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之战，是红军开始长征后的第一场大仗，发生在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地点主要是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的兴安县、全州县、灌阳县，交战的对手是广西军阀。

红军经过五昼夜苦战，最终从全州、兴安之间渡江，突破了蒋军部署了重兵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老蒋围歼红军于江东的阴谋。

但是，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8万多红军有5万血染江水，只有3万余人过江。

一直以来，很多人认为湘江之战的结果是敌强我弱形势下的必然，是无法避免的。

然而我们重温这段历史，深挖历史细节的话，也会有许多假设：如果当初没有犯这么多错误的话，红军的伤亡是可以减少甚至避免的。

也就是说，红军本来有兵不血刃渡江的机会，但错过了。

1934年，红一方面军为了摆脱老蒋的第五次“围剿”，决定进行战略大转移，拉开了长征的序幕。

在突破了蒋军的三次围追堵截后，红军来到了湘桂边境。

老蒋急忙命令何键16个师共77个团追击，白崇禧的5个师堵截，组建第四道封锁线，妄图将把红军彻底消灭在江东。

虽然是湘桂两军共同组建的封锁线，但主要参与作战的还是桂军，红军能否渡过湘江，取决于桂军的情况。

广西兵号称“狼兵”，是整个国民革命军中作风最为彪悍部队，再加上有“小诸葛”白崇禧的指挥，战斗力较强。

老蒋让李、白的军队堵截红军，可谓“一石两鸟”：既能消灭红军，也能削弱跟自己面和心不和的桂军。

如果红军跟白崇禧联系上，告诉他们，我们只是过境，请你们虚晃一枪，避免两败俱伤，李宗仁和白崇禧也没有硬拼的动力，红军就可能以最小的代价过江。

然而当时形势危急，红军又没有在桂军建立联络渠道。

不过，当时的情况，也并需要红军去沟通，白崇禧号称“小诸葛”，非常狡猾，他早已经打好了算盘，准备这样做了。

白崇禧（左）、李宗仁

白崇禧的“小诸葛”并非浪得虚名，他早就洞悉了老蒋的奸计，不希望跟红军进行恶战，那样只会两败俱伤，让老蒋坐收渔利。

桂军跟红军并没有深仇大恨，而桂军跟老蒋则有血海深仇。

北伐结束不久，李、白的新桂系就跟老蒋大打出手，白崇禧通过一系列操作，合纵连横，逼迫老蒋在1927年8月宣布下野。

1930年，蒋冯阎在中原大战时期，桂系又背后对老蒋捅刀子，大军直扑湖南，让老蒋首尾不能相顾，被迫放弃了湖南。

话虽如此，桂系对红军的到来不敢掉以轻心。

因为红军过江之后就到了广西地界，进入桂军的势力范围。

不过，白崇禧还是心存侥幸，那就是希望红军只是过境。

那样的话，他们只要象征性地打一下，糊弄一下老蒋，两军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白崇禧不仅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获悉红军将要渡江的时候，白崇禧给防守在“广西北大门”——全州县城的15军军长夏威下达一道密令：撤出全州县城。

他的意思很明显：李、白的部队和红军井水不犯河水，希望你们赶快离开广西，我绝不为难。

这对于红军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

红军是疲惫之师，正在进行战略转移，目的是保存实力，并非攻城掠地。

总之，李、白的部队和红军没有大的利害冲突，是能够形成默契的。

这并非凭空想象，红军开始长征后，已经有跟军阀成功合作的先例。

1934年10月，红军代表潘汉年、何长工同陈济棠的代表扬幼敏、黄质文、黄旭初会谈成功，双方达成重要协议，其中包括：必要时可以相互借道，陈的部队可以撤离20华里，给红军让一条道，红军则保证遵守契约，不占地盘。

就这样，10月末到11月初，红军顺利地突破了老蒋精心构设的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向湘南蓝山、嘉禾、临武挺进。

与其说突破，不如说在粤军的默许下过境。

既然有了成功的经验，而且桂军也有那个意思，愿意主动配合，红军完全可以复制广东模式。

然而遗憾的是，接下来，事情并没有向好的方面发展。

是红军没有发现桂军（李、白部）的战略意图吗？非也。

为了全面了解当时的情况，我们有必要回忆一下李、白所部撤出全州的过程。

11月20日晚（一说为21日晚），白崇禧以李宗仁的名义请示老蒋，要求将夏威部主力南撤，留下了的空白让湘军填补。

22日下午5点，老蒋才允许李、白部南撤，并要求何键派湘军南下全州接防。

问题是，白崇禧没等湘军接防，就下令夏威连夜将在全州、兴安、灌阳布防的主力撤往灌阳以南百余公里的恭城，仅在全州留了两个营。

湘军接令后，也没有即刻南下接防，而是一再拖延：你李宗仁、白崇禧怕死，我湘军也不是傻子，命也很珍贵。

直至1934年12月1日，湘桂军占领大部分湘江渡口，但是还留有空档，这是不是故意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1934年11月25日，红军先头部队红2师悄悄抵近湘江，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亲自带着一支侦察小分队，深入前线察看地形。

