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根据地有歌唱道：“三八枪，带盖盖，谁说八路军没太太。等到革命成了功，一人一个女学生。”看来女学生也是革命目标之一。革命终于成功了，也真的有数不清的女学生嫁给了八路军。这些都是早年间的事，为血与火的斗争历史增添了些许的浪漫色彩，已被许多作家写成了感人至深的作品，不须再论。只是知识青年到延安，又带来了成千上万的女学生，所以，关于她们的故事注定还要继续下去，好像这也是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我要讲的，不光是女学生，还有男学生……
小晴的故事

“黑豆低来桃黍高，有婆姨的人儿不可交。

有婆姨的人儿交下了，众人的言语杀人刀。”

《陕北民歌》

小晴插队的村子，在两条沟相交的平滩地上，村前有一棵百年生的大槐树，足有几搂粗，树高十丈，长得枝繁叶茂，几里路之外就能看得见，成为村庄的标志，人们管这村子叫槐湾儿。

槐湾儿依水靠路，交通便利，自然条件相对好一点，所以上边就把五个女生安排到这个村。女生扎堆儿，引人注目，人们戏称她们是“槐湾儿五朵花”。

“五朵花”里小晴最小，插队时年方二八，长得白净，可也最傻。

说起北京女学生的傻，有时真叫人哭笑不得，尤其那些从机关大院里出来的女孩子，说是五谷不分那还是好听的，有些生活的基本常识她们也不知道。

农村里不讲阳历讲阴历，不讲岁数讲辈份讲属相，小晴就不知道属相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知道自己属什么，看到别人这个属羊，那个属牛，觉得自己没了着落，就跑去问二尕。那二尕使坏，问了她的出生年月，装模作样地掐指头算了一阵，然后告诉她说，你是属驴的。

小晴认了真，她虽然不太喜欢这个属相，可也算有了个说法。别人再问起，她便一本正经地回答：“我属驴。”惹得旁人笑成一团，她还不知是为了什么。

倒是二尕妈看不下去了，打了二尕一巴掌骂道：“造孽啦！人家花儿似的女子叫你们这样糟蹋！”转过头对小晴说，“别听他们胡说。”又请二尕他三大重新算了一遍，从此，小晴才知道了自己的属相，是龙。

龙作为属相是比驴好听，可在陕北农村里，驴却比龙要有用得多。人们驮水运肥，推碾子拉磨，都得靠它。小晴在北京城里没见过牲口，初到村里，每次见驴过来，总是躲得远远的，怕叫它给踢上。时间长了，觉得驴没那么可怕，也敢使唤了。一日，小晴见一头驴肚子下垂下黑黑粗粗的一条，不知是什么东西，以为驴生病了，急着去找饲养员老郭头，老郭头还当出了什么大事，忙跟她跑去看，不看则已，一看，老郭头笑得差点岔过气去，身为长辈，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正尴尬间，那驴也不争气，不顾有人在场，突然性起，骑到一头母驴的背上，吭吭地使劲，那头母驴直尥蹶子，也摆脱不开。小晴大惊，拽着老郭头喊：“它们打架了，你还不把它们拉开！”同学看到了，没去拉驴，反把小晴拉跑了。

由此，小晴的傻便出了名。傻归傻，可大家依然喜欢她。小晴长得秀气，性格温顺，小鸟依人，谁见谁怜。虽说身弱力薄，却从不偷奸耍滑，不论是同学老乡，都尽力帮助她。

可好景不长，没过几个月，五朵花里的大姐，被检查出患了肝炎，她因祸得福，病退回了北京。二姐家里有关系，送她走后门当了兵。随后，三姐四姐陆续进了三线工厂，槐湾儿的知青就剩了小晴一个人。

小晴家里没关系，她的父亲文革初死了，母亲还在接受审查，所以几次招工，她的政审都没通过。

虽然村里老乡依然照顾着小晴，每天轮着拉她到家里去吃饭，隔三差五地给她送柴草，邻居家担水，也经常往她的缸里倒上一桶。可是一个女孩子，独自生活在穷苦的山村，寂寞和艰难可想而知。尤其到了每天晚上，她面对着孤灯，想着原先几个女孩子叽叽喳喳的日子，那心情真像民歌《盼五更》里唱的：“有心脱衣无心睡，两个枕头我一个人。”

