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根福虽然出身于农家，却不会干农活，因为他从小就被送到黄斛镇上跟着其干爹、杀猪屠户彭六干活。到他1943年结婚时，已经是一个技艺熟练的宰猪好手了。当时彭六年岁已大，不能杀猪了，就把店铺交给干儿子打理。如果不是四年后的那场火灾，可能也就没有张根福解放后吃官司的事儿了。那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张根福回张家庄家里去了，彭六喝醉了酒，不知怎么引燃了厨房里的柴堆，不但把前店后家格局的店铺烧成了一片白地，老两口也去了阎王殿，顺带也烧掉了张根福的饭碗。张根福无以为生，就请一位师兄帮忙在福州城里找份工作。那个师兄是开茶馆的帮会人士，交际很广，很快就把张根福介绍到由国民党“军统局”改组的“国防部保密局”下辖的福州站当了一名伙夫。

1949年7月底，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兵临城下，“国防部保密局”福州站的头头脑脑匆匆滑脚，临走时对奉命留守的大小特务作了训话，每人发了三十枚银洋，军衔各升一级。张根福其实不是特务编制，但这时是多一个算一个，也被叫去接受训话，当场被吸收为“国防部保密局”正式人员，还给了个少尉军衔，也拿到了三十枚大洋。张根福还没把这笔钱送回家里，福州就解放了。他成为俘虏时，怀里还揣着那纸少尉军官的委任状。这就是铁证如山了，于是就蹲了大牢。

1954年2月22日，张根福释放回到张家庄。他服刑这几年，家里全靠老婆支撑着，现在他回家了，阿彩就问他今后作何打算。张根福说我不会种田，只会杀猪，要么去找份杀猪的活儿做做。可是，杀猪的活儿找不着。张根福只好考虑改行，盘算了一阵，决定做小贩挑着担子穿街走巷卖海鲜干货。黄斛靠海，海鲜便宜，捕捞季节买些进来，制作晒干后出售，是能赚到钱钞的。阿彩觉得这个主意不错，表示赞同。这样，张根福就备了副担子，配了盘秤、干荷叶、细绳子等必要的物件，干起了小贩营生。

本来，像张根福这样的特务角色刑释后是要管制起来、不得自由活动的。但是，张根福的家族在张家庄是大姓，占了全庄五分之四的成员，而张根福有兄弟七人，在庄里势力甚强，而且其余六人都是贫下中农，根子正，有的还担任着业余职务。那时，阶级斗争的弦还没有绷得如1962年后那么紧，当地自然没人会跟他过不去，所以他要做小贩自食其力也就随他去了。不过，黄斛派出所倒是给张根福挂上了号的，分管民警老白找他谈过话，规定每半月必须去所里一趟，当面汇报这半月的活动情况，还给他做了记录。不过，这样做了几个月后，老白还有其他活儿压在肩上，可能感到力不从心，渐渐张根福不去了老白也不找，于是这事儿就没了。这样，张根福就处于失控状态。

那么，这个失控的主儿跟“9·19”案是否有关系呢？张根福摇头，另一间屋里的张阿彩也矢口否认。主持讯问的老明喝道：“废话少说，你说没做什么，没来由的忽然把担子挑到七八里之外的土地庙那边去做买卖，还跟戴癞痢他们打架争抢地盘，这话怎么说？”

张根福倒很从容，语气淡淡地回答说原是他一人挑着担子在外面叫卖的，最近生意不咋样，他有点儿着急，家里两个孩子上学的学费还欠着哩。那天，正犯愁时，忽然想到了军干休养所这边的土地庙，寻思那里既然集中着六七个小贩卖水果、海鲜干货，那说明肯定是有商机的，我何不到那里去摆上几天试试看。他当然知道这是抢地盘，可是要把生意做得好些，看来也只有这样做了。但担心自己一个人过去万一发生争吵动起手来吃亏，寻思这当儿农田活儿有空闲，就把老婆也叫上吧。这样，就有了夫妻两人一起出摊的一幕。张根福不想跟人家争吵，更别说动手了，于是就买了一条大前门香烟，过去先向戴癞痢几个散了烟，让对方不好意思赶他，就这样摆了摊头。

“那么，为什么说好摆三天，第四天还要去呢？第五天去了为什么就离开了呢？”

张根福苦笑道：“说三天那是一个借口，我想只要开了个头，他们收了我的烟就不好意思赶我离开了。我卖的干货一部分是自家下海捞的，一部分是向乡亲们买的，晒干过程都是我们夫妇自己动手，成本既低，也新鲜干净，不像其他小贩是向人家批的，经过了几道周转，进货价就高了，他们的卖价就高了些，而且质量也没有我的货好，所以，顾客都来买我的货，这就得罪了他们。那天，他们想动手把我赶走，我们也就只好跟人家打架了，而且是我们夫妻俩占了上风。人家是地头蛇，派个人回村里叫一声，立马就会有一帮人抄家伙冲出来，到那时只怕要逃也没机会了，我能不离开吗？”

关于阿彩采摘蘑菇，张根福也有解释：就那么一副担子，平时都是他一个人卖的，阿彩说她闲着也是闲着，倒不如去采蘑菇，晒干了也可以卖钱，所以她就去了。张根福说到这里，没等老明发问，就主动说起了她在采蘑菇时还遇到了军干休养所的人做成了一笔买卖。侦查员又追问张根福打架离开后那几天的行踪，他一一作了说明，听下来倒是没有破绽。

