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铜为镜正衣冠，以史为镜知兴替，以人为镜明得失。同志您好，这里是达科特李。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河南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
事情的起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当时河南东部连年遭遇灾害，百姓流离失所，嗷嗷待哺，但是当地的地方官却串通起来，隐瞒灾情，无动于衷，当地的老百姓被逼得实在是活不下去了。
这时候有一个夏邑人，原江苏布政使彭家屏正好退休在家，于是决定为民请命。
他乘着乾隆帝第二次到山东南巡的机会，跑到了山东去迎驾，顺便把河南东部的灾情和地方官的渎职详细向乾隆做了汇报。
而乾隆并不很相信他的话，原因就在于彭家屏其人一直不讨乾隆喜欢，甚至可以说有些讨厌。清朝的皇帝都对朋党之争异常警惕和痛恨，尤其有前明的朋党之祸珠玉在前，从顺治那会儿开始，一直到康熙、雍正都在持续打压朝廷上的拉帮结派，乾隆更不用多说。但是朋党这种事，是禁不止的，有人情就会有江湖，有江湖就会有“朋党”，只不过要看这货到底影不影响统治的根基。
而彭家屏以前在官场偏偏是喜欢搞事的人。
雍正年间，他投靠过雍正的宠臣李卫，拼了老命攻击李卫的对头鄂尔泰，乾隆形容他“性情阴鸷，于鄂尔泰无不极力诋毁，因此深薄其人”，可以说乾隆对他没有丝毫好感。
其次，乾隆认为作为朝廷退休官员，就应该安分守己，先不论地方政事对错，你反正不应该干预地方事物，不要占着自己当过高官就指手画脚，这有违朝廷纲纪。而且河南巡抚图勒炳阿在乾隆眼里属于那种精明能干又听话的人，一直颇得乾隆赏识。
基于以上几点，乾隆认为彭家屏的话不可信，他想必是在家吃饱了撑的，闲着没事又想整点事情出来刷刷存在感，并借机打压地方官员，所以虽然做了一些安排，但还是决定暂且把这个事放在一边，不出意外的话回京后好好想想怎么处置彭家屏。
但是不出意外的话就会出意外了。
从山东回京的路上，乾隆的御驾碰上了两个拦路告御状的百姓。两个人跪在路边，高举着两张纸，面黄肌瘦，眼窝深陷，形容枯槁，衣衫褴褛，一望便知是灾民。
乾隆一路回京的好心情瞬间就被破坏了。但是他又一向以爱民如子自居，即使不高兴，碰到这种事他也不好不过问。于是就叫人安排他们到御前问话。
两个人哆哆嗦嗦地来到面前，满嘴豫东话让乾隆费了好大的劲才听懂。他们告御状的内容大约是说：他们是来自豫东夏邑县的农民，夏邑县遭受了严重的水灾，百姓们已经食不果腹、流离失所，但是夏邑县县令孙默和河南巡抚图勒炳阿不管不顾，还上下串通，隐瞒灾情，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所以冒死前来告御状。
乾隆一听这话，不由得心头一紧，之前在山东的时候，彭家屏不是也是说的这事吗，这前后没多久就两拨人来说同一件事了，此事有些蹊跷。其实乾隆倒不是说一定不相信豫东有灾这件事，他在山东收到举报后，虽说不信任彭家屏，觉得他别有所图，但作为皇帝也还是要表明一下态度的。所以当时就已经安排彭家屏会同去山东迎驾的图勒炳阿一起实地勘察，共同汇报。
但是，乾隆精明的地方就在于，他凡事总是要备一手。
他在明面上大张旗鼓地安排了彭、图二人共同调查，背地里又安排了自己身边一个精明强干的随从，员外郎观音保，乔装打扮成商人做暗地里的私访，实地考察真实情况是不是如彭家屏所说。
他现在觉得蹊跷的在于，灾民们胸无点墨，为什么会知道他何时何地经过哪里，又怎么可能这么巧能撞见他，还能写御状，想必此事背后一定有人指使。
乾隆这个人，从登基开始就体现出他个人鲜明的统治特点。他非常喜欢体现自己“爱民如子”，但是他又有非常强烈的控制欲，所追求的是权利的最大化。
他会主动把衣衫褴褛的百姓叫到跟前，关心体贴他们的生活，询问他们穷困的原因，并加以赏赐。但是如果遇到百姓主动地索取，特别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检举揭发，他又会非常反感。他所希望的是用稳定和秩序来管理一切，自发性和有思想的行为会让他觉得受到威胁。也许告状的理由成立，陈述的也都是事实，但他从这些底层百姓的眼中看到的却只有反抗和不驯服。所以他对于不按规定层层上访，直接越级跑到他这里来告御状的行为势必要做出严肃处理。何况此事背后有可能有人在指使，就更不能忍了。