队里考虑到小晴的情况，不让她干农活了，安排她到村办小学去教书。想不到，老乡们善心的举动，却使小晴卷入了一场命运的危机。

小学里还有一位男教师，名叫顺生，是本地毕生的高中生，已经结婚了，家在离槐湾儿十里外的后沟。他平时就住在学校里，寒暑假和农忙时才回家。

顺生是个俊后生，高挑个子，也是文文气气。他在县中学是个高材生，所以课教得不错。他还会拉四胡，唱一口好道情，村上人自娱自乐时，少不了他的身影，惹得婆姨女子们围着看。

顺生也巧，做得一手好饭，蒸馍馍，擀面条，样样拿得出手，一碗杂面条，放上点葱花，调上点醋，竟也香味扑鼻，并不输给婆姨。每到吃饭时，顺生就有意多做上一点，拉着小晴一块吃，时间长了，小晴觉得光吃顺生的不合适，就把自己的粮食也拿了过来，俩人搭伙一块做。

俩人在一起工作，在一个锅里吃饭，日久生情，好像也是必然的事。

终于在一个雨夜，小晴留在了顺生的窑里。

小晴几乎是在不能自持的狂热中完成一切的，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情感的潮水，一旦冲破堤坝，会有那么大的力量。她的寂寞，苦闷，在顺生的爱抚当中，渐渐的融化了，此刻她才明白，这种感觉，在她的梦里，已经渴望了很久很久。

以至于在结束的时候，小晴满脸都是泪水，不是羞愧，而是感激。

那夜的雨，淅淅沥沥，一直下到了天亮。

可谁也没想到，这一夜的欢娱，竟使两人吞下了难咽的苦果。

不久，小晴发觉自己的例假没来，小腹也隐隐作痛，她本来就有痛经的毛病，所以也没太在意，吃了些药，以为就能过去。谁知肚子越来越疼，终于有一天，连炕都下不来了。

也是小晴命大，那日北京带队干部老刘，正好来到槐湾儿，见到了正在炕上打滚的小晴，她脸色惨白，头上的汗把床单都湿了一片。问起，只说是肚子疼。老刘忙叫人用架子车把她拉到公社卫生院。那儿的医生诊断不出是什么病，便推测是阑尾炎。老刘一听急了，找了一辆拖拉机，又赶到县医院。到底县上的医生比公社的水平高，人家仔细一检查，说小晴得的不是阑尾炎，而是宫外孕。老刘一听，头都大了，生病谁都难免，可这病性质不同。他一边向上汇报，一边联系住院的事。可医生说，小晴的情况得立即动手术，但县医院条件不行，结果又惊动了县政府，找车连夜往延安送。

话分两头，且不说因抢救及时，手术成功，小晴终于保住了性命。这一事件，虽然老刘尽量保密，缩小影响，但毕竟惊动了上级。一个女知青，未婚先孕，不处理是不行了。各方一介入，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这事儿迅速升格为“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事件。人家根本不相信小晴说是自愿的话，顺生很快被抓了起来，判了三年，押到黄龙山农场去劳改。

小晴出院后，老刘没让她回槐湾儿，把她调到了另一个知青点。又过了半年，宝鸡那边的厂子来招工，公社就把她推荐去了。

从此，我们谁都没再见过小晴。多年后，同学们陆陆续续回到了北京，每逢聚会，也不见她的身影。偶尔有问起的，却都说不知道。那顺生呢，听说刑满释放后，回村去种了地，不再当教师。

“骑骡子不如骑马快，交朋友不如挖苦菜。

挖了苦菜度年馑，交了朋友坏名声。”