那边屋里，对阿彩的讯问所获的结果跟这边相同。

讯问结束时，已是次日凌晨两点多了。专案组决定先把这对夫妇关押起来，对他们所说的情况得一一查摸，还要请痕迹鉴定人员对两人的鞋印与现场河边泥地上拓下的石膏印模进行比对。这时，黄斛派出所林所长打来电话，说经对张根福和阿彩的娘家补锅匠苗老三家进行搜查，未发现赃物及其他值得怀疑的物品。

当天和次日，专案组全体出动，分头对张根福、阿彩夫妇所交代的活动情况进行缜密的调查，没有发现疑点。而经痕迹技术员鉴定，现场所留脚印与两人脚印不同。这样，张根福、阿彩的涉案疑点就初步排除了。这对夫妇被释放，但规定暂时不准离开居住地张家庄，责成黄斛派出所负责监控。民警老白于是就搬了铺盖行李住到了张家庄，物色了两个治安积极分子当助手，三人对张根福夫妇进行监控，这里按下不提。

五、触角伸向油漆匠

9月23日晚上，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议，对基本排除张根福涉案后应该如何进行下一步侦查工作进行分析研究：既然敌特分子把作案目标定在施九德身上，那么他们是怎么知道施九德的身份，以及他到军干休养所来短期休养的？

副组长老明对军方联络员辛子煦说：“这种事情不适宜在电话里说来说去的，是否请你辛苦一趟，即刻去休养所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辛子煦说：“当然没问题，部队派我来协助专案组就是为了随时跟部队方面沟通嘛。”于是，就由侦查员郭树旗、曹求耿两人陪同辛子煦驱车前往军干休养所。

三人快去快回，很快就返回市局，带来的情况是：据了解，案子发生时，军干休养所里正在休养的陆海空军官中，除了施九德之外，还有另外两名情报军官，是与施九德同一天进所的。那两人也是团级军官，不过不像施九德那样仅有级别而无实职，都是有实际职务的军官。他们具有与施九德相似的特征，喜欢独自待着，喜欢去外面转悠，其中一个有几天还曾去小河边垂钓，钓到一些鱼虾拿回来送给了休养所的司机。

这就清楚了，施九德的情报军官身份并非从军干休养所内部泄露出去的。因为如果是休养所内部泄露出去的话，另外两名情报军官的情况肯定同时也会被泄露出去。对敌特分子来说，一样要绑架一个对象，那当然会选择有级别也有职务的。那么，敌特分子是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施九德的情况的？这个问题，坐在办公室里分析是无法获得结果的，只有去找施九德本人当面了解。于是，专案组决定前往部队向施九德当面进行调查。

次日，雷辰阳、老明带着侦查员裴殊，由辛子煦陪同着前往黄斛镇外的施九德所在部队机关所在地，先和保卫处赵处长见面，介绍了情况后，征询对方的意见。赵处长是山西人，当年红军东渡黄河时以放羊娃的身份参加了队伍，在部队干过多年侦察工作，抗战胜利后改做保卫工作，外形一看就是个机灵人物。当下，他只稍稍眨了眨眼睛，就谈出了自己的观点：这边部队机关驻地也有像施九德同志那样身份的情报军官，有的还是分管外勤的，经常在外面跑来跑去，比施九德更容易跟踪和下手，可是并没有出现险情。所以，敌特分子对施九德情况的获取渠道并非部队内部，而是外部。也就是说，对方只知道施九德是一个情报军官，所以，就一直盯着这个目标。可是，由于施九德在部队从事的是内部工作，平时极少外出，所以只好等到他去军干休养所休养时下手。

雷辰阳等人赞同赵处长的分析，于是就去跟施九德见面，当面调查相关情况。施九德听侦查员介绍了案情后说：“对于这个问题我也觉得很是纳闷。这样吧，你们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你们心里对应该怎样调查肯定已有主意，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出来，我一一回答就是了。”

专案组要了解的是：最近一段时间施九德是否外出过，去了哪里，是否遇到过异样情况。施九德想了想说：“由于我的工作岗位，我没有出差任务。我的家属也在部队，都住在部队家属院里，所以我很少外出。即使是星期天，也经常由于工作忙而泡在办公室里。”他一边说着，一边拆开一盒香烟给众人分发，见雷辰阳等人一脸的失望，便笑了笑道：“很少外出也不等于一步不出部队机关，和家属一起去镇上走走，买点儿东西回来也是有的。另外，上个月——8月上旬，我去过一趟‘103工程’工地。不过，回忆下来，并没有遇到过什么异样情况。”

侦查员一听见用代号命名的工程，顿时注意，便请施九德说说情况。施九德说：“‘103工程’是一个由地方油库改建的战备油库，日前刚投入使用。8月上旬，我奉命去那里是工作需要，当时该工程还没竣工，代号叫‘103工程’。我记得当时我们一共去了三个人，开了一辆小吉普，在那里待了一个多小时就返回了，中间也没去过其他地方。”

施九德是个认真谨慎的人，说着，也没征求雷辰阳等人的意见，随手抄起内部电话，向接线员报出了一个号码，接通后只说了一句：“小薛吗？小殷在不在？你们两个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小薛、小殷就是施九德所说的那两个和他一起去“103工程”工地的下属军官，两人的办公室在同一幢楼内，接到电话立刻赶来。施九德向他们介绍了雷辰阳等人后，说要打个电话就出去了，其实是故意回避，以便侦查员可以在其不在场的情况下向薛、殷两人了解情况。

当下，雷辰阳向小薛两人了解了8月上旬与施九德一起去“103工程”工地的事情，开口先向两人说明：你们叙述这事时不必言及你们那次前往该工程工地的使命内容，那是部队的军事秘密，这点请切记。这样，两人你一句他一语互相补充着说的内容就很是精简，跟施九德所说的情形完全一致。侦查员追问当时从离开部队到返回的过程中，是否发现过可疑情况或者可疑对象。那二位想了想，都摇头说“没有”。