经过几个小时的观察，他们有个吃惊的发现，对岸出现了一个五六里长的空档。

结果，红2师抓住机会，没有费多大力气就渡过了湘江，占领了对岸的渡河点。

白崇禧会用兵，留下了5公里长的地方不设兵，恐怕用“粗心”二字是难以解释的，说他不是刻意放水，三岁的小孩也不相信。

红2师渡过湘江，迅速占领了制高点，并且构筑工事，站稳了脚跟。

对于李、白部来说，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既然红军已经站住了脚，如果他们要阻止，势必爆发一场恶战，这是他们不希望看到的。

于是，奇异的一幕出现了。

得知红2师过江，白崇禧果断下达一道命令，让部队转身回去，从兴安往全州而去。

接着，红一军团全部过江，占领渡河点。

这时候，中央纵队距离湘江不过百余公里路程，来个强行军的话，不到24小时就能渡江。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38军113师强行军14小时，疾进73公里。

总之，红军只要抓紧时间，两天就可以渡江。

即使李、白折返，已经过江的部队也可以用最小的代价对他们进行阻击，掩护中央纵队安全过江。

这对于红军来说，真是天赐良机。

可是非常可惜，由于信息不灵通，决策不果断，中央纵队错失了良机，没有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机会。

兵贵神速，对于后有追兵、前有堵截的红军而言，每一分钟都是生死攸关。

可是红2师等待了两天，没有一支红军渡河，急得陈光和刘亚楼嗓子冒烟，红一军团的领导人林总则阴沉着脸，一言不发。

刘亚楼

为什么会这样？并非中央纵队不知道形势严峻，也不是不想赶紧过江，而是当时的领导层思维不对路，采取了“搬家”式的转移，印钞机、缝纫机、修械器材、军工制造器材等，哪一样家当都舍不得丢。

红军像去西天取经一样，“你挑着担、我牵着马”，步履缓慢，像老牛拉破车一样。

主席称，这是“叫花子搬家”；刘伯承则说是“抬轿子行军”；彭德怀更恼火，痛骂这是在“抬棺材”走路。

总之，是部队携带的辎重舍不得放弃，大大地限制了红军行军速度。

不光如此，以李德为首的掌权者举棋不定，为西进是否合适而争吵不止，走走停停。

正当红军缓慢行军、姗姗来迟的时候，厄运降临了。

这时候，老蒋得知了红2师过江的消息，也同时得知我中央纵队行动缓慢，没有过江的情报，他大喜过望：真是天助我也。

11月28日，老蒋给各部下达了死命令，一部分扑向红一军团控制的渡河点，一部分从四面八方扑向红军主力。

接到命令，白崇禧令已经离开的桂军全速返回，杀了个回马枪，打算跟何键的湘军来个前后夹击，将红军消灭在湘江两岸。

白崇禧不是不打算跟红军硬拼吗，为何动了真格？

原来，老蒋看穿了小诸葛的用意，他对白崇禧说：“健生呢，你看红军磨磨蹭蹭的，哪里像是路过，分明是要安家的架势啊。”

由于李德等人犯了指挥上的错误，行军速度太慢，让桂军误认为红军是想在广西安家。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白崇禧决定跟红军血拼。

无论是湘军还是李、白所部，进攻的矛头都是渡河点。

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恶战，在渡河点打响了。

渡口保卫战打响之后，红1师在李聚奎和赖传珠的率领下才开始渡江。

因为是在激战中渡江，两天一夜后即30日凌晨，红1师才过江。

两个师的红军过江，让渡江保卫战的兵力大增，但敌人也源源不断地赶到了。

30日激战一天后，红1师占领的阵地丢失，红2师占领的阵地也丧失殆尽，只剩下黄帝岭和怀中抱子岭两处高地。

林彪的脸色更加难看，他下令向总部发报，大意是说，留给红军的时间不多，明天渡河点还能不能守住都很难说，希望红军抓住晚上这难得的时间赶紧渡河。

然而，当天晚上中央纵队并未渡河，不是不想，而是还在赶路。

当12月1日的黎明到来时，红2师的指战员们发现，漫山遍野都是敌人。

林彪

敌人的大炮发出一声声轰鸣，在炮火的掩护下，敌军潮水一般扑向红军固守的阵地。

阵地一寸寸失去，又一寸寸被夺回，每一寸阵地都被反复争夺，被鲜血染红。

置身现场，就会知道什么是“尸横遍野”。

敌人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突破了千米纵深的阵地。

然而，渡河点依旧牢牢地控制在红1师手中。

到了晌午过后，传来中央纵队胜利过河的消息，陈光、刘亚楼才长舒了一口气，下令部队交替掩护撤出战斗。

然而，有5万红军将士永远长眠在了湘江两岸。江岸的百姓，三年不喝江中水，不吃那里的鱼；而幸存的红军战士则刻骨铭心，终生不愿喝一口湘江水。

这时候的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他们绝大多数倒在了湘江。

由于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红军遭遇了长征路上最大的损失，湘江呜咽，青山默哀。

湘江血战的教训，推动了红军领导层的觉醒，意识到了瞎指挥的危害，才有了遵义会议的召开，主席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中国革命之船走上了正确的航道。

谨以此文，向先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