《陕北民歌》

北秧的名字有点费解，后来我才知道，她母亲当年是扭着秧歌进北京城的，所以给她取了这么个名字。别说，念着还挺好听。

可我不太喜欢北秧，她整天一脸的严肃，尤其是在男生面前，眼光总是冷冷的，问她三句话也回不了一句。虽说我们在北京时是男女分校，很少有机会与异性交往，可现在大家都当了农民，还搞那男女界限有什么意思呢。看她矜持的样子，好像时时在提防别人占她的便宜。我们几个男生没少在背地里挤兑她，说她是一辈子都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谁也没想到，北秧日后闹出的动静，比谁都大。

她们队里有个后生，叫二旦，普普通通，貌不惊人，少言寡语，只知道埋头干活，和知青之间也很少有来往。谁知命运时常会捉弄人，老天乱点鸳鸯谱，硬要把他和北秧往一块儿拉。

陕北的路边地畔上，经常可以看到有许多小窑洞，这洞可不是人们随便掏着玩的，它的作用一是可以存放农具，二是可以避雨。夏天的山里，常有雷阵雨，人们不论走路干活，突然遇上了，就能钻到里边避一避。只不过这洞都很小，顶多能藏一两个人。

一天午后，北秧和老乡们在山上锄谷子，突然一阵风把片云吹到头顶上，哗啦啦地下起雨来，人们四散奔跑，寻找着躲雨的地方。北秧就近找到个洞子钻了进去，还没坐稳，洞口又窜进个人，结结实实地撞在北秧身上。北秧一声怪叫，声音凄厉而恐怖，倒把那人给吓了一跳。那人看了看北秧，什么话都没说，返身又钻回到雨里。

那人正是二旦。事后北秧有些后悔，人家也是来避雨的，自己何必那么大惊小怪，害得那天二旦浑身都淋湿了。不过她也感觉到，二旦是个老实人。

二旦并没有怪北秧，谁叫自己吓着人家了呢。可不久，北秧就真的遇上了更可怕的事。

北秧的村子，临着一条大沟，队里的地，大部分都在沟对岸的东山上，人们干活出行，来来回回，总要穿沟而过。这沟里平时水很少，也很浅，人们在水中垫上几块大石头，几步就跨过去了。所以在知青们的眼里，这干河床只是条路，从来没有想到它还会有危险存在。

那是一个夏日，炎热的空气中突然有了一丝凉意，有经验的老乡说，一定是周围什么地方下了雨，风把水气吹了来。

收工的时候，人们陆续过了沟，回到岸上的村子，只有北秧在水边停了下来，找了块石头，蹲在那里，蘸着水，打磨她的锄头。说起她那把锄，也真够丢人的，满是黑锈，连刃上都没一点光亮，想必用起来，沾泥挂土，十分吃力。她干活时吃了亏，就想利用休息时，好好把锄头收拾一下，省得再让人笑话。

北秧干得起劲儿，却丝毫没有注意到周围环境有什么变化。

二旦收工后，又揽了几把柴，所以落在了最后，待他来到沟边的坡上时，沟里就只剩了北秧一个人。

他正要下沟，突然感觉有什么不对，空气中隐隐嗅到一股土腥的味道，脚下的土地发出微微的颤动，耳边似听到低沉的隆隆声。抬眼望去，山沟上游的坡上，腾起了阵阵黄尘。

“不好！山水下来了！”二旦撒腿就往沟下跑，一边还在招呼北秧。北秧背对着二旦，打磨锄头的响动，使她听不清二旦的呼喊。二旦扭头一看，那黄尘已笼罩了不远处的沟底，洪水瞬间就要吞没这个地方。他跑到北秧的身后，扔掉柴禾，也来不及解释，一把抱住了北秧的腰，夹起她，向着对岸狂奔。

北秧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还以为是谁的恶作剧，她拼命叫喊，手舞足蹈地在二旦臂中挣扎。二旦也顾不得许多，拼了气力，几步就跨到对岸的坡上，扑倒在地。此时，几丈高的水头从他们脚下呼啸而过。

北秧扭头一看，顿时吓傻了，她刚才呆的地方，已被淹没在滔滔的洪水之中，原本干涸的山沟，此时浊浪翻滚，急速地向下游奔流，裹挟着的柴草、秸杆甚至牛羊，在浪中沉浮，瞬时就看不见了。

