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全称“知识青年”，现泛指有知识的青年，这个称呼实际源于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具体指从1968年代开始一直到1978年代末期近十年，自愿前往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或者建设的青年。
虽然大多数知青无法在时代中掌握出身背景，实际上只获得初中或高中教育，但为了支持祖国建设，他们放弃本可以优越的生活，立下无功不返的誓言，报国的信念支撑着他们走过寒冬酷暑，走过无数个春秋。
时至今日，他们的精神还在打动并鼓舞着每一位国人奔赴在推动国家富强的路上，永不停歇。
一、生产领头燕——邢燕子
邢燕子本名邢秀英，乳名燕子，女，1940年生，天津市宝坻县人。父亲是天津华北搪瓷厂的副厂长，母亲在天津一个缝纫厂做工，家里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城市里。
高中毕业后，她没有回爸爸妈妈所在的天津市区，而是决意回家乡务农，改变家乡的穷貌。
邢燕子听从上级指挥，工作中从不偷懒耍滑，任劳任怨。初期在食堂当炊事员，学习做饭，后面去当幼儿园教养员，她悉心照顾孩子们的起居生活，教他们唱民谣，给孩子们讲故事。
1959 年夏，国民经济下滑，粮食减产，邢燕子终于如愿被充实到生产第一线参加田间劳动，她和十几个姑娘组成了“司家庄姑娘队”，为村庄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开荒治碱入手，他们白天在田间辛苦劳动，开垦荒地，修建水渠等，晚上研究如何改善土壤品质。
为了防止洪水侵袭，姑娘队还接受了堆“土牛”的防洪工作，就是将土块堆在堤岸以防汛期抢险不及时，这是体力，姑娘们充满热情，表现突出，将大堤筑成铜墙铁壁。
除此之外，姑娘们还从副业入手，进行生产自救来解决全村冬春口粮的问题。他们在水坑中打鱼，竟然打出鱼虾几百斤。
即使是没有农活做的寒冬，冰上结了厚冰，她们也坚持冰上治鱼，就算双脚肩膀被冻伤也不退缩，晚上挑灯夜战，编制草帽等产品，短短几个月时间就给村里挣了3000多块钱，帮助全村人顺利度过了灾荒。
1960年，中共唐山市委及唐山劳动日报宣传刊发了邢燕子的事迹，号召全市人民学习精神，不怕困难，为建设新农村贡献力量。
邢燕子曾被评为先进分子和全国人大代表，毛泽东和周总理都接见过她。2009年9月14日，她被评为100位新中国建立以来感动人物之一。
二、增产小能手——侯隽
邢燕子和侯隽说起来是比较有缘分的，侯隽能够被世人所熟知，是因为记者在探访邢燕子的时候偶然的发现。
侯隽，女，客籍北京。父亲和母亲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她本人学习也很优秀。
1962年，她高中结业后放弃高考，一人从北京来到天津宝坻县窦家村参加劳动生产，决心用知识青年的力量为农村发展做贡献。
农村生活很艰苦，侯隽住的是一间冬冷夏热、潮湿的小屋子，乡亲们非常友善，侯隽生病时，干部和社员会给她请医生，村里妇女们关心她的衣食，给她提供食物及保暖衣物……
为了丰富村里人的文化生活，侯隽带领村里的年轻人成立秧歌队和宣传队，组织村里建设社团和图书馆，还向乡亲们科普自然和科学的道理，以及国家的民生政策。
而侯隽的成就在提高粮食产量方面尤为突出。
在窦家桥的46年里，侯隽真正的务农时间达18年。由于窦家桥的土地是盐碱地，碱土会降低土壤肥力，极易产生有害物质，严重影响作物的生长。
当时，窦家桥的粮食亩产只有200多斤，很多村民甚至无法自给自足，全靠白薯充饥。
1970年，侯隽带领一支农业科研组，立志要攻克盐碱土壤。传统解决办法是深翻土地压碱，但这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没过多久土地就会反碱。
然后他们开始修建梯田，利用雨水冲刷盐分，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不过这样的方法要看运气，雨水充足才会有效果，因此侯隽并不满意，她想要将决定权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她与村民们一起开凿了一口机井，采取“泡水渗洗”的方法提高产量，收效很好。在她的带领下，窦家村开始了科学耕作和养猪，同时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基础建设。
最终，窦家桥的粮食年产量大幅度提高，不仅打破了数年徘徊在200公斤的局面，而且向国家交售爱国粮超20万公斤。
2001年，57岁的侯隽出任宝坻县政协主席，直至2007年退休。
三、农业技术专家——吕根泽
当然，优秀的知青也不是只有前面两位女性。
吕根泽，男，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县海兰村人。1951年，当他以优秀的成绩从中学毕业，即将进入高中学习时，一张确诊肺结核的单子中止了他的求学之路。
后来，在当地党团组织的关怀和协助下，他渐渐领悟：不能上中学，并非失学，而回乡下从事农事，则是“真正去上学”。
从那时起，他就开始致力于家乡的农业科技，开辟了一片农业试验田，并担任技术研究小组的组长，传授先进的生产科技给本地农户。
在采用了吕根泽提出的先进水稻种植方法后，互助组的粮食产量大大提高，平均每15亩比以前增产了约1000公斤。
1961年，他在延边农学院深造并拿到大学文凭，并写成了《水稻栽培技术问答》一书。
他运用在校园学到的农学专业常识和研究成果提高土地产量，1963年全队400亩水田施用这种肥料，产量大幅度进步。
时至今日，他仍然活跃在延边农业科学院的科研战线上。
四、农业首改革——董加耕
吕根泽通过自己的知识为中国农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董加耕也不遑多让。
董加耕生于1940 年，他从小成绩优异，高中时期因德才兼备被推荐入党，还被保送到了北大清华系，然而这个时候董加耕却作出了一个惊人决定：回到葛武公社务农。
事实上，董加耕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务农，他用自己所学知识，教导村民们如何科学种植，实现了董伙村农业的第一次产业改革。
