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8日，四方面军先头部队4军10师在会宁界石铺与一方面军的一军团1师成功会师。

时隔一年多，两支红军终于再次会师，历史将会铭记这一刻，人民也将永远歌颂这一幕，分离的终究会相聚。忘掉那些不愉快的过往吧！（文章参考资料论文类资料，可供下载阅览，方式见主页）

我们必须要明白，张国焘问题的影响范围只局限于一个小范围内，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和战士本质都是极好的，我们不能一棒子打死，更不能在政治上抹黑他们。

客观来看，他们也是张国焘路线的受害者，跟一方面军的兄弟相比，四方面军的战士多走了这么远的路，牺牲了这么多人，何其无辜。

革命如此艰难，在经历了张国焘事件后，我们更应懂得团结的重要性。

去年6月份，四方面军在懋功热情招待了一方面军，如今，一方面军为了迎接四方面军的兄弟，也做足了准备。

1936年10月10日，在会宁城内的文庙广场，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

一路风餐露宿的革命战士，在经历了种种波折后，极度盼望这来之不易的会师，也只有这种来自革命战友的亲切关怀和真诚慰问，才能安抚这一路上的担惊受怕和苦苦煎熬。

大会上四方面军代表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讲话大纲，开头和结尾分别是这样写的：

“四方面军全体战士谨向我们的老大哥红一方面军全体英勇指战员致最亲爱的革命敬礼！

为着会合红一方面军，我们的眼睛望穿了。从去年和一方面军弟兄分手以后，我们时常都在关心着一方面军。当我们在天、芦、名、雅一带大举打垮川敌的时候，我们用最亲切的注意来听一方面军在陕北胜利的消息。”

“我们红四方面军全体战士准备好了用心地学习一方面军哥哥们的长处，希望我一方面军的哥哥，能够纠正我们的缺点，多多指示我们。同志们，携手前进吧！卖国汉奸和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在我们伟大会合面前发抖了！胜利就在眼前！”

从这份讲话大纲里，我们可以很清晰的感受到四方面军战士对会师的期待之情，以及见到一方面军后的那种坦荡和敬爱。

但这次联欢会并没有举办多长时间，参加的人数也有限，时间紧任务重，一、四方面军各派了一支队伍来参加，大部队则在抓紧时间修整，等待执行更为重要的任务。

张国焘自然没有来参加联欢会，他的心情极为忐忑，在忧虑和恐惧中等待着自己最后的命运，可让张国焘没有想到的是，中央既没有派保密局的人来找他，也没有撤销他的职位，更没有对他下任何处分。

会师第二天，10月11日，中共中央就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宁夏战役计划），确定由教员、彭老总、王稼祥、朱老总、张国焘、陈昌浩六人组成军委主席团。并规定三个方面军的行动，统由朱老总、张国焘总政委依照中央和军委的决定组织指挥。

张国焘长舒了一口气，稍微放心了一点。实际上，中央早已安排同志在暗中收集张国焘的材料，李伯钊接到命令，想办法从傅钟那里要到了由黄超记录的卓木碉大会的会议记录。（李伯钊就是杨尚昆的妻子，一方面军单独北上那天，李伯钊在外面演出慰问战士，没收到消息，后来被裹挟南下了）

随后，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总部及所属的第三十军、九军、五军等21800多名忠勇将士在甘肃靖远地区西渡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两支部队的领导人都没来得及见面，便迅速投入战斗了，对于红军来说，时间不等人，没有太多时间用来寒暄，夺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才是关键。

宁夏战役计划的要点如下：

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集中向北发展，在西兰大道以北、黄河以东、同心以南、环县以西的地域内，三军密切配合，打几个歼灭战，对尾追红军之敌予以狠狠打击，而后消灭马鸿逵势力，占领宁夏，把陕北、陇东、宁夏作为根据地和大后方。

可能有很多人对这份计划感到奇怪，此前张国焘闹着要带部队西渡的计划是先一步占领永登，然后从中卫、靖远渡过黄河，协助一方面军夺取宁夏。

中央好不容易阻止了张国焘的西渡计划，为什么却又在两军刚会师时，便安排四方面军大部西渡黄河呢？两份计划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很大，张国焘的计划是直接从漳县带着部队从临洮县渡过洮河，然后再渡过黄河抢占永登地区，再从永登地区折过头，从中卫、靖远过黄河协助一方面军抢夺宁夏。

