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虽然张人亚的家中也是十分拮据，全家都靠着轮种几亩祭田和张父在外做厨师来勉强生活。

但是张父却思想开明，不管家中再是如何困难都坚持着让家里的孩子尽可能地去读书识字，张人亚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直读到中学毕业。

直至初中毕业，家中实在无法再负担需要外出求学的张人亚的读书费用，此时十六岁的张人亚也懂事地选择了辍学并外出打工。

或许是求学的不易，让张人亚自小便更加懂得书本与知识的可贵，也让他在未来选择挺身而出做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外出打工的张人亚与表兄一起来到了上海，他们经过老乡的介绍来到了一家银楼打工。也正是这一趟上海的打工之旅让他今后的道路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让他真正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理想抱负。

那时的上海经济繁荣发达，各种外国和全国各地的人在这里络绎不绝，为上海带来了许多不同的思想，让整个城市显得有活力又迷人。

而在这里打工的张亚人自然也受到了这些新思想的洗礼，逐渐的成长起来。

此时，上海工人罢工非常频繁，据不完全统计，从1911至1919年5月，上海工人共举行了百余次罢工。就金银业工人而言，他们在1912年12月7日，举行了要求提高待遇的同行业罢工。

张人亚在上海工人阶级顽强斗争精神熏陶下，积极地参与到了上海工人团体举办的各种活动与集会中去。

同时，他还加入了工商友谊会1920年，并在之后与几位骨干组织团体，一起开办了进行思想传播的露天课堂。

张人亚对新思想的书刊如饥似渴，阅读了无数的进步书刊，这些书刊也让他的思想得到了蜕变，他身处的环境也让他心中革命的种子生根发芽。

1922年4月，他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就是未来的共青团，并在五月成为了委员会三位委员中的一位。

那时的张人亚还处在用职业掩护工人运动活动的时期。

1922年5月20日，当时的浦东日华纱厂日本厂主没有任何理由地开除工人并克扣工人工资，全厂3800余名工人在浦东工会带领下举行罢工。

张人亚也积极地参与到了这次活动中，为这次活动上下奔走。

6月，张人亚也因为参加这次罢工活动被当场抓捕，在那时的巡捕房中枯坐了一天，也正是这样的经历，让他更加体会到了工人运动的不易与重要性。

由于国民党反动军警的疯狂镇压，尽管这次的罢工并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但已经迫使资本家们在罢工期间也进行工资照发，同时还让工人们工作环境和待遇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

这次罢工斗争，是工人群体的力量的体现，也是十足的工人思想解放运动，不仅让工人们看到了革命的曙光，也让那些中外反动势力感到了震慑。

而张人亚则是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展现出一个党员应有的素质。

这次的大罢工确实给工人兄弟带来了实质性的收获，在经济上可以说是胜利了。

但是在政治上却是失败的，尽管许多人都因为这次罢工，思想得到了解放。然而俱乐部却并没有被承认，张人亚等人还被开除，只能就此离开金银行业。

在离开金银行业后，张人亚被组织安排到了商务印书馆工作，工作重点也就此从工人运动转移到党团建设上来。

而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似乎也是象征着张人亚本身就与书本纸张有着不可分割的缘分。

1923年7月，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将全市53名党员分为四组，张人亚为第二组（商务印书馆）组员，并于1923年9月至1924年 1月间担任组长。

直到1924 年4月，工人运动再次兴起，张人亚的工作重心再一次转移到了工人运动上来。此后，张人亚在上海多个工人团体中担任要职，参与和领导不同行业的工人运动，成为一名职业工人运动者。

从少年的求学不易一直到如今成为了职业革命运动者，张人亚的一生都与书本有着深厚的缘分，也正是这一份缘分，让他为党留下了珍贵的文件资料。

大浪淘沙始见金。也正是在危险的环境，才能够检验出一个人真正坚定的理想信念，这句话对于一位当时的党员来说毫无疑问是一句箴言。

1927年的四月十二日，一场席卷全党，震惊中外的白色风暴由蒋介石发动，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

在屠刀的威吓下，许多人都选择了屈服与倒戈，其中还不乏一些曾经坚定的共产党人。

相较于那些选择临阵脱逃的人来说，此时的张人亚绝对是一个精神力极为出色，理想信念足够坚定的党员。

他并没有对当时的环境感到一丝害怕，依旧坚定地做着党组织安排的事务。同时，他还临危受命，接受了极为艰巨的地下交通站的工作，并出色地完成了需要进行的一切，不负使命。

除此以外，他还时刻担心着曾经保存下的党的文化书刊，记录了党的重要纲领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文件毁之一炬。