两个人伏在岸边，半天一动不动，任脚下的浊浪把泥点子拍到他们身上。二旦的手仍紧紧地抱着北秧的腰，好像还怕她被水卷走。北秧靠着二旦的身子，心里没有一点想要摆脱的意思，她明白，二旦救了她一条命。

倒是二旦回过神来，迅速松了手，把她从地上拉了起来。二旦丢了柴，北秧没了锄，俩人四手空空，一前一后回了村。

二旦救了人，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村里人也都认为是应该的，可北秧却感激非常。公社及时抓住了这个事情，把它列为知青教育的典型。不仅表扬了二旦，还让北秧写了体会，在全公社广播。一来二去，话说得多了，北秧就觉得，自己和二旦之间，好像应该有种什么关系。

说是冷娃难动感情，可一旦动起心思来，三匹马都拉不住。北秧想了一夜，第二天找到二旦，说要嫁给他做婆姨。这倒把二旦吓坏了，农村里的婚姻都要靠媒人说和，还没见过哪个女孩子自己找上门来。二旦木讷，没了主意，便去问妈。二旦父亲死得早，家里贫穷，老妈正为儿子的婚事发愁，见有人主动上门，又可以省掉一笔彩礼钱，自然欢喜。

但北秧的决定却在村里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那时的宣传都是要知青们扎根农村，和贫下中农相结合，但在实际生活中，问题却不那么简单。北秧遭到了方方面面的抗拒。

首先，北秧的家里来信，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她母亲劝她不要头脑发热，要考虑长远。她哥哥话说得更绝，说她如果嫁了农民，以后就不要再回北京了，只当家里没她这个人。

她的同学们一致认为北秧的脑子出了问题，她们说，婚姻的基础是爱情，二旦虽说救了你，但你对他是感激，而不是爱情。二旦窝窝囊囊的，哪里配得上你。她们甚至成天看着北秧，不让她和二旦见面。

二旦的亲戚们也不同意，他们说，酒肉的朋友，米面的夫妻。娶婆姨摆着好看没用，是要过日子的。北秧那么瘦，干不动活也不是能生娃的相，再说，人家是北京人，说不定什么时候，上边政策一变，拍拍屁股就走了，到那会儿，你娃哭都来不及，还是找个本乡的女子实在。

最后，还是北秧的母亲出面把事情摆平了。人家不愧是当干部的，善于从政治角度分析问题。她千里迢迢从北京赶了来，找到大队支书和北京带队干部，说我们并不反对和贫下中农相结合，可二旦家是上中农，只是团结的对象，北秧如果和二旦结婚，岂不是从大方向上就错了。再有，知识青年到农村，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观，孩子还小，应该把精力多放在学习贫下中农的优秀品质上，动不动就谈婚论嫁，这是把上山下乡运动的伟大意义给庸俗化了。

最后她还提请大家注意，研究分析一下二旦接近知识青年的动机。

什么叫有理有力有节，北秧母亲的一席话，软中带硬，句句不离原则，几顶帽子一戴，严丝合缝，别人只有点头称是的份儿，一致同意做双方的工作。就连北秧自己也有点糊涂了，如果真是大方向出了问题，还真得重新考虑了。

倒霉的是二旦，救了人，反倒惹上了一身的不是，还被人怀疑动机有问题。他本来就不善言词，更不明白什么叫干扰大方向。自此，他见北秧像老鼠见了猫，躲得远远的。

北京干部也怕出事，说心里话，他们并不希望这些孩子们真在农村过一辈子，可要表示反对，又怕人说动摇知青扎根的信念。北秧母亲的出马，给了他们一个下台阶的机会。他们对北秧说，这事还是要尊重家长的意见，把北秧说得没了词。正好这时，三线工厂来招人，他们第一个就把北秧推荐了去。

北秧后来上了大学，毕业回了北京。二旦也娶了本地的婆姨，这事像一阵风似的刮了过去，再没有人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