张国焘绕来绕去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开静宁、会宁一带的西兰大道（西安到兰州的公路），这样他就能避开胡宗南，减少部队的损失。所以他在漳县墨迹了一个星期，要不是突然涨水，他差点就带着部队走了。

当时中央明确告知张国焘，根据最新情报，胡宗南不会这么快赶到，如果张国焘听命令，便能很快占领静宁、会宁一带的西兰大道，不仅不会和胡宗南发生冲突，还能占领要道，这样红军的活动空间就很大了，能夺回部分主动权。

事实上的确如此，张国焘带着部队重新北上后，很快就到达会宁跟中央会师了，张国焘浪费了一周的时间都没有遇到胡宗南，却让二方面军吃了个大亏。

前后两个西渡计划的关键点就在胡宗南身上。此外，会师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解决张国焘的问题。

前文说过，张国焘因河水暴涨不能渡河而放弃了西渡计划，等到两军会师后，渡河情况依然不妙，而且军委给渡河部队下的命令还是秘密渡河，尽量避免让敌人知晓红军的计划。

李先念和程世才率领的30军是先头部队，为了执行军委的命令，真是吃了不少苦。过河要造船，首先造船缺乏木板和钉子等材料，其次为了不让人发现，还必须要离渡口很远的地方秘密造船，最难的是造完船后，还要趁着天黑，小心翼翼的将船抬到河边藏起来。

整个过程异常艰辛困难，言语不能表达其万一。

既要全程保密，还得快速完成制造，任务艰巨，而从李先念最后漂亮的完成这一任务来看，说明四方面军的执行力和组织能力都很强，是一支真正的能征善战的劲旅。

越是如此，便越为四方面军感到惋惜。

军委如此着急让西路军渡过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原因是因为时间真来不及了，当前形势下，红军必须尽快取得苏联的军事援助方能破局。

但教员等人不知晓的是，在1935年11月，苏联就同意出售军事武器装备给国军了，而在1935年底，陈果夫秘密前往莫斯科，与苏联商谈互不侵犯条约。

也就是说，在1935年，苏联便已经在国军和红军之间做出了选择，苏联在中国抗日的主要联合对象不是红军，而是国军。

这也能理解，德、日法西斯几乎同时崛起，一个从西边，一个在东边同时威胁苏联的边境安全，而斯大林急迫想要尽快武装中国，拖住日本，减轻其在东方的军事压力。

一开始苏联的确想武装红军，也制定了确切的军事援助路线，可一个战略家绝不会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大力扶持红军的时候，苏联也在和老蒋沟通，此外还扶持了新疆的盛世才，做了好几手准备。

这也教给了我们一个道理，永远不要百分百的依赖他人，要学会独立，要学着自强。

革命，残酷且无情。

1936年的中国形势极其复杂，10月，关东军制定了侵绥计划。到了这一地步，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而老蒋也无法再缓和和日军的关系了，苏联催促着他，形势逼迫着他，是时候做出抗日表态了。

在正式宣布抗日之前，老蒋还得完成一件事，他要把陕北的红军彻底消灭，才会放心。故此，1936年10月，老蒋亲自赶赴西安督战，他要尽快消除自己的眼中钉。

1936年10月24日晚，李先念和程世才带着部队，拖着木船，于当晚十点多到达虎豹口，准备渡河。半夜时分，正式强渡，渡河较为顺利，一直到达岸边了，敌军才发现。骁勇善战的30军战士，很快就制服了敌人，大部队随后顺利渡河。

10月26日，情况突变，胡宗南在老蒋的监督之下，向红军发起了猛烈进攻，防御的4军、5军、31军不敌，只能节节败退，此时情况已经比较危急了，如果被胡宗南堵在了黄河边上，到时就是大溃败，军委命令9军先一步渡河。

9军渡河时，就没有30军那么幸运了，白天敌人的飞机在天上轰炸，而敌军的大部队则在后面猛烈进攻，损失了不少人。

面对胡宗南的大举进攻，此时的红军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困境，如果4军、5军、31军还在黄河边徘徊，就会很危险，中央便命令部队靠近打拉池，而负责防守渡口的5军，因敌军已经靠上来了，无法向打拉池靠近，只能无奈仓促渡河。