不仅不能鼓励这种行为，还应该进一步深究，应该让天下人都看看，不遵守规矩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在乾隆治下的大清朝是绝不能允许这样的行为发生的。
他首先就认定了彭家屏和灾民们是相互勾结的，要不然怎么会一前一后如此之巧，何况豫东之大他们却同来自夏邑，这让喜欢以“阴谋论”来考量事物的乾隆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这很可能是一场以扳倒夏邑县县令孙默和河南巡抚图勒炳阿为目的的政治活动。那么此事的性质就变了，变得非常恶劣。普通百姓和地方豪绅（退休官员）相勾结，妄图用政治阴谋扳倒朝廷命官，破坏政治生态和秩序，其心可诛。
在他还没决定具体怎么处置的时候，2天后，又遇到另外一个告御状的灾民，此人名叫刘元德，同样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同样来自夏邑县，也是来投诉孙默和图勒炳阿的。
乾隆这下真的怒了。
他发怒不是因为朝廷命官置灾情不顾，置百姓身家性命不顾，他发怒是觉得有人勾结起来有组织地在生事端，以下犯上。从来都是小心谨慎，防微杜渐的乾隆于是决定利用这次的事件认真规划一下，最好是做成一桩大案，让天下人警醒，至于那个他不喜欢的彭家屏，哼，不管他有没有参与这个事的组织串联，做也要把他做进来。
于是，乾隆命人把刘元德锁了起来，详细审问。在严刑拷打之下，事情果然有了一些眉目，这个刘元德果然是在他人的授意下来告御状的。你说他一个灾民，饭都吃不饱，哪还能拿出钱来做路费，背后支持他的是夏邑县的秀才段昌绪和武生刘东震，其目的是扳倒县太爷孙默。
好嘛，我就知道这事不简单，乾隆心里暗暗得意。只不过没有把彭家屏扯出来，这事不太圆满。但乾隆心里始终认为，彭家屏作为夏邑有影响力的退休官员，肯定和这事脱不了干系。那么接下来就是想办法把彭家屏扯进来，这个案子的影响力才够大。
于是，他下令逮捕段昌绪和刘东震。正在此时，观音保也回来了。
几天不见，观音保已经大变模样，满身灰尘，消瘦了很多。他详细向乾隆汇报了此次暗访的情况。乾隆方才得知彭家屏及灾民们所说属实，此次夏邑受灾实属百年不遇的大灾。整个夏邑和豫东地区遍地都是乞丐，民生一片凋敝，饿殍满地，所有活着的人没有不咒骂孙默和图勒炳阿的。为了证明自己所说属实，观音保还在夏邑买了两个孩子，一共才花了480文，当他把卖身契拿给乾隆看的时候，乾隆震惊了。480文，折合成现在的价格来算，也就不到100块钱。
乾隆此时很尴尬。
看来，彭家屏和灾民所言非虚，孙默和图勒炳阿确实罪不可恕。他本以为豫东地区所遭受到的是寻常的灾祸，没想到竟如此严重。而地方官竟然相互串通勾结，欺君罔上，漠视灾情，必须严惩以儆效尤，安抚民心。
但是，话说回来，如果因为平民百姓告御状扳倒了地方高管，此事势必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头，会成为爆炸性新闻很快传遍全国，很多地方肯定都会开始效仿，那不就乱套了嘛，很有可能会对这江山稳固的政治形势形成强烈的冲击。
于是，乾隆在深思熟虑后决定表明态度，下谕旨做出了如下裁决：
1、图勒炳阿革职，发配充军。孙默革职，还将等待下一步审讯，看还有没其他贪赃枉法的行为。
2、勒令彭家屏回家，不得再插手地方事务。而告御状的灾民三人，交山东巡抚审问，继续查找背后还有没有其他人指使。
3、发表一道上谕给整个河南的老百姓。大概意思就是说：皇帝我洞察一切，主动查明了此次灾情背后是何人在渎职，而并非是因为有“刁民”告状才得知消息进行的处理。所以呢，以后你们也不得效仿上访这类事，要安分守己，我自然会发现问题。至于赈灾，我是体恤黎民的，你们耐心等一下，马上会组织安排。
这样的处理，实际就是各打五十大板，也能看出乾隆在这种事情上的谨慎和左右为难。这中间就引出了乾隆朝的一个问题，如果地方官不作为，百姓就只能等死吗？其实这倒也不是乾隆的用意。他的意思是，你们可以上访，但是要分得了轻重，绝对不能越级上访，只能一级级来，更不能聚众闹事，否则，即使你有理也要变成无理了。也就是说，你们要按我的规定来，在体制框架内做事，要安分守己、恪守本分。
但是这样的方法很多时候行不通，乾隆时期上下级官员之间总是官官相护，互相包庇，即使告官告到上一级，也会被发回来重审，百姓实际上还是没有可以说理的地方。乾隆表面上把“爱民”挂在嘴边，实际上内心根深蒂固的仍旧是“防民”的思想。
你以为这个事就这样结束了？非也，接下来才是重头。
乾隆不是把灾民交给山东巡抚审吗，山东巡抚一纸发文就给了夏邑县令，让他把秀才段昌绪和武生刘东震抓起来押送到山东。夏邑县令是谁？就是那个孙默。
