升，于是就给将军开了祛热清火的中药，反正人家付钱，什么药贵重就用什么药，连羚羊角也用上了。如此不计费用地治疗，自然有奇效，只隔了六小时，病情就有明显好转。苏联将军大喜，问戴名相有什么困难需要他们帮助解决的，戴灵机一动就提了个要求：现在的诊所兼住所是敌产，你们离开后，中国政府要收掉的，那我就没有地方住了。将军说这有何难，既然是敌产，那就由我们没收了分配给你戴先生就是了。于是，戴名相凭苏军司令部的一纸证明拥有了自己的房产，就想装修一下。没想到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施工时竟然在地下挖到了若干金元宝。他干脆弃医从商，购置房产开了一家饺子馆。
饺子馆着火的时候是上午十时多。那会儿正好有一家三口来吃饺子，跑堂把他们引领到底楼里侧角落旁边的一副座头上。夫妇俩商量着点饺子、小菜和酒时，八岁的女儿在一旁踢毽子玩，一不留神把毽子踢到角落里盛放干荷叶(当时外卖打包用的)的那堆箩筐缝隙里去了，急得大叫。跑堂闻声过来把箩筐一个个搬开给她寻找，毽子没找到，却看见地上有几个黑乎乎的状如荔枝的物件，不禁觉得奇怪。正寻思这是啥玩意儿时，忽见那东西开始冒烟了。跑堂以前曾是民间消防组织救火会的成员，具备一些消防知识，尽管不知道眼前这东西究竟是什么，但意识到有危险，当即飞奔进厨房舀了瓢水浇在上面。
正好有一个民警路过现场，听见喧哗声过来一看，马上想起市局关于火灾系列案的内部通报，一看地上那玩意儿跟通报中所说的“黑荔枝”八九不离十，便马上招呼跑堂打了一桶冷水来，把“黑荔枝”—个个捡起来扔进桶里浸着。
民警让戴老板报告派出所，自己守住了现场以待专案组前往勘查。派出所报分局，分局报市局，市局秘书科随即指派小钟骑摩托车急往依盛胡同通知专案组。饺子馆经历的虽是一次有惊无险的火警，但南于现场有那个民警在，所以就让停止营业，店员把住门口，所有人不准离开；那个出事的角落，自然已给圈了起来等待专案组前来勘查。专案组侦查员赶到后，先看了浸在清水里的“黑荔枝”，一共有五颗，不敢妄动，余曦山让取来一个干净的大口玻璃瓶，装了清水，用筷子把“黑荔枝”一颗颗夹到瓶里，准备一会儿去看守所清那个日本战犯今屋三郎辨认。
然后，专案组侦查员分别对饺子馆的老板、伙计和所有食客进行询问，不止一个人反映在那一家三口抵达饺子馆之前，有一个穿银灰色缎子丝棉袄、外罩紫色斜纹布连帽夹风衣的三十岁左右的女子坐在那副双人座头上吃饺子，跑堂记得就更清楚了，说那女人是他迎进门的，脚上穿的是一双黑色皮靴子，个头跟他差不多(侦查员特地给他量了量——一米六五)，角落的那个位置是她主动要求的。她要的是一碗三鲜馅水饺，另外，还要了二两白酒，花生米、卤豆干各一碟，吃了大约半个小时，酒菜、饺子全都吃光了。几个食客和跑堂都说，那女人带着一个浅绿色的包包，其外形和依盛胡同郭老太太描述的“马褡子包包”如出一辙：侦查员根据他们几个人的描述，最终弄清楚那是一个皮质的圆底包，包口处钉着多个白铜环，穿着一根小指头粗细的皮带子。几个侦查员谁也没有见过这种式样的包包，为了叙述方便，就据其形状给包包起了个名称：桶包。
