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盛魁电视剧中有一个剧情，孙文举的父亲孙叔同陪同康熙在归化考察，马儿失蹄刨开了玉泉井。讲的就是康熙攻打准格尔，晋商作为后援支撑了整个战争的故事。在大清朝廷的支持下。晋商开辟了一条从山西，跨越长城，到蒙古库伦，再到莫斯科，最终达到欧洲的一条商道，被称为“北丝绸之路”。清王朝为了稳固边防，也将军队后勤补给交由皇商操办，孙家征召的民夫中王相卿、史大学就在其中。大盛魁的故事也由此拉开序幕。

八大皇商的起家是不光彩的，但是在现实中由于有了朝廷的支持，八大皇商在商界可以纵横天下罕逢敌手，积累了丰厚的财富，依靠这些财富垄断了漠北草原的买卖，同时依托金融手段搜刮吸食草原财富，支差放贷就是晋商在草原常见的金融手段。

支差放贷：草原人吃人的始作俑者

第一次楚古拉大会，准备充分的孙文举提出了支差放贷，所谓支差放贷是一种综合放贷方式，虽说按字面意思是应付官府的支差垫付行为，但是实际上，孙文举提出的支差放贷并不仅仅局限于此。

支差放贷第一层：现银放贷。蒙古王公要定期进京纳贡轮流值班，蒙古距离京城少则千里多则万里，从草原出发人吃马喂，各种花销，蒙古王爷不可能带着牛马羊去抵扣，这时候现银放贷给蒙古王爷是一个击中他们痛点的需求，当孙文举提出支差放贷的时候，蒙古王公是高举双手赞成的。

王相卿最大的对手：孙文举

支差放贷第二层：赊销放贷。所谓的赊销放贷指的是用高的价格售货，又用高的利率计息，再用低的价格收购牲畜，即在赊销的利润上，加上放出借贷的利息(三年达本)，再加上用牲畜还账的利润。可以说，一笔交易中，取得了三重利润。这种赊销放贷将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花呗消费金融，但是每一笔都是有实际交易行为支撑的。这在当时是一个创新的戏码，缺少银子的蒙古牧民需要中原的铁器货物，于是赊销放贷很快流行起来。

支差放贷第三层：官府徭役开支的放贷垫支。清政府派驻外蒙古的军政人员费用由旅蒙商垫支，包括蒙古各部、旗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的值班人员和应差兵伕的开支，会盟和“清查”(清政府派驻外蒙官员的视察工作)等各项浩繁的费用，全由旅蒙商支垫。各旅蒙商支垫的货物款项，最后由札萨克在票据上加盖官印，转为“印票”账。当然后面这些事情在孙家倒台之后，由大盛魁接手，成为大盛魁盈利的重要来源。

通过构解支差放贷大家可以了解支差放贷是将草原从实体经营到金融赊欠牢牢绑定在一起，从蒙古王公贵族到普通牧民无一例外被收到这张大网之中。抛开官方层面的开支放贷，银钱放贷和赊销放贷都是建立在牧民放牧的牛马羊之上的，这是支差放贷的实体根基。牧民辛辛苦苦放牧的牛羊在丰年之下尚能支付利息，但是一旦出现白灾这种天灾，牛马羊一死一大片，说不上来牛马羊的时候，支差放贷就成了套在牧民头上的锁套，逼迫牧民还贷结局就会出现人吃人的现象。支差放贷称之为草原高利贷一点也不为过。

同样对于支差放贷的孙家一旦收不上来贷款及利息，日子也不好过。草原闹白灾之后，孙家收不上来牛马羊，未能按时赴东瀛采铜（支付货款），被朝廷追责，最终导致灭顶之灾。

汇通天下：票号汇聚天下之银

随着晋商生意的拓展，从南到北贩运茶叶，一次茶叶的货款支付就需要携带大量银子，这很不方便，很容易遭到打劫。于是晋商雷履泰成立了一个“日升昌”票号，主营汇兑业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嘉庆皇帝还亲笔题词“汇通天下”。此时的汇兑业务虽然简单，但是也是晋商转型金融业的开端。从此票号在日升昌的示范效应下，纷纷开始做起了票号业务。揽收银两支付利息，放贷商家赚取收益，异地汇兑收取汇水成了晋商票号的主要业务。

晋商第一家票号：日升昌

大盛魁剧中孙文举为给茶叶霸盘筹措资金，高息在北京票号揽储，竟然开出了月息4分的高息，比高利贷还狠。李金来、大友还有大盛魁三掌柜钱宽子贪图高息，将银子存进了盛德裕北京票号，从孙文举高息揽储行为可以看出，晋商票号是深得百姓甚至王公贵族信任的。正是因为晋商票号的名头响亮，不仅老百姓的血汗钱，大清各级官员们的不义之财甚至各地的协饷、税银，也都存在了晋商票号中，票号就成了大清的“央行”。通观大清王朝历史，晋商票号成了吸纳天下银两之地，一时间天下之银汇聚山西，山西成了中国银钱中心。