此时的孙默还在职，因为省里的革职文件还没下来，但他早已得到消息知道自己乌纱帽即将不保，正在惶惶不可终日。此时山东巡抚的协查文件对于他而言就是一根救命稻草。他十分清楚接下来要干什么。
孙默亲自带人去了秀才段昌绪的家，来了一场地毯式彻彻底底的大搜查。干什么？找东西！找什么东西？对他立功有利的东西。
他非常清楚，这些秀才都很迂腐，总是有一些“坏习惯”，没事就喜欢涂涂写写，没准在家里藏着的书籍和文章里能找到一些抱怨牢骚的蛛丝马迹。如果有确实的证据的话，那就可以把这个案子升级了，乾隆朝“因言获罪”的文字大案可不少。这样一来，他或许就可以脱罪，“戴罪立功”也说不定。
通过他一番极为细心的翻找，果然有所收获。他在段昌绪的家中搜出来几页文书，竟然是吴三桂反清时候写得檄文抄本。这篇檄文写得那是精彩纷呈，80年前曾广为传抄，要说这迂腐的秀才保留几页，未必是想反清，可能只是欣赏文采罢了。但是，家中有如此私货，在孙默口中，那不是谋反是什么！
他如获至宝，立即把情况汇报给了图勒炳阿，图勒炳阿也是毫不客气，又添油加醋一番，以最快速度加急汇报给了乾隆。
要说乾隆现在也很焦虑，虽然他各打了五十大板，又发表了安民的上谕，但是毕竟口口相传得太快，天下还是认为“百姓告倒了官府”，群情激动，他也得到消息，各地有不少人准备进京告状。这还了得！
恰好此时，图勒炳阿的加急信送了过来。乾隆果断做出了进一步的处理。
1、孙默和图勒炳阿侦破了如此的反清大案，比起渎职的行为，已经功大于过，不再革职，继续留用。
2、再派钦差大臣前往河南，会同图勒炳阿，把这个案件再深挖一下，一定要查出檄文抄自何处，绝不能任由反清的思想存在。
3、抄彭家屏的家。看他家是不是也有这个檄文。
要说前两条的处理，我们还能理解。第3条却显得尤其刺眼，莫须有的一定要把彭家屏扯进来，可见乾隆是有多讨厌他。
最后的结果，自然彭家屏家里肯定是没有这个檄文抄本的，他作为退休二品大员，还是深知私藏这样的物件会给自己遭来杀身之祸，不过家里留有几本明末的野史，这也就是读书人的一个乐子罢了，有点牵强。但是针对彭家屏的审理也不是没有收获，那个灾民刘元德就交待，御状的状子曾经给彭家屏的侄子彭型看过，如此，七扯八扯，还是把彭家屏扯了进来。
乾隆于是长吁了一口气，此事至此有了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法。
1、秀才段昌绪，大逆不道，私藏檄文，意图反清，本应凌迟，但我宽大为怀，改为斩立决，妻子免入官。
2、彭家屏私藏“前朝禁书”，令其自尽，其子彭传笏斩监候，秋后处斩。家中房屋、财产、物件全部充官。至于家里那几千亩田地，既然你喜欢为民请命，和百姓打成一片，那就全分给当地贫苦灾民了。
如此这般的一番操作，乾隆坚信有敲山震虎的效果，看你们谁还敢为民请命，为百姓出头，同时也把民告官的不良影响减到最小。
那些分到了彭家屏田产的贫民个个都直呼“皇上英明”，感恩皇上，三呼“万岁”，纷纷表示彭家屏用心险恶、不得好死。当地方官把百姓的这些反映汇报给乾隆的时候，乾隆的嘴角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后续，他又免除了夏邑及周边几个县几年的农业税，灾年的其他税收也一律免除，还委派官员通过各种途径救灾。
至于图勒炳阿，乾隆最后仍调他入京，体面地解除了他巡抚一职。而陈默作为夏邑县令，德不配位，仍被革职查问，以此作为其他官员的警示。
只是可怜了彭家屏，为民请命，却因为乾隆一人的好恶而断送了身家性命，搞得家破人亡。而那些他为之奋斗的当地百姓，不仅不感恩戴德，反而在得了好处甚至分得了他的家产之后，把他身后名都极尽侮辱了，可见是有多么的讽刺。也由此可见乾隆这位最高统治者的手段。
乾隆时代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和乾隆本人的励精图治是分不开的，但是它的辉煌却只是体现在上层的统治阶级，底层的百姓并没有享受到这个所谓盛世的福利。相反，乾隆“防民愚民驭民”的思想是始终放在第一位的，他认为必须严格控制“刁民们”的思想，做到精神层面的扼杀，防微杜渐，把任何可能造成政治统治不稳的因素都消灭在萌芽状态。
就是这样高压及专制的统治，导致后来英国马戛尔尼率领空前浩大的使团来访，曾经的心中所想和实际的眼中所见有着巨大的落差，也由此得一个影响了历史大变局的结论：与中华帝国可以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