这样，对于施九德的调查也就到此为止了。专案组讨论了这次调查所获得的情况，反复分析下来，认为敌特分子对于施九德的注意应该与他8月上旬前往“103工程”工地有关。那么，往下调查的触角就应该伸向“103工程”了。

侦查员郭树旗、裴殊和军方联络员辛子煦前往“103工程”工地调查。那是一个战备油库，日前刚投入使用。油库指挥长就是当初进行改建工程时负责的部队后勤军官，少校军衔，姓应，脸上有些许麻子，辛子煦与其熟识，称其“应麻子”。这样，双方谈话就方便多了。侦查员要向应麻子了解的是施九德、小薛、小殷三人那次前来油库公干时，当时在场的有些什么人。应麻子说：“你们幸亏碰上我，心细，这个油库验收后，没把施工时的资料销毁掉，现在还有据可查。”说着，就让人把已经封存了的那几箱子资料搬来。

应麻子是个管理型人才，性格又谨慎，所以不管分管哪个摊子，都要求下属做到每天把经手的事情记录下来，月底整理成册，交到他手里。这是一种超前了几十年的管理手段，如今对此有一个名称叫“做台账”，是企业评级的一项重要考核指标。当下，侦查员找出了施九德三人去油库公干那天（应麻子自己做的记录中显示是8月6日，还有具体时间：上午九点十六分到十点五十三分）油库工程施工范围内在场人员的台账记录。当时油库的土木金工程已经完成，正在进行油漆施工。那天是星期天，油漆工休息，只留下两人保养工具。除了这两人，留在工地上的还有应麻子这个大管家（因接到通知说施九德他们要去，所以他就放弃了休息）、两个检验质量的工程师、一个绘图技术员和两个炊事员，此外，还有在工地外担任警卫的那两个班的战士。不过，警卫人员是不进工地的。

侦查员说在外围警卫的部队战士不必调查，只要求应麻子逐个介绍除其本人之外的另外几人的情况。应麻子说工程师、技术员都是穿军装的技术军官，只有那两个油漆工是老百姓。侦查员说那就说说那两个油漆工的情况吧。应麻子的工作还真细致。油漆工的情况眼前这些台账里是没有的，以当时部队方面的保密要求，像这种由地方油库改建战备油库的工程，虽然是以代号相称的，但是保密等级是最低的，所以对从地方上来的施工人员也没有政审要求，只要是建筑单位派来的就是了。但是，应麻子心思甚细，他在地方施工人员进场后，就往自己头上扣了顶安全帽，穿一身油腻腻的帆布工作服，俨然一个监理人员样地在工地上晃荡，跟工人闲聊，不经意间就问出了对方的基本情况，然后记录在一个专用本子上。现在，这个本子被他找了出来，翻了翻，报出了那两个油漆工的基本情况——

一个名叫陈富大，福州市区人，四十二岁，家住仓山区仓后街观风巷，解放前是福州“大达兴家具店”的油漆匠，1952年福州市组建国营红星建筑公司时被招聘为该公司油漆工，工作至今。另一个名叫尤品仙，福州郊区黄斛乡人，三十三岁，住黄斛镇外巧姑桥畔，乡村油漆匠，红星建筑公司临时工。

侦查员对黄斛乡的那个尤品仙产生了兴趣，问：“这个姓尤的油漆匠是几时进红星公司干活的？”

应麻子抱歉地摇头，他不是人事干部，了解和记录上面那些基本情况已经很不错了，不可能要求他提供更详尽的内容。于是，侦查员就决定去一趟红星建筑公司，把那两个油漆工人的情况都了解一下。

红星建筑公司的人事干部提供的情况是：陈富大是福州市里有点儿名气的油漆匠，为人一向老实本分，他还是烈属，抗美援朝伊始他就响应国家号召，送十八岁的儿子参加了志愿军。其子不久就战死在朝鲜，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另一个油漆工尤品仙的情况，人事干部却不甚了了，因为根据规定，人事部门不必掌握临时工的政治面貌什么的，只知道这人是一年前经本公司工程师史春晖的介绍进入公司当临时工的。

专案组认为尤品仙似有疑点，于是决定对其进行外围调查。先去找那个把尤品仙介绍进红星公司的史春晖。可是，史春晖在日前奉派前往海南岛出差了，过四五天才能返回。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如果专案组派人赶往海南岛的话，一来一去也得四五天，这就没有必要了。于是就决定绕开这个工程师，直接去黄斛查摸。

侦查员裴殊、曹求耿查下来的结果并未显示出尤品仙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尤品仙出身中农家庭，一直到现在全家还是农业户口。他从小就学手艺，跟的师傅姓周，是一个走村串乡的油漆匠。十七岁那年，尤品仙结婚后自立门户，带着漆匠家什四处转悠着揽活挣钱养家糊口。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去年，才进入红星公司当临时工。那个介绍人史春晖，是尤品仙师傅周某的女婿。侦查员向派出所和村干部了解尤品仙的日常表现，都说没有发现这人参加过什么政党团体、反动会道门，也从来不跟别人发生争吵。一句话，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统治下，这人都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小老百姓。

可是，专案组那几个资深侦查员研究下来，可能是凭直觉总觉得这人身上似有情况，所以还是不能就这样放过他。雷辰阳和老明两人商量下来，派人向红星公司方面了解牛永健被害的9月20日那天尤品仙是否出勤了。所获结果是：9月20日正常出勤了，可是之前一个多月上班不正常，每周都要请两三天病假。于是，专案组决定传唤尤品仙。