其中，首版《共产党宣言》和首部《中国共产党章程》更是具有重要意义，必然需要得到保全。

在经过了充分的准备与头脑推演后，张人亚顺利地穿过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布下的层层封锁线，成功地将珍贵的书籍材料带出了上海。然后，在外工作了多年的张人亚也终于踏上了久违的回家之路。

1928年冬，突然回家的张人亚，让张父又惊又喜。虽是多年未见，张人亚却也顾不上与父亲道来多年来发生的事情，只是将一包文件和书刊托付给了父亲。

同时，无比郑重地告诉了父亲这些资料比自己的命还重要，接着便如来时一般，匆匆离去。

张爵谦

在看到儿子走后，张爵谦把这包文件书刊偷偷地拿到自家菜园里，塞进了停放张人亚亡妻顾玉娥棺材的草棚中。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如何才能将儿子郑重托付的事处理妥当呢？

张爵谦精心思虑后，告知邻里乡亲，他的二儿子张静泉长期在外不回家，多方打听没有任何消息，大概凶多吉少，因而想为儿子做坟。

一来想“冲冲喜”，经做坟这么一冲，说不定儿子就能平安归来；二来也该让长时间放置在野外的二儿媳棺木早日入土为安。

由于当时上海、宁波等地有许多人不明不白地丢掉性命，在左邻右舍印象中张人亚似乎已有好几年没有回家了，因而他们对张爵谦的话深信不疑。

随即，张爵谦在村里的长山岗上，为张人亚修建了衣冠冢。他慎重地将儿子托付的书刊和文件资料用油纸一层层包裹好，放进了衣冠冢里。

按照旧俗，墓碑上刻的字应该是“静泉张公墓”五个字，张爵谦却故意少刻了一个静字，是为“泉张公墓”。

一方面是为了掩人耳目；另一方面，也为了提醒自己要静守墓中所藏的秘密。自此之后，张爵谦默默地将这个秘密埋在心底，只希望有朝一日儿子回来，能够“原物奉还”。

然而，终其一生，张爵谦都没有再见过儿子张人亚，只是从儿子的一封信中得知他身在中央苏区的消息。

1932年初，张人亚接受组织安排，担任代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印刷局局长。同年6月，接任出版局局长兼总发行部部长，并继续兼代中央印刷局局长，领导苏区的出版、印刷与发行等三项工作。

在当时的战争形势下，张人亚因陋就简、艰苦创业，克服种种困难，出版发行了一大批红色书籍，为提高苏区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及推进苏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长期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紧张繁重的工作，张人亚积劳成疾。

1932年12月，在从瑞金出发去福建长汀检查工作的路上，因旧病复发、无法救治，不幸于12月23日因公殉职，时年34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了悼念张人亚，在1933年1月7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上发表悼文《追悼张人亚同志》，以表彰这位为中国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先驱。

1949年全国解放后，张人亚仍没有回来。张爵谦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了“寻人启事”，也是杳无音信。

到了1950年，全国大陆都已基本解放，但张人亚还是没有消息。张爵谦估计儿子可能牺牲了，而自己也进入耄耋之年。

这时的张爵谦决定将儿子留存的这批重要文件和书刊等资料交还给党组织。“共产党托我藏的东西，一定要还给共产党。”

他叫回了在上海定居的三儿子张静茂，说出了在心里埋藏多年的秘密。

最终，张爵谦打开墓穴，亲自取出当年存放在空棺中的珍贵文件和书刊，让三儿子张静茂带回上海交给有关部门，以了却自己20多年来的心愿。

张静茂将这些文件带回上海后，为纪念哥哥张人亚和父亲张爵谦保护珍贵红色文献的壮举，他专门去找人刻了两枚纪念章。

一枚方形章上刻着“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另一枚长方形章上刻着“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的字样，他将章盖在书籍和刊物等资料上。

1952年7月初，张静茂将百余件红色文献捐给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后又将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剩余文件无偿捐赠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现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前身）。

如今，张人亚及其父亲保存的这批书刊文献，大多被国家博物馆和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永久珍藏，其中一批还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共产党宣言》更是被一大纪念馆视为“镇馆之宝”。

这些珍贵文献是张人亚冒着生命危险守护的红色火种，记载着张人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感人故事。

承载着一个家族至死不渝的革命情怀，更铭刻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是革命先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