那么，这个女子长得怎生模样呢？综合跑堂等人的描述，此女瓜子脸、柳叶眉、樱桃嘴、悬胆鼻——是个美女。侦查员关四海少年时曾在戏班子待过，知道化妆是能改变人的外貌的，于是就问跑堂等人该女子是否化妆了，得到的回答却不一致，有的说化妆过，有的否定。关四海又让他们描述一下她的耳朵——通常化妆是化不到耳朵的，所以耳朵的特征应该是真实的。可是，那几位谁也没有留意到该女子的耳朵长得如何，现场勘查结束后，侦查员倪紫平、王龙带上那几颗“黑荔枝”前往看守所让今屋三郎辨认。今屋三郎一看就认出是他研制的产品“黑荔枝CT001型”。与此同时，另外三名侦查员前往依盛胡同访问了郭老太太，再次向老太太详细了解那个女子的身高、走路姿势和穿着，最后认定十有八九跟今天在饺子馆出现的那个女子是同一人。
专案组分析，嫌疑人使用的“黑荔枝”既然是取白关东军长春军火仓库，那么从目前调查到的情况来看，只有一个流出可能——是成光第所为；而从目前掌握的那个颇有作案嫌疑的女子的年龄、相貌来判断，似乎有理由推测其可能是成光第的情人之类；而从其穿着打扮来看，她应当是一个有点儿经济实力的主儿。之前曾对成光第的社会关系进行过调查，没有发现可疑之处，现在看来，应该对日伪时期成光第在长春的社会关系重新进行一番梳理。
于是，专案组定下了下一步的调查方向。
五、调查三个女人
11月7日，专案组启动了重新调查成光第的程序，第一步先去市军管会社会部调阅缴获的日伪时期的特工档案。档案中记载，成光第是宪兵队便衣队第四组的副组长，第四组一共有十七名特务，其中四个日本人、三个朝鲜人、两个白俄，其余是中国人，组长是日本人杉山，副组长除了成光第还有一个日本人大井。侦查员抄录了第四组成员的名单后，又到市公安局档案室凋取了长春解放后那些应军管会之命前往登记的对象的名单，一对照，找出了尚在长春的六名汉奸特务。这六人中的两人已经不在人世，一个是病亡，一个在长春解放后三个月时被人民政府镇压了。其余四人中，三人已被逮捕，只有一个姓黄的老头儿因无重大罪行且曾营救过抗联地下人员而未受制裁，如今在城隍庙摆摊谋生。
侦查员先去找了黄老头儿，当年成光第在长春是否有情妇，黄老头儿不清楚，但是，他知道成光第经常去南关乐礼胡同的“私立博爱诊所”，不是去看病，而是跟诊所的一个姓潘的漂亮女护士调情，大家都知道成光第在追诊所的潘小姐。
在接着对另外三个在押原第四组特务的调查中，侦查员除了证实成光第跟护士潘小姐的不寻常接触外，还另外查到了被认为与成光第“肯定有那种关系”的两个女人：一个是在安达街柳叶胡同开烟纸杂货小店的于玲珑，另一个是家住二道区的家庭妇女颜小菁。
往下，就是分头调查那三个女人了。这时于克局长根据专案组的需要，下令调派武行地、老完颜、小蒋三人参加专案侦查。三个对象的调查情况如下一
侦查员倪紫平、小蒋、贾保仁负责调查潘姓护士。当年的“私立博爱诊所”早在苏军占领长春后一个月就关了门，主任(也就是投资人)是—个姓张的西医，听说已经回天津老家了，其在天津的住址、职业等一应情况没有人说得清楚。三人议了议，决定去市卫生局调阅日伪时期留下的档案。他们在档案中发现了“私立博爱诊所”于1945年3月向日伪“新京市”(伪“满洲国”时的长春市)卫生局填交的一张表格，上面有诊所医生、护士的姓名，里面果真有一个名叫潘美柳的护士，当时二十三岁，吉林市人，1942年毕业于“新京国立护士学校”。于是，又去市教育局查阅日伪档案，找到了潘美柳的照片和其在吉林市的家庭住址。为稳妥起见，倪紫平等三人拿着潘美柳的照片让黄老头儿及关押在看守所的那几个汉奸、特务辨认，他们一致确认潘美柳就是“私立博爱诊所”的那个护士小姐。