这天，根据红星公司提供的出勤、派工情况，尤品仙应该在郊外一处工地上班，可是当侦查员王佩聪、曹求耿赶到工地时，工人刚刚下班，尤品仙已经离开工地回家去了。这种事情当然不能隔夜，侦查员于是又赶到黄斛。可是，家里人却说尤品仙没有回来。侦查员悄悄向尤品仙回家必经之地的小巷口那家烟纸杂货小店的老板打听，也说没有看到尤品仙回家。两人商量后，留下一人就地守候，另一人去派出所借用电话机向雷辰阳汇报情况。雷辰阳让他们原地守候，待目标出现后立刻拘捕。

可是，王佩聪、曹求耿两人守了一夜，尤品仙却始终没有出现！

六、发现了赃物

次日清晨，王佩聪、曹求耿正商量着要去派出所给专案组打电话汇报情况请示下一步如何进行时，巧姑桥上忽然一阵骚动，有人指着河面大叫“死人”。两人站立的位置离桥也就不过十来米距离，于是过去查看。只见河面上漂着一具尸体，脸部朝下，还缠着一些水草，一时难辨男女。正好有一条渔船过来，用绳子套住了尸体让岸边人们拉到桥畔滩涂上。刚翻了个身，立马就有几个人同时发出惊呼——他们认出死者竟是油漆匠尤品仙！

专案组接报即通知法医一起出动赶到黄斛，尤品仙的尸体被放在门板上扛到派出所。这时，王佩聪、曹求耿两人已经与派出所林所长跟死者家属进行过谈话了。尤品仙的父亲、妹妹、妻子都认为死者是晚上回家时失足落水溺亡的。林所长听了却是摇头，说尤品仙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他会游水啊，游得还不错，海里漂半天都没问题，难道小小一条巧姑河就淹得死他？家属说林所长您可能不知道，尤品仙他喝酒厉害啊，经常喝得不省人事，有年冬天醉倒在镇西头那座破庙前，给狗咬了脚还没醒。狗以为是尸体，咬实了要把他拖到旁边沟里去啃食，这才把他痛醒了。他的左脚上至今还留着一个疤痕哩。

雷辰阳一行赶到后，听林所长说了谈话情况。雷辰阳说我们把法医请过来了，尤品仙死于什么原因，法医解剖后就清楚了。于是，就由派出所林所长出面跟家属说明警方需要查明尤品仙的死因，以判定是意外落水身亡还是他杀，要求家属签字。解放初期，老百姓受迷信思想影响，对于解剖尸体普遍心存畏惧。死者家属初时不肯，后来经过做工作，并请红星建筑公司出面表示愿意承担丧葬费，这才勉强同意。

法医验尸的结果是：死者生前饮入过足以使他醉得迷糊的高度白酒，直接死因是溺水，生前未受到过外力伤害。因此，不排除在饮酒过量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行走踉跄失足落水而溺亡的可能。

法医这个结论是在事先并不知晓尤品仙已被专案组列为怀疑对象正要对其实施传讯的情况下作出的，而专案组方面对该结论自然不能爽快接受。一直在旁边看着法医进行解剖的雷辰阳、老明听了法医宣布的结论后，没有说什么，可是，两人交换了一个眼色，因为他们不约而同对法医检验到的另一个情况产生了兴趣。这个情况是：死者生前最后一餐的下酒菜是清一色的素菜，从胃内尚未消化的食物残渣可以分辨出这些素菜是两样蔬菜和两三样豆制品。

那个年代人们生活水平比较低，国家对于副食品供应虽未控制，但老百姓手里没有多少钞票，所以购买能力有限。按说在这种形势下喝酒以素菜作为下酒菜应该算是正常的，雷、明两人为何对此现象反倒产生了兴趣呢？这是因为：黄斛这边是闵江入海口地区，海产品很多。不说街头干鲜货到处都有出售，就是由于经济拮据买不起，只要拿了网具、钓钩甚至空着双手到海边走一趟，俯身而得的小海产品也足够吃一顿老酒了。以油漆匠为业吃惯了百家饭的尤品仙怎么会吃一顿全素的酒席呢？

对于专案组来说，既然昨天就已经盯上了尤品仙，就是没有眼下这个“全素现象”，他们也要查清尤品仙的最后一顿晚餐是在哪里吃的、和谁一起吃的，现在有了“全素”这个反常迹象，那就更要追查下去了。当下，专案组就在黄斛派出所举行了一个案情分析会，专门讨论了“全素”现象，决定立刻分头向死者尤品仙的家属、亲友、单位调查他生前跟什么人有密切交往，然后再从这部分密切交往的人里筛出昨晚一起喝酒的人来。众侦查员相信，查到昨晚与死者一起喝酒的人，大体上也就可以查摸到破案的线索了。

于是，专案组全体出动，分别访查了尤品仙生前的亲朋好友和同行、同事。当天晚上，众人在黄斛派出所碰头，汇总了各自调查到的情况。尤品仙是一个性格比较内向的人，因此他交往的人虽多，但真正谈得来能够作为朋友长期交往的对象却很少，而这部分很少的朋友中值得他经常牵挂、提及的更是属于凤毛麟角了。因此，当大家发现有一个名字曾被尤品仙在家人、朋友、同事面前多次提起的现象时，不由得就对这个名字产生了兴趣。

