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坊间便有一个传说，那就是中国和以色列关系很好，以色列对我们有恩。犹太人因中国人在二战时期收留过他们，致使他们向中国“报恩”。但从实际情况看，这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谣言。
中国外交一共分为11个等级，而以色列仅仅排在倒数第二，为创新型 合作伙伴关系，其地位仅高于日本和美国。
新中国和以色列几乎在同一时间立国，但从整体情况看，可谓是对立多、合作少。一段时期内，甚至互为仇敌，有好几次都差点兵戎相见。
以色列和中国互相承认的时间很早。以色列建国伊始，就遭遇了阿拉伯国家的围攻。以色列虽然打赢了这场战争，但依然受到阿拉伯国家的孤立和封锁。在那时，仅有6个国家与以色列建交。因此以色列急需其他国家的承认。
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不久，新中国成立了。以色列政府料定新中国急需外国承认，因此率先于1950年1月9日，也就是新中国建国第100天致电周恩来，宣布以色列“承认您的征服为中国合法政府”，而以色列也继缅甸、 锡兰、 巴基斯坦、 英国和挪威之后， 第六个承认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对此，周恩来回电表示了感谢。
可以说，以色列与新中国的接触，远比阿拉伯国家来得早。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诸阿拉伯国家对中国困难重重，甚至准备参加美国为防止共产主义而组建的“巴格达联合防御协议”。
就在中国着手准备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之时，却节外生枝。首先，朝鲜战争爆发了。以色列毫不犹豫地站在了美国一边，谴责中国为“侵略者”。不久后，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向美国提议，准备向朝鲜派遣两个营作为“联合国军”的一员。然而在其他国家的反对之下，以色列并没有得逞。如以色列此计成行，中国人民志愿军恐怕就就要和以色列较量一番了。
第二个转折点发生万隆会议之后，以色列作为亚洲国家， 被排斥在会议之外。它担心孤立，于 4 月 29 日匆忙通知中国外交部， 希望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但此时中国已经决定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反对殖民统治，而以色列作为美国的帮凶，很自然地被中国排斥在外。由此，中国和诸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将以色列视为反对对象。
此后中国一直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反抗以色列占领的斗争看作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中国曾多次掀起群众运动，支援巴勒斯坦人民的反抗。
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中国坚决站在了埃及一边，甚至还出现了抗美援朝老兵集体签名，要求去中东参战的现象。对此，周恩来表达了积极的态度，还让有关部门备案。而这，是中国与以色列第二次面临兵戎相见。
由此中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彻底走向了反面，虽然远隔万里，但几乎互为敌国。967 年 6 月，以色列发动了第三次中东战争，阿以矛盾更加尖锐。中国表示坚决站在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一边，支持他们反对以色列的侵略。
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中国再次表示坚决支持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对“以色列侵略者的罪恶行径”进行强烈谴责。报纸上、广播里，几乎连篇累牍地刊登反对以色列的文章，中以关系断绝了一切联系。
中国一直反对以色列，但以色列却出人意料地一直想与中国搞好关系。因而发生了一场堪称乌龙的“雅典事件”。
1973年3月，由粮食部副部长调到外交部已经工作近十年的周伯萍被委任为我国驻希腊王国的首任特命全权大使。
当年5月，周伯萍接到一个请帖，请我国大使于5月8日下午12点到13点30分之间去捷克斯洛伐克使馆出席该国国庆招待会的。谁知值班人员是个英语生手，看请柬上的首字母是K，以为是科威特发来的请柬。
周伯萍一看，认为必须立即赶到科威特使馆，于是立即驱车前往。然而由于时间太紧，周薄萍一行竟鬼使神差地跑进了以色列驻希腊外交代表处，向以色列使馆代办祝贺了国庆（以色列的国庆日在5月14日）。
对此，以色列人欣喜若狂，认为新中国已经准备承认自己了。美国和以色列媒体对此进行了大肆宣扬。直到第二天中午，周伯萍出席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国庆招待会时，罗马尼亚驻希腊大使叫过中国大使馆翻译，告诉了他事情的真相：昨天是去了以色列驻希腊外交代表处祝贺国庆。周伯萍大吃一惊，这才明白自己闯下了大祸！
周恩来在看了外交部关于“雅典事件”的报告后，极为震怒，说：“美国出了个‘水门事件’，主角是美国总统尼克松；中国出了个‘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门不幸！”
通过此事可知，以色列对于与中国建交，是多么的迫切；同时也说明，中国对于和以色列的关系，是有多敏感。
但事情总会发生变化。1969年，中苏边境发生冲突。在中国看来，苏联的威胁比美国大太多了。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其中不乏T62、图22这类以中国实力难以对付的武器。
而中国注意到，在中东战场，中国虽然反对以色列的侵略，却对以色列的军事称赞有加。特别对以色列大量摧毁苏制武器大感兴趣。要知道，阿拉伯联军所使用的苏制武器比我国先进很多。但却经常被以色列以少胜多，特别是在空战方面。以色列空军打阿拉伯空军，简直比打火鸡还简单。
