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军首次实施了军衔制，共有64.4万名军人参与了授衔，最后的结果总体上是圆满的，像李云龙那样嫌自己军衔低了的人也有，但毕竟是少数。只是有一个群体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那就是女军人群体。李云龙只是觉得自己军衔低了，而这些女军人根本就失去了授衔的资格，她们当中还有人原来曾是李云龙的上级。

这一次的授衔是我军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其结果总体上是让人满意的。授衔后共产生了1048位将帅、32000名校级军官，498000名尉级军官。

但在这么多军官中，女性军官只有4665人，只占授衔总人数的0.8%，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只不过是因为苏联顾问的一句话而已。

1952年，我军启动授衔的准备工作，当时苏联顾问卡苏林说，按照苏军的标准，妇女不应该大量留在部队，留下来的人也应该和男军人一样，能随时调动，否则不予授衔。

二战刚刚结束时，苏军中的女军人数量达到498000人，其中女军官的数量达到了70890人。然而到了1952年时，苏军中的女军官数量就只剩下20人了，军衔最高的也只是中校，这是苏联的观念和体制造成的。

当时我军有11万名女军人，卡苏林要求只保留一万人，其他10万人全部复员转业。这对于女军人们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她们当中的许多人，从红军时代就一直在军队中工作，有的还长期担任领导职务。

比如张琴秋。她本是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却毅然与家庭决裂，参加了红军，后来成为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陈赓大将、徐海东大将、许世友上将、洪学智上将都是她的下级，她如果授衔，一个中将是少不了的，运气好的话，没准能授予上将。

【陈赓见了都要敬礼的张琴秋】

但遗憾的是，在授衔之前，她被要求转业到地方工作，失去了授衔的机会。还有朱老总的妻子康克清大姐，她在红军时期就担任直属队指导员，多次指挥部队击退进犯的敌人，后来又参加了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历尽艰辛，如果她参加授衔，至少也得是个少将。

还有诸如蔡畅、邓妈妈、陈少敏等一大批杰出的女性，都是红军的骨干，却都因为这个政策，不得不离开军队，失去了授衔的机会。

【现场包扎的志愿军女军医】

她们还算好的，即使不能参加授衔，也还有退路可选择，而许多女军人就没有她们这么幸运。这些女军人把自己青春都献给了部队，和男军人一起并肩战斗，有的人留下了一身伤病，有的人离开军队就根本无家可归。

可在苏联顾问建议下出台的《关于处理妇女同志转业及调整妇女同志工作的补充指示》，首先让她们在感情上就难以接受。处理两个字是针对犯了错误的人，用于这些女军人身上太不合适了。

也难怪这些女军人第一反应在情感上就无法接受，她们的态度就是不理解、不情愿，想不通。

【抢救伤员的志愿军女兵】

更加让女军人不能接受的是，《补充指示》中规定，对于应当予以转业复员处理的女同志，要在1955年底前处理完毕，逾期停发一切供给。对于无家可归的女同志，可暂由部队按老战士标准供给，最迟至1955年底，逾期将停发薪资和一切供给。

由于这份文件是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签发的，而在执行过程中，他又是个一切都不能违反原则的人，因此这些女军人都把矛头指向了他。彭老总在晚年回忆起这事也唏嘘不已，觉得对不起这些女军人。直到彭老总去世十多年后，这些女军人提到他仍然是耿耿于怀。

不得不说，这件事当时这样处理，是有其历史背景的，也有其局限性的。现在我们可以说一味的照搬别人的做法并不可取，但在当时，也许是真的没有其他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