这个名字叫“靖然”，这是个法名，因为这人是个和尚。性格内向的尤品仙怎么会与一个和尚交上朋友？仅此一点，就值得引起专案组的注意了。而专案组的好几个侦查员注意到这个在尤品仙的交往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靖然和尚后，随即又对尤品仙最后一顿晚餐的“全素现象”产生了联想：只有和尚才吃全素啊，莫非尤品仙的最后一顿晚餐是在靖然和尚那里吃的？于是，专案组就决定查摸一下，看这个靖然和尚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专案组开完会时已是午夜时分，因为明天还要接着了解那个靖然和尚是哪座寺庙的僧人，再说市局那辆送他们过来的汽车当时就已经返回去跑另外的任务了，所以就地住宿。当时的居民家有多余的被子可供出租，每条一天收费一毛，于是就请林所长跑了几户居民家，花钱租来了被子，每人一条在派出所将就了一夜。

第二天，9月27日早上，众侦查员刚刚起来，组长雷辰阳就接到市局打来的电话，告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鼓楼分局鼓东派出所的夜间治安巡逻人员在今晨四时处理一起偷窃案件时，意外在一户居民家中发现专案组向全市各派出所下达的布控通知中的涉案赃物奶粉和牛肉干！

专案组诸君顿时大喜。屈指算来，案发已有八天，原以为通过赃物发现线索的指望已经落空了，哪知这会儿竟然意外冒出来了。雷辰阳和副组长老明交换意见后，决定暂时先把靖然和尚这条线索往旁边放一放，全体返回市区，顺着赃物这条线索往下追查。

市局派车把专案组成员直接送到了派出所。侦查员在所长办公室的桌上看到了只闻其名未见其形的上海产光明牌奶粉和广州产火炬牌牛肉干。奶粉是装在铁罐里的，一罐已经打开，吃了五分之四罐，另一罐还没有打开过，罐身有两处凹痕；牛肉干是装在外面贴着彩色装饰腊光纸的长方形硬纸盒里的，两盒都还没有拆开——与施九德所描述的细节完全相符！

派出所孙所长向专案组介绍了发现赃物的经过——今晨四时许，派出所的一名民警带着三个从辖区工厂轮流借调来的民兵进行当晚的最后一次巡逻，在经过长寿巷时，看见巷内有条黑影一闪而过，顿起警惕，当下就分作两路进行追捕。那是一个外地流窜来福州的小偷，由于路径不熟，很快就被抓住了。这主儿偷了什么东西呢？现在说起来是很寒碜的——三件尚未晾干的半新衣服。这种衣服放在现在不必去偷，在城里转悠片刻就可以捡到。但在当时的生活条件下，谁家如若丢失几件旧衣服也是一桩倒霉事，要去添置的话，不但得从有限的伙食费里省出钱钞，还得花去国家配给的布票哩！所以，这件事就当一个案子来办理了，小偷即使没偷窃过其他东西，也肯定是要折进局子的，至于是治安拘留还是劳教，那要看他的运气。

既然是作为一个案子来处理的，那就得找到失主，还要做笔录留着作为证据，顺便把赃物发还给人家。于是，就押着小偷去失主家。小偷的记性不咋样，地形又不熟，从这条巷子转到那条巷子，转悠了好一阵才总算认定了一座两层小楼，指着二楼的阳台说他就是爬到那上面去把这三件晾着的衣服偷下来的。后来知道，那是一户寡妇家，主人名叫郝淑珠，丈夫是个营造业（旧时对建筑业的称谓）经纪人，已于三年前患病去世，给郝淑珠留下了这幢自己建造的简易二层小楼和两个孩子。郝淑珠没有工作，丈夫死后，断了生活来源，好在她有一手祖传的烧制卤菜的厨艺，于是就以此为生，惨淡经营，勉强糊口。

对于这样一个失主来说，如果一下子丢失了三件衣服要添置的话，那绝对算是家庭开支的一个大项目了。因此，当民警敲门一说此事，郝淑珠立刻急急穿上外衣下楼来开门。本来按照惯例，是要让失主去派出所做笔录的，可是民警知道郝淑珠的情况，一会儿就得准备好卤菜出去叫卖了，不想耽搁她的时间，说就在你家里做笔录吧。让一个民兵做笔录时，民警和另一民兵押着小偷上二楼阳台去看现场。没想到，从卧室穿过时，民警一眼就看到了放在玻璃柜里的奶粉和牛肉干！

专案组以市局名义下达的“9·19”案件赃物协查通知是下发到全市每个派出所的，当下，民警一眼看到奶粉和牛肉干，顿时一个激灵，立刻过去，打开玻璃柜门，拿起奶粉罐和牛肉干盒子仔细查看。上海的光明牌和广州的火炬牌，没错，就是市局那份通知中所列明的几样赃物中的两样。民警抑制住内心的激动，也不看阳台了，伸手从玻璃柜里拿出奶粉、牛肉干，四下一看，见一边的椅子上搭着一块包袱布，抓过来就包上，递给民兵：“拿着！”又冲其耳语了一句。一旁那个小偷看得直眨眼，目光里明显透着一份吃惊，他肯定以为民警私拿群众物品了，这在当时是不敢想象的！

民警改了主意，笔录也不做了，下楼说还是去所里走一趟吧。那个民兵早已按照民警的吩咐一溜烟出门奔派出所去了，郝淑珠背门而坐，又被民警和小偷挡住了视线，根本没有发现这一幕。一行人到了派出所后，接下来的事儿进行起来就磨磨蹭蹭了。直到专案组一行急急赶到时，小偷的口供才记录完，失主郝淑珠待在另一间屋子里焦急地等待着给她做笔录，却等来了专案组侦查员，一下子进来这么多人，竟把这间不大的屋子挤得转身也不大容易了。