在组织粮食生产的过程中，董加耕秉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利用自己所学的土壤改良、病虫防害等知识进行产业改革，把历史以来的一熟水稻变成了三熟，大大提高了粮食质量和产量。
与此同时，村民们还种植上了棉花，旱田慢慢变成了水田，改革第一年就取得了好收成，连党中央等领导也予以高度赞扬，一时间董加耕的农业种植方法火遍大江南北。
2000年，60岁的董加耕老人在盐都县政协主席的任上退休，和老伴过起了平凡的生活。
五、辉煌与平凡——朱克家
有人的辉煌是因为成就，所以最终不会磨灭，也有人的辉煌是转瞬即逝，随后选择回归平凡。
朱克家，1950年生，上海市人，197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开除党籍），1969年参加工作，初中学历。
他的人生经历十分跌宕起伏，从插队知青，到后来的省委书记，最后又被开除党籍，一句命运作弄囊括所有。
索性，他最终也有了一个较好的归宿，从1995年1月起任云南省恩洪煤矿恩洪大厦经理。
退休之后，他再无讯息，或许，平凡是他在一切浮华之后最纯粹的选择。
六、巅峰与沉寂——张铁生
张铁生的人生和朱克家比较相似，也是经历过起伏，却不甘被打倒的。
张铁生，辽宁兴城人，1968年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曾任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1973年6月，张铁生被县里推荐考入大学工农兵学员。
在物理化学考试时，他有很多考题都不会作答，却在试卷背后写了《给尊敬领导的一封信》，最终他的考试成绩语文38分，数学61分，物理化学6分。
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信息被党员毛远新得知，张铁生的命运从此改变。
两年后，他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成为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可是后来和朱克家一样被开除党籍，并且因为煽动罪入狱。
1991年，张铁生刑满获释，开始经商活动，创办饲料公司，成为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原始股东。
七、将点连成线——柴春泽
知青的情谊也需要维护，而柴春泽，就起到了关键作用。
柴春泽，1952年生，河北省青龙人。19岁时他就开始在翁牛特旗玉田皋下乡，当时不少知青难以承受乡村生活之苦和恶劣的风沙环境，柴春泽提笔写文，发表了“扎根农村60年”演讲。
1974年，他拒绝了父亲回城里工作的建议，给父亲的复信被《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一旦党变修，国变色，我们还会有什么家……爸爸，我现在百分之百地需要你对我进行扎根教育，我不同意你这拔根教育。”
在与父亲的一封封来信公开时，柴春泽引发了一场知识青年学习运动，一时间成为全国知青中的典范。
他带领村民们优化绿化环境、修建水库改善水质，大大造福了当地的百姓，无数知青跟随他的脚步坚守在乡村农业生产建设上。
柴春泽长期从事大学生管理及思想政治工作，2004年他创办了现柴春泽联盟网，服务对象主要是知青。
“柴春泽联盟网”是他潜心经营的精神家园，也是“知青朋友的家”，柴春泽以网络为媒介，为“知青”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
八、一步步耕耘——赵耘
“南耕北耘”——南方的董加耕，北方的赵耘，这是上个世纪60年代响当当的两个人物。
赵耘，原名赵贵银，出生在山西左权县柳林乡三教村一个雇农家庭里。兄弟二人受父亲教诲，“不重金银，重耕耘”，从小受到艰苦地磨砺和革命的熏陶。
就在赵耘初中毕业前夕，党中央发出了不能升学的中小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号召。
赵耘认为，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党号召青年学生到农村去找艰苦的路走，他要做一个有文化的农民！最终，他说服了家人和老师，报名下乡去当农民。
1970年，赵耘和两个伙伴来到天津市宁河县六区共产主义之路高级农业社，开始了人生新旅途。
来年春，赵耘被乡亲们推举为猪场场长，由一名普通的饲养员成为领导三十多人的管理者。
在赵耘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到1959年，猪场已扩展为拥有六个分场、一百多人的综合畜牧队，其规模之大闻名河北省。
即使同来的伙伴相继走了，赵耘依然在这块土地上埋头奋斗，坚持了近38年。
从一个城市学生到农民、猪场场长、生产队长、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耘一步步走上了领导岗位，从青年到老年，赵耘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农村。
九、知青的坚守值得善待——丁惠民
丁惠民，上海人。
他和前几位知青不同，他的人生，因为一封“敢于说真话”的信件，而变得震撼。
1970年，他带着“建设边疆”的心，从上海来到当时的云南西双版纳的生产建设兵团。
数位知青奋力苦干，然而现实却让他们感到寒心和绝望。殴打、侮辱知青的事情时有发生，遭受不公正的对待，几年的努力也看不到农村有任何改善，很多知青回家心切。
成为知青的第八年，23岁的丁惠民还是景洪农场十分场学校的一名教师，他写的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在西双版纳知青中引起共鸣。
信中列举了知青生活的困苦和生活挑战，丁惠民认为局面已经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知青权益，希望中央领导能够重视，信中明确提出了知青返城的要求。
知青们组成请愿团，远赴北京，国务院的领导接见了他们。虽然并未做出明确承诺，但时局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后来，结束上山下乡运动的中央行动开启了，丁惠民等人为无数知青谋取权益，最终赢得了大家的善意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