11月10日，侦查员倪紫平、贾保仁奉命前往吉林市调查潘美柳的下落，得知潘在1945年深秋从长春返回家乡吉林市后，在当地一家私人诊所找了一份护士差使，没多久就嫁给了—个商人。那么，现在潘美柳在哪里呢？她正在吉林市公安局的收容大队交代历史问题并接受教育。原来她在长春“私立博爱诊所”工作的那段时期，被国民党“军统”在长春的特工发展为“军统”外围人员，协助“军统”转送情报。这段历史，其实吉林这边没人知晓，但潘美柳看了军管会让有历史问题的人主动前往登记的布告后，就去向公安局登记。因为她并非“军统”正式特务，不过是帮着做点儿事，收些活动津贴，算不上什么严重问题，所以公安局并没有把她怎么样，但收容教育—段时间那是免不了的。
倪紫平、贾保仁在收容大队见到了潘美柳，了解下来得知，当时“私立博爱诊所”是“军统”在长春的一个情报中转点，诊所主任系负责人，成光第收集的情报就是通过诊所转送重庆“军统”总部的。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军统”就把长得比较漂亮的潘美柳作为灯泡，给成光第每月数次前来诊所送情报之举披上了一层“追求潘小姐”的伪装。其实，潘美柳跟成光第并无男女关系。
那么，苏军占领长春前夕，成光第是否往诊所转移过“黑荔枝”呢？潘美柳对此予以否认。据她说，当时由于担心苏军进城时与日军发生巷战伤及无辜，所以早在之前三天诊所就已经停止营业，全诊所八名医护人员带着贵重药品和医疗器械去郊区孙家屯躲避了，住在地主孙老财家，记得还给屯里的几个村民治过病，包括由主任主持的—个阑尾炎手术。他们一行是在苏军进城后第四天离开孙家屯的。倪紫平、贾保仁返回长春后，马不停蹄直奔孙家屯调查。孙老财已在之前的土改中被村民打死了，但其家人还在，还有邻居以及那几个当时接受过治疗的村民，这么些人众口一词，与潘美柳的说法相同。如此，就可以排除成光第将“黑荔枝”藏匿于诊所或者交给潘美柳的可能。
第二路对于玲珑的调查由侦查员王龙、老完颜负责。之前那几个在押的汉奸、特务提供的情况称，于玲珑是在安达街柳叶胡同开烟纸杂货店的，可是，当王龙、老完颜赶到柳叶胡同时，不但没有什么烟纸杂货店，连房屋也没有了，留下的是一片篮球场大小的空地——原来，去年解放军围困长春时，守城的国民党军队为准备打巷战，把巷子里的部分房子拆掉了。这种战时拆房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强拆，不但没有商量的余地，也没有任何补偿。被拆的人家，有亲朋好友可以投奔过去暂时栖身的，就投奔了；没有地方可以投奔的，就只好露宿街头。那么，于玲珑去了哪里呢？侦查员经过一番打听，总算从胡同内未曾被强拆的邻居那里得知她去了火车站附近，不知通过什么法子弄到了一间门面房，仍在经营烟纸杂货。侦查员还顺便了解了于玲珑的其他情况，得知这个女人是长春当地人，长得颇有几分姿色，只是命运不济，嫁了个铁路上做事的职员，没多久丈夫就病死了，遗留下—个儿子，如今该有十一二岁了。至于成光第是否跟于玲珑相好，这个人家可就说不上来了，不是没有留心到，而是因为这个漂亮寡妇的相好实在太多了，经常进进出出的男人走马灯一样令人眼花缭乱。
于是，王龙、老完颜就去火车站那里查访，费了一番工夫，方才打听到于玲珑的下落：患有严重肺结核和晚期梅毒，现在医院苟延残喘。
侦查员在医院病房见到了于玲珑，果然已经病人膏肓气息奄奄，咳嗽连连，说不成一句完整话。王龙、老完颜向其说明来意后，她想了片刻，突然流下了眼泪。干吗流泪呢？原来，成光第确实是于玲珑曾经的情人，于始终认为她的梅毒和肺病都是成光第传染的，并且，成对她始乱终弃，早在日本投降前三四个月就已经跟其断绝了关系。成光第当时是日军宪兵队的便衣特务，别说于玲珑一个小小烟纸杂货店的女店主了，就是长春市里数一数二的百货公司老板也只有讨好他的份儿。