专案组向那个民警了解情况后，立刻分作两拨，一拨留下询问郝淑珠，一拨由那个民警带路前往郝家搜查。

侦查员一开口，郝淑珠这才知道原来把她带派出所来其实是另有原因的。她告诉侦查员，奶粉和牛肉干都是一个朋友送给她的。侦查员问及那个朋友的姓名以及跟她的关系时，她显得有些迟疑，欲言又止。侦查员一看情形就知道是异性朋友，而且两人有着暧昧关系，当下就说你别考虑其他因素，只管说出来就是，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会替你保密的。郝淑珠这才小声说了句：“那人是个男的，叫尤品仙。”

侦查员暗吃一惊，脸上却不动声色，要求郝淑珠说说尤品仙是怎么把那两样东西送给她的。郝淑珠说尤品仙五天前去她家，带去了奶粉和牛肉干，说是朋友送他的。至于她跟尤品仙的关系，那就是情人了。郝的丈夫生前干的是营造业经纪人，经常替油漆匠尤品仙介绍活儿，两人就成了朋友。尤品仙进城时经常去郝淑珠家，每次总是带些海产品作为礼物。时间长了，跟郝淑珠也混得熟了。郝夫病亡后，两人就成了一对情人。

侦查员问：“除了这两样，尤品仙是否还有其他东西拿来送给你，比如衣料什么的？”

郝淑珠说没有送过其他东西。另一路前往郝家搜查的侦查员确实没有任何收获。

七、一网打尽

郝淑珠这条线索到此为止再也查不下去了。于是，侦查员又想到了之前商议准备作的调查——那个靖然和尚。可是，问郝淑珠，她却说从来没听尤品仙说起过靖然和尚。专案组讨论一番后，决定按照之前的方案，对那个靖然和尚进行查摸。

专案组之前是从尤品仙的妻子尤钟氏以及一个沾亲带故的红星建筑公司的同事汪某那里听说靖然和尚的，但无论是尤钟氏还是汪某，都说不清楚靖然是哪座寺庙里的和尚，甚至是不是和尚也难说，因为生活中确实有把曾经出过家后来还俗了的人仍旧称为和尚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还俗的僧人多，所以这种现象也就特别多。专案组副组长老明说：“从靖然这个名字看来，倒确实像是出家人的法号，所以，我们还是先从和尚开始调查，派两个同志去市佛教协会查阅在册僧人的名单吧。”

查下来的结果是：确有一个法名靖然的僧人，是地仙庙的住持。那么，地仙庙又是怎么一所庙宇呢？据佛教协会提供的资料，地仙庙建于清朝咸丰年间，是当地一个名叫尹时真的退仕还乡官员出资建造的。尹时真从来不信佛，可是忽然接连三天做了同一个梦：遇到一个道骨仙风的白胡子老者，说他身后将被封为当地的地仙。尹时真这下不信也得信了，而且铁定笃信。他很希望自己死后真的成为地仙，于是干脆先出资建一座地仙庙再说。因此，这座地仙庙也相当于尹时真的生祠，庙里供奉的地仙泥像就是按照他的形象塑造的。据说尹时真为官尚属清廉，所以他拿不出很多的银子来，那座庙就盖得不大，里面能够容纳的僧人也很少，最多时不过七个。这种小庙香火不怎么旺盛，所以到解放时不过三个和尚——靖然、靖辰和靖然的弟子智复。

9月28日下午，专案组开始行动，先派一人化装成当地农民前往地仙庙查看。侦查员中要数曹求耿外形举止最像农民，这个使命就落到他头上了。曹求耿出身当地农家，种过田，打过鱼，他装扮农民只需换上一身土布衣服就可以了。再往头上扣一顶草帽，腰间拴上一个竹篾编织的鱼篓，肩上扛一柄鱼叉，赤脚，裤脚挽到膝盖，出现在野外活脱一个农闲时外出捕鱼的种田汉子。

这个种田汉子只往距黄斛镇七八里外的地仙庙附近转了转，就匆匆返回了。后来案子侦查结束搞表彰时，大家开玩笑说，曹求耿就因这么来回跑了一趟，一共也就花了两个小时时间，就立了一个三等功！

立功原因是由于曹求耿的机灵敏锐。地仙庙位于一个名唤“虾寮”的村庄南侧一里许的野地里，背山面河。庙后面的那座山，其实是一座三十多米高的土丘，前面的河倒确是一条像模像样的河，当地人唤作涌河，宽二十来米，最深处有三米多，一头通闽江，另一头在数里后分成三股支流，其中一股与鼓山那边的军干休养所前的那条小河相连。曹求耿走近地仙庙后，就沿着涌河缓缓前行。河水很清，在灿烂阳光的照射下，河底那些摆尾悠游的鲤鱼、鲫鱼清晰可见。曹求耿还真不含糊，瞅准一条稍大的鲤鱼倏地掷出手里的鱼叉，竟然就有收获了。其实，他此刻的注意力已被庙前河边停着的那条小船所吸引，暗忖这地仙庙倒还有一条小船，随即就想到凶手杀害牛永健时可能使用过小船。如果这个靖然和尚跟本案有关的话，这条小船会不会就是作案工具？