谁也没有想到，局势变化的这么快，部队的确过河了，结果刚渡河就被胡宗南从中截断，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断。

10月30日，四方面军的主力已经渡过黄河，而此时的胡宗南部也杀到了红军面前，当务之急必须要打掉胡宗南部分主力，才能继续执行夺取宁夏的计划。教员命令彭老总全权领导除渡河外的一、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三个军，部署反攻计划。

如果能按照教员的部署，消灭胡宗南部分主力，那西北的局势立马就能大为改善，最重要的是这样一来，也就在组织结构上，拿到了四方面军4军、31军的控制权。

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遇到了麻烦。

陈昌浩和徐向前是带着部队渡河了，可张国焘还没有走，有他在，彭老总根本指挥不动四方面军的部队。

1936年11月3日，国际突然来电：

“现已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帮助的办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办法。如果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密），你们曾否可能占领甘肃西部来接收？并请告如何接收办法及你们采用何种具体运输。”

一听到这样的消息，张国焘就更不可能跟胡宗南硬拼了，他还想着过河的四方面军从新疆拿到苏联的军事援助，到时他跟中央的位置就互换了，故此张国焘在打胡宗南这件事，又陷入了摇摆，总想着避战。

军心不齐，这仗没法打。

张国焘不想打，彭老总却不得不尽快寻找决战的机会，陕北的资源本就不多，会师之后，人数暴涨，衣食早已告急，红军再拖下去，不用老蒋动手，自己就先扛不住了。

据彭老总回忆，他多次和张国焘沟通，一开始想歼灭尾随4军到打拉池附近的王均部，结果张国焘口头上答应了，实际上他却命令王宏坤带着部队往同心城方向撤，后来彭老总又亲自和张国焘面谈，希望在海源和同心城的中间地带布置伏击地点，歼灭王均部，缓解一部分压力，可张国焘不配合，有私下命4军东撤，再次破坏了作战部署。

可王宏坤在《我的红军生涯》中明确说，有电报以来，没有单独接到张国焘给他的电报命令。并说明，敌军在飞机的配合下，进攻很猛，4军和31军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所以当时只能且战且退，4军是被迫退到打拉池一带，随后又退到盐池、定边一带。

王宏坤的说法否认了彭老总的看法。

这也说明了一件事，我们在研究历史资料的时候，不能只听某一个人的言论，需多方考证，才能靠近真相。

并不是说，谁说谎了，谁故意隐瞒了什么，因为职位不同，获取到的情报也不同，因为时间的关系，记忆也可能出现差错，又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对一件事的看法和认知，只能局限于一面。这个道理早在《画杨桃》这篇启蒙文章里便说透了。

在西路军的问题上，我们尤其要注重看问题的方法。偏听则暗，兼听则明。

同样的道理，本文也只能作为参考之用，毕竟笔者也有喜怒，也有倾向，所写所作都带有个人偏见，古往今来，谁要说自己不偏不倚，最是公正。那立马就要警惕起来，保准错不了。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陈老说，这15个字，前9个字是唯物论，后6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人生重求实，永做座右铭！

长征时期的红军，虽然处境艰难，可此时被老蒋围困在陕北的红军，连回旋余地都没了。早在胡宗南切断两部红军联系之前，陕北红军的处境便已经岌岌可危了。

1936年7月前后，教员为了找到出路，让红军各位首长，包括他自己，纷纷写信给从前的老友或是校友，希望能得到党外人士，以及国军内部将领的同情，能携起手来抗日。

但结果不尽如人意，尽管得到了张学良的支持，可这也是建立在苏联能援助红军的基础之上的。

此时的苏联，已经在跟老蒋讨论军事互相协议的细节部分了，并且共产国际于7月23日来电，明确指示中共“现在不是扩大苏区和发展红军”，而是要约束实力与蒋谈判以“联蒋”抗日。

对于莫斯科出尔反尔的指示中共领导自然是大惑不解。到了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再次尖锐批评中共继续坚持“反蒋”的做法。在西安事变未发生之前，共产国际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让红军悉数接受招安。

在胡宗南切断红军之间的联系后，老蒋更是提出了：“由南京政府收编红军，师以上干部一律出洋，整编过渡期间只可暂留3000人”的严苛招安条件。

这样的条件，红军怎能答应？为了革命，牺牲了这么多人，难道就因共产国际的一句话，便放弃了吗？

绝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