于玲珑这话是真是假呢？因为涉及“黑荔枝”的问题，所以必须查个明白。侦查员又跟她聊了几句，得知苏军占领长春前半个多月，她已经跟纸烟批发行一个叫沈大力的伙计同居了。于是就去找沈大力，那人目前在一家国有工厂当装卸工。了解下来，于玲珑所说的情况属实，那时她确实已跟成光第断绝了关系，而且，苏军占领长春前后的那些日子，沈大力失业在家，日夜和于玲珑守在小店里，如果成光第或者受成委托的其他人来找于玲珑的话，他不会不知晓。这样，也就排除了成光第把盗取的“黑荔枝”藏于于玲珑那里的可能。
第三路对颜小菁的调查，由侦查员关四海、武行地负责。颜小菁出身于长春郊区芝兰镇的一个小康家庭，是家里的独生女儿，初中毕业后到长春当了一名小学老师，二十岁时嫁给了一个名叫朱春风的伪“满洲国”警察。后来，朱春风被长春日军宪兵队抽调过去当了一名便衣特务，分在成光第手下。朱春风出生于科尔沁草原，十六岁才到的长春，因此不但精通蒙古话，而且对蒙古民族的生活习惯极为熟悉。日本人可能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将其从警察局调到宪兵队当便衣特务的，反正才过了半年，他就奉命前往外蒙古刺探情报去了，这一去再也没有消息。宪兵队倒还够意思，每月的薪饷一文不少照发，都是由成光第送上门去交给颜小菁。颜生性风骚，又有几分姿色，成光第一来二去就与其勾搭上了。后来，日军宪兵队停发了朱春风的薪饷，颜也辞去了学校的工作，日常开销概由成负担。苏军占领长春后，因成光第突然“失踪”(前往南京“军统”总部述职)，颜小菁以为成已经被关东军灭口了，生活无以为继，只得又当起了小学老师，并且嫁给了丧偶的校长。关四海、武行地两人就是在她执教的那所小学里找到她的。
那么，成光第在其执掌仓库大权的那两天里，是否去见过颜小菁呢？颜小菁说去过，不过，两人不是在颜小菁家见的面，而是在医院：那几天，颜小菁的父亲患病在“新京市立医院”住院治疗，颜小菁日夜陪护在老爸病榻旁。这个隋况，成光第之前是知晓的，还曾去医院探望过颜父，这次是第二次了。然后就是那个关键问题了：成光第去医院时带了什么东西给颜小菁，颜说什么东西也没带，不过成光第当时给了她父亲十块银元——这在当时也算是一笔不菲的礼金了。
接着，侦查员又去找颜小菁的现任丈夫、小学校长庄亦业。庄与颜的前夫朱春风是邻居兼发小，之前也知道颜在生活作风方面不够检点：朱春风失踪后，庄亦业对颜小菁也十分照顾，常去颜家坐坐，因此跟隔三差五前往的成光第不但认识，而且还比较熟。颜小菁去医院陪护老爸时，把家门的钥匙给了庄一把，托其照料朱春风七十多岁卧病在床的老母亲。因此，庄亦业敢保证那几天里成光第并未去过颜小菁的住所：据学校和邻居反映，庄亦业一贯老实本分，而颜小菁在日本投降后就没再跟成光第有来往，没几个月就再婚嫁给庄亦业，再无其他桃色传闻。因此，侦查员认为这对儿夫妇的话应该是真实可信的。三路调查的结果，排除了潘美柳、于玲珑、颜小菁帮助成光第藏匿“黑荔枝”的叮能一但可以肯定的是，那几起火灾的作案人所使用的“黑荔枝”的确是从日军宪兵队仓库中流出并藏匿于某处的，这条渠道只有成光第才能走通。可是，潘、于、颜三人均已被排除，还有什么人可以帮其藏匿“黑荔枝”呢？
这个问题，一直到案子侦破也没有查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