这时，曹求耿已经走到小船前，眼光一扫，忽然就愣住了：船尾舱里，一双沾着泥巴的布鞋扔在角落里，看尺寸，竟与勘查现场时在河边泥滩上发现的那行脚印差不多尺寸！

按照原计划，曹求耿是准备去地仙庙讨开水喝，借机观察并通过跟和尚的搭话查摸情况的。现在，他看到小船和鞋子后，就自作主张决定改变专案组拟定的侦查计划，寻思我何不悄然拿一只鞋子回去跟石膏印模比对一下再说呢！想着，他在岸边石阶前蹲下，假装观察河底，眼角余光扫视半掩的庙门，没见门口有人，于是，迅速伸手从船舱里抓起一只鞋子塞进鱼篓。

经比对，确认这只鞋子与凶杀现场所发现的脚印完全相符。雷辰阳大喜过望，情不自禁一声暴喝：“全体都有！立刻抄家伙，奔地仙庙逮人去！”

专案组连同军方联络员辛子煦在内，驱车直奔距虾寮两里地远的公路。这时已是暮色初降时分，一行人下车后借着暮色分头朝地仙庙摸去。到得庙前，雷辰阳对人员分工作了安排后，身先士卒冲上前去，也不敲门，干脆攀墙而入。庙里的三个和尚正在后院厨房吃晚饭，听见外面有声音，不禁大惊，一边喝问一边一齐出门来看，顿时被手枪逼住，一个个扭住了扣上手铐，又用绳子拴住手铐链子，把三人绑在一处，然后全庙搜查。

一干侦查员虽然已有心理准备，但对于搜出的东西还是感到出乎意料：除了施九德送给死者牛永健的衣料等物外，庙里竟然还藏有收发报机、密码本、电台专用电池、手枪五支、子弹和手榴弹各一箱以及美钞和黄金、银洋。

靖然、靖辰、智复三人被押解市局后，谢白秋局长亲自参加了对他们的讯问——

靖然，本名李子君，1911年8月出生于福建省诏安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十四岁那年家道败落，寄寓亲戚处。两年后因不堪虐待出走，流浪江湖。后投奔海匪头目“踏浪行”潘振宇，干起了劫船掠财的勾当。1940年，“踏浪行”匪帮起内讧，潘振宇被杀，已经成为该匪帮头目之一的李子君负伤，带着心腹朱孝汉逃亡。两人流窜了一段时间后，去地仙庙出家，当时的主持清聪和尚收李子君为徒，赐名靖然；朱孝汉则拜于清聪的师弟清康和尚座下，得了个法名叫靖辰。

1947年春，清聪和尚因病去世，临终前指定靖然继承其衣钵，成为地仙庙的新住持。不久，清康也病逝，地仙庙就剩下靖然、靖辰这两个海匪出身的和尚了。

本来，历史上有着杀人越货严重罪行的靖然、靖辰或许也就混过去了。可是，福州解放前两个月时，地仙庙来了一个身穿长衫头扣礼帽看似文质彬彬的男子，自称是福州城里“福富祥当铺”的账房，奉老板之命想请地仙庙的僧人进城替老板已故之母做法事，先请靖然去洽谈一下。靖然不知有诈，当下就跟着对方去了。进城后，那人带他去的地方不是“福富祥当铺”，而是福州市警察局！

靖然知道上当，却已无法脱身。一个男子貌似客气地接待了他，笑容满面地递烟沏茶，说出的话却使靖然浑身冒汗。那人竟然叫出了他的本名，说你是“踏浪行”手下有名的恶棍，杀人越货、纵火强奸之类的恶行简直罄竹难书啊！靖然自然要抵赖，说你们认错人了，我自幼出家，是个老实本分的佛门弟子。对方听了哈哈大笑，让人捧来厚厚一沓卷宗，说你李子君是略识文字的，这卷宗你可以自己看看。别动撕毁的脑筋，这是抄件，原件另外保存着的。说着，留下卷宗就出去了。

靖然一人待在室内翻阅卷宗，那里面不但有文字记载，把他当海匪时的大半罪行一一记录得清清楚楚，还有他的照片，以及包括国民党当局、日军占领福州时的伪警察局历任头目所下达的缉拿他的饬令，看得靖然心惊肉跳。一会儿，那人重新进来了，仍旧笑吟吟地跟靖然说话，大意是：你想通过出家逃避制裁，这个主意在前清时还使得，但我民国法律可没有对罪恶深重的出家之徒赦免刑责的条款，纵然你出家多年，确实已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政府还是要追究刑责的。实不相瞒，如你所犯的这些罪行，十条命也没了！你说呢？

靖然在江湖上混了这么长时间，自然知道对方这样对待他肯定是另有原因的，于是就说你们想干什么，实说吧。只要能免去我以前那些事儿，叫我怎么做都行！

对方哈哈大笑，说李先生真爽快，果然是条汉子！那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这人先递给靖然一张名片，上面印着的官衔竟然跟警察局没有关系，而是“国防部保密局东南区少校特派员”，名叫褚先录。后来查明，褚先录系不久前由“保密局”安插进福州市警察局的特务，负责利用警察局的档案材料安排福州解放后的潜伏特务，靖然就是这样被他看中的。当下，褚先录对靖然说，像你这样的海匪，即使警察局此时放过你不予追究，只要这些档案落到共产党手里，照样一个死！我们可以把你的这份卷宗销毁，这样，你的历史身份就永远不为人知了。你还是回地仙庙当你的住持，作为交换条件，是你必须收一个弟子，这个弟子我们已经替你安排好了。

靖然至此方才明白，对方原来是要把一个特务安插到地仙庙潜伏下来，这种事情对于一个血债累累的海匪头目来说，并非了不得的大事。于是，靖然就爽快地点了头，还说就为这事，你们不必搞这样的大动作，派人来打个招呼说清楚就行了。