而以色列军事科技力量的出色，也为中以关系正常化埋下了伏笔。中国对以色列的态度开始出现软化。
上世纪70年代，巴解组织领袖阿拉法特曾访问中国，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当阿拉法特提出要“摧毁以色列国，将犹太人赶下海”时。周恩来明确表示了反对：
“以色列已经成立，把它消灭和赶走是不行的；承认以色列在中东的存在，反对“把以色列扔到大海里”的口号；应当把反对以色列当局的侵略扩张政策和种族主义同宗教仇恨相区别，把以色列统治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相区分，不能凡是犹太人都反；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联合起来，两个民族平等、和平相处。”
逐渐的，中国也不再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也就是说，中国不再像以前一样，将以色列视为“帝国主义制造的人造国家”。
而以色列呢？也继续保持着对中以建交的兴趣。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以色列投了赞成票。虽然当时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和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反对这一方案，但外交部长埃班坚决主张应该投票支持中国，以内阁最后支持了埃班的建议，这一举动在以色列内阁中是不寻常的。
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中以关系中美国的因素逐渐消除。与此同时，以色列也以“土地换和平”的方式，与周边阿拉伯国家和解。
1988 年 11 月，巴解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承认联合国 181 号决议和安理会 242 号、338 号决议，事实上承认了以色列的生存权。1989 年 5 月，阿拉伯特别首脑会议恢复了埃及的阿盟成员资格，说明阿拉伯世界对埃以建交的承认。阿拉伯世界事实上承认以色列的存在。
既然连苦主都承认了以色列，中以建交的障碍也就不复存在了。但中国和以色列的建交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虽然已经同美国改善了关系，但仍然谴责以色列的侵略扩张和美国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中以建交还需慢慢来。
虽然两国没有建立正式关系，但相关的合作却隐隐地开始了。在数量上，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军力在数量上相差悬殊，因此以色列只能在武器质量上取胜。以色列对于美式装备绝非“拿来主义”，而是讲究自力更生。以色列自己研制的武器经历了战争的考验，在国际军火市场极其畅销。同时，以色列武器极其克制苏制装备，也也让中国倍感兴趣。
中国和以色列的合作，符合毛泽东“欧美日中”一条线的方针。有了以色列的帮助，就能更好地对付苏联以及越南手中的苏联装备。
1975 年巴黎航空展期间，中国代表参观了以色列展馆，并询问了飞机的有关性能；1978 年瑞士军事展览会上，也有类似的报道；还有报导说以色列的一个军工代表团曾于 1979 年，也就是对越反击战访问中国。外国的一些驻华武官和在京的观察家在中国例行的国庆阅兵上拍到了以色列武器的照片。
到了80年代末，中国认为自己的空军实在落后，因此决定研制自己的三代机。美国自然靠不住，因此中国加强了和以色列的联系。以色列曾与中国合作生产“狮”式战斗机，虽然该项目因美国的干涉而取消。但以色列仍派技术人员到中国弥补与取消“狮”式战斗机计划有关的财政损失和政治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歼10战斗机，有明显的“狮”式战斗机的血统。
除此之外，中国还着手引进了以色列的哈比反辐射自杀无人机、怪蛇3对空导弹等先进装备。中国无人机如今之所以那么先进，少不了对于以色列技术的引进。
到了1992年，中国和以色列建交的时机趋于成熟。两国终于在当年实现了建交。
但到了90年代末、21世纪初。中以军事合作走向了尽头。当时中国和以色列达成了出售A50I“费尔康”预警机的合同。
然而中国和以色列的“暗通款曲”，很快引起了美国的不满。在美国的压力下，沙龙政府被迫撕毁了协议。此后沙龙总理虽然写了写了致歉信并退还了3.5亿美元。但从此以后，中以关系陷入了低谷，变成了如今的尴尬关系。
况且以色列除了卖给大陆武器，同时也向台湾当局卖武器。主要是导弹及其技术和电子产品。 以色列还与南非和台湾一起生产可携带核弹头的巡航导弹
以色列在我国外交排行上“高居”倒数第二，绝非没有理由的。
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捆绑过深。因此美国和中国关系好，中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就好；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差，以色列自然会跟随美国反对中国，因此中以关系必然受到影响。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中国和以色列没有媒体吹得那么好，也没有那么坏，顶多算是冷淡。毕竟中国人和犹太人自古就没什么仇怨。
我国虽然时常在中东问题上质疑和批评以色列，但这都是一种“诤友”的行为。真正的朋友，就是能当面指出他们的错误。相反，像美国这样无条件偏袒以色列，帮助以色列遮掩暴行的，反而是拿以色列当吸收仇恨的挡箭牌。
一旦美国失势，以色列必然倒霉，可能再一次面临亡国；如果以色列听从中国的规劝，与巴勒斯坦真正实现和平，反而还能维持国家的存续。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和以色列还将维持这种冷淡，却互惠互利的关系。以色列需要中国的态度，也憧憬中国巨大的市场。而中国，也需要以色列各种高科技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