大清兴、晋商兴。大清亡，晋商亡。

大盛魁电视剧中孙家是在草原白灾之后败亡的，但是实际上孙家原型范家并不是，甚至八大皇商也不是因此败亡，晋商的败亡实际上是与清王朝息息相关的。晋商起家是与清王朝的兴起绑定在一起的，同样晋商的败亡也是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走向败亡的。

晋商的票号是独揽天下之财的，但是这种垄断是建立在清王朝权力基础之上的。随着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大清王朝的权力游戏中出现了很多玩家，有闯进来的洋人，也有崛起的洋务势力，也有朝廷的变革派系，同样还有新的民间商业势力，这四股势力的绞杀加上晋商的不思进取不作为，最终在民国消亡。

闯进来的洋人：降维打击晋商完全不是对手

《南京条约》签署以后，大清正式开关，通商口岸不断增加，洋人裹挟着大量资本进入中国，从收购茶叶、丝绸、瓷器开始逐步垄断了大清对外出口业务。洋人利用轮船收购运输从物流成本上远低于晋商，几乎相当于降维打击，晋商扛不住了，很多口岸的出口业务逐渐丢失，洋行逐渐垄断了中国的对外出口业务。

在票号业务上，洋人银行也抢走了不少业务。比如天津对上海每年有1000万两的棉纱款汇兑，以往都是由晋商票号承担，外资银行进来后立马抢走了500万两的份额。随着外资银行的大举杀入，加上实体业务的萎缩，晋商票号逐渐不支。

崛起的洋务势力：新的权贵游戏玩法

晋商所依赖的是清廷的绝对权力支持，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湖南的曾国藩、淮系的李鸿章，湖北的张之洞等洋务派实力人物竟然没有一个是山西的势力代言人。这些人依靠权力官督商办大量洋务企业，引入新的机器设备、使用新式人才经营，逐渐构建了一个新的洋务势力派。在这个过程中，晋商竟然是围观的吃瓜群众。

汉阳钢铁厂

洋务运动后兴起的官商代表是胡雪岩、盛宣怀，晋商依然是抱着票号的老本行没有及时与新势力搭上线，错过了新的商业机会和权力盛宴。随着清朝对地方势力掌控越来越力不从心，晋商在各地的话语权逐渐被取代。

朝廷变革派：被晋商拒绝的户部银行

1905年，慈禧搞新政改革，决定成立“户部银行”（中国银行的前身），指定由晋商们来组建。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但是瞻前顾后的晋商们怯于大清朝廷的无耻，没有答应逐渐户部银行。在当时的年代里，晋商们的担忧是正常的，毕竟大清朝廷从来没有信用可言，晋商们拿出去的入股本金随时面临充公的风险，晋商拒绝户部银行情有可原。

在山西深宅大院里的老东家们脑子里只有一根弦：靠着朝廷饿不死，票号已经够了，别在折腾了。1908年，在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的带领下，众多的票号职业经理人一起联名要求老东家们，赶紧成立自己的“山西银行”或者“三晋银行”。但很可惜，也很遗憾，这些顺应时势的建议全部被否决，晋商金融转型的机会被彻底断绝。

新的民间商业势力：肢解晋商最后一块版图

随着清王朝的倒台，晋商最大的金主消失了，垄断全国财源的晋商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不得不和普通商家一样面临商业竞争。从实体贸易到票号业务，市场规律重新在晋商身上发挥了作用。晋商在后续的茶叶大战败给俄罗斯商人，投资矿业失败等，失去了权力的庇护，晋商也逐渐没落败亡。

从大盛魁的故事到晋商的发展脉络来看，八大皇商乃至后面的晋商群体大多是依附于权力的红顶商人，权力可以让你通过垄断攫取财富，同样也可以让你一夜失去所有。大盛魁剧中孙文举因为晚赴东瀛采铜就被革职拿问，失去全部身家，足见依附于权力的财富是多么的不稳固，多么的危险。

与权力的绑定固然可以获得人人羡慕的皇商之名，但也逃脱不了权力这帮利刃的划伤，一旦权力反复，皇商也会迎来灭顶之灾。晋商的浮沉透露出权力与资本的苟合不过是互相变现的游戏，并非正常的商业规律，做生意还是要老老实实的，依附于权力的暴富早晚还是要被权力收回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