这样，一个名叫凌宓的“保密局”特务就以靖然弟子的名义携带电台、武器、黄金住进了地仙庙，削发为僧，靖然给他起了个法名叫智复。智复和尚从此就成了地仙庙内部说一不二的老大，靖然、靖辰都得听他的号令，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地仙庙变成了一个特工小组。

1955年7月23日，凌宓在进行每半月一次的电台例行调试时，收到了上峰指令，命其执行“行者计划”。密电中对该计划之名称作了解释：“系孙行者钻进妖魔肚中采取行动之意”。“行者计划”的具体内容是：绑架解放军情报人员，从水路秘密送往闽江口预先联系好前来接应的船只，再转运在海上游弋的台湾军舰。

凌宓，二十八岁，福建省蒲田人氏，出身国民党军官家庭，1946年在南京加入“保密局”，成为一名特务。曾在武汉、广州两地的特务机关供职，福州解放前夕被调至福州作为地下潜伏人员化装安插进了地仙庙。当时他是少尉军衔，接受潜伏使命后立刻晋升两级当了上尉。此次台湾下达指令时通知他已晋升为陆军少校。靖然、靖辰虽然没有填过表格办理过加入“保密局”的正式手续，但也被授予军衔，靖然是“陆军上尉”、靖辰是“陆军少尉”。三人的积极性因此被调动起来，于是就密商应该怎样下手行动。这方面，凌宓算是半个行家了，说先得物色目标。不过我们三人都是僧人身份，不便出面侦察，最好是物色一名帮手。

这样，靖然就想到了油漆匠尤品仙。尤品仙跟地仙庙僧人算得上是老相识了，早在靖然之师清聪在世时，庙里的油漆活儿就都是他来干的。他跟靖然比较谈得来，时间长了，两人就成了朋友。当下，靖然一说尤品仙，凌宓赞同，于是就由靖然去找了尤品仙，将其请到地仙庙来喝酒说话。尤品仙贪财，靖然只开出了二两黄金的价格，他就答应参与“行者计划”——当然，他并不知晓该计划是这个名称。

但是，尤品仙对特务活儿一窍不通，根本不知怎样才能打探清楚经常在黄斛镇上露面的那些解放军官兵中谁是情报人员。凌宓于是教他：你看见哪个军人在军营里穿军服，而到社会上露面时却穿便衣，那就是情报人员了。这一说，尤品仙马上想起了前一天他在“103工程”工地见到的施九德！

尤品仙在进入红星建筑公司前，曾被黄斛驻军雇去干过十几天油漆活儿，在其见到过的军官中，就有施九德。本来，他对施九德几无印象。可是，昨天他在“103工程”工地那里加班干活时，忽见施九德带着两个人身穿便衣驱车抵达。于是，就说了这一情况。凌宓听了如获至宝，说这就是一个目标了。从现在起你盯着点儿，有什么情况随时过来说一声。

这样，尤品仙就开始盯施九德。可是，施九德很少在外界露面。尤品仙利用星期天以及每周一两天的病假时不时地在镇上晃悠，或者进茶馆占一副临窗座头喝茶留意着，却一直没看见过施九德。直到9月10日那天，他在镇上无意间遇见了施九德的妻子、部队托儿所保育员小詹时才意外获得了一条情报。当时，小詹正好遇到在镇上税务所工作的部队军官家属小张，两人在路边驻足谈话说到施九德时，小詹告知小张：他去鼓山那边的休养所休养了。就这一句话，使施九德的信息泄露了。

于是，凌宓就把注意力转向军干休养所。他让尤品仙请了病假，由靖然、靖辰轮流化装农民跟着尤品仙几次前往鼓山休养所附近窥探施九德的动静，终于摸清了施九德的活动规律。之后，尤品仙的活儿就算结束了，凌宓让他开始正常上班。

三人继续轮流化装观察了两天，决定在其外出散步时进行绑架。凌宓随即向台湾发报称将执行“行者计划”，要求接应船只从9月18日起守候于闽江口。18日那天，凌宓与靖然两人前往鼓山脚下准备行动。他们看见了外出散步的施九德，但施九德身边却有另外两个穿便衣的估计也是军官身份的休养人员，没敢下手。次日，凌宓和靖辰再去，却把外形酷似施九德的牛永健当做目标绑架了。直到将牛永健抬上小船后，方才发现绑错了人。这时就没有退路了，凌宓遂决定立即勒死牛永健，系上石头沉尸灭迹。专案组在河边泥滩上发现的那个脚印，系小个子靖辰留下的。

牛永健那口皮箱里的奶粉等全部物品被拿回地仙庙。次日，尤品仙来地仙庙时，凌宓把皮箱里的奶粉、牛肉干和海鲜干货送给了他，作为对其为此事出力的奖赏，但没有说杀人之事。

9月25日傍晚，尤品仙慌慌张张来到地仙庙，说他下班后返回单位去取忘记拿的新发的工作服时，有人告诉他刚才公司保卫科的人曾找过他。他顿觉不妙，于是急急前来报告。凌宓以为是奶粉等赃物惹出了麻烦（前面说过，即使没有赃物之事，专案组也已经怀疑到了靖然头上），遂起杀心。跟靖然密议后，决定将尤品仙灌醉后溺毙，然后用小船移尸尤品仙住宅附近扔进河里，造成酒醉后失足落水的假象，以蒙蔽侦查人员。

案情至此真相大白。

“行者计划”一案破获后，根据北京指令，福建前线对敌广播台向金门播放了涉案三犯的口供录音片断，台湾方面意识到“行者计划”已被粉碎，遂偃旗息鼓再也不敢提起。

凌宓、靖然、靖辰于1956年4月下旬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