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在毛主席的建议下，周总理动身前往朝鲜回访。在所有事宜准备妥当后，秘书照例将出访人员名单，递交给周总理审阅。

然而，当周总理看到出访人员名单时，眉头却皱了起来，显然对名单不是很满意。就在秘书正准备开口询问有何不妥时，周总理先一步抬头问道：“老杜，杜修贤呢？名单上怎么没有他？”

此话一出，秘书恍然大悟，张嘴想要回答，却突然想到某事，即使住了嘴。

见秘书支支吾吾，周总理只好说道：“在我面前，不用顾忌其他。”

“杜修贤摄影师，他人在新疆……”不再有所顾忌的秘书，将所知道的情况一五一十全都说了出来。

至此，周总理才得知杜修贤被下派到新疆一事。对此，周总理很是恼火，当即他就让秘书立即喊杜修贤回来，并且交代此次出访，必须由杜修贤担任摄影记者。

第二天，在加急电报的催促下，杜修贤匆忙地收拾好东西，便搭乘着火车，连忙返回了北京。

杜修贤是何人？周总理又为何非要命杜修贤随行？二人是何关系呢？

一、备受总理关怀

能够被周总理如此器重，杜修贤自是有实力在的。

身为摄影记者的他，凭借着专业的抓拍能力和独特的风格，不仅有着“快门手”的着称，更因常年留在国家领导人身边拍照，被业内尊称为“红墙里的摄影师”。

杜修贤能够长期在周总理身边拍照，离不开对周总理发自内心的尊重，方能拍出周总理的气质和神韵。当然，心甘情愿留在周总理身边，自是源于周总理一向宽厚待人、关怀待下。

在紧跟周恩来的那段时间，除却中南海这处常去之地，便是天安门城楼了，每逢大型庆祝活动，在毛主席等领导人在城楼栏杆边，向人民群众问好时，身为摄影记者的众人，都拼命找角度，想为领导们拍出一张满意的正面照片。

在城楼上，想要拍出一张正面照，简直是难上加难。

一次，绞尽脑汁想要找到好角度的杜修贤，不惜将大半个身子探出栏杆，艰难地举着沉重的相机，找角度、调焦距。就在他好不容易对好焦，想要再往前探身时，却被一只手拽着衣角，动弹不得。

挣了几下，没挣开的杜修贤很是着急，没好气地转头喊道：“别拽了，再拽就照不全了……”

谁知，扭头一看，却看到的周总理。本以为身后是警卫同志的杜修贤，瞬间吞掉了嘴边的抱怨。

“不要命了？万一掉下去怎么办？”周总理一脸严肃，话语间尽是关怀之意。

看着眼前关怀自己的周总理，杜修贤当即就红了眼眶。不顾危险找角度，本是再平常不过，如今却受到周总理如此关心，即使身为男子，杜修贤心里也是止不住的暖意和感动。

当然，类似于如此的事件数不胜数。

1963年年末，在周总理访问亚非欧期间，身为唯一一个随行摄影记者，杜修贤需得整天独自一人背着相机、扛着沉重的闪光灯充电箱。

两个月的时间里，杜修贤几乎是每天都要连轴转，每当拍摄完，他必须马上赶回酒店，及时将胶卷冲洗出来、送审。之后还要办理各种手续，将照片传回北京，用最短的时间让各大报刊得到新闻图片。

可以这么说，他的职责不容他耽搁一分一秒，处理完前一天的拍摄、冲洗、送审等工作，便已是深夜，还没等睡上片刻，就要着手准备接下来一天的跟拍。事关国家，杜修贤每日都打着十二分精神，在跟随着周总理出访期间，他几乎每天都睡不上一个完整的觉。

长久以来，习惯了不分昼夜工作的杜修贤，慢慢地患上了失眠症。

尽管杜修贤从未提起过，周总理还是发现杜修贤的这个毛病。某天深夜，尚未睡觉的周总理见到杜修贤房间还未熄灯，便敲响了门，“怎么还没睡呢？这么晚了，还不困吗？”

将周总理请至屋内，杜修贤打开抽屉，拿出了一瓶药，说道：“吃了这个，就能睡得下了。”

拿瓶药，周总理再熟悉不过了，对此，周总理摆了摆手，严肃地反对道：“看来，你跟我有一样的毛病。这个药可不能多吃，吃多了，就会上瘾。”

说完这句话，周总理拍了拍杜修贤的肩膀，便起身离开了。

短短的几句话，肩膀上那重重几下，深深地打动了杜修贤的内心，周总理的关怀，他终身难忘。

二、关系愈发亲切

除却对下属的关怀，周总理更是将杜修贤以友相待。

1960年一次活动中，周总理率先到场后，便亲切地同电影记者们握手，而一侧的杜修贤却连忙换了个角度，迅速举起相机拍了起来。

相机连拍的声音，吸引了周总理的注意，只见周总理微笑着走向了杜修贤，伸出了右手。沉浸在拍照中的杜修贤，等到周总理站到面前，这才反应过来，手忙脚乱地放下相机，与周总理握手。

握完，杜修贤便想要再将相机举起来，准备抓拍，谁知周总理突然转身，冲众人说道：“哎，怎么回事儿，这，我和老杜握手怎么没个人拍照啊？”

其他记者瞬间不知所措，一旁的杜修贤连忙接上话，回道：“他们没相机啊，我拿着相机，他们想照也照不成啊。”

见此，周总理冲着众人中的一个小记者，招了招手，示意他过来，而后微笑地说道：“来来来，我和老杜重新握一次手，你给我俩照一下嘛。”

小记者连连点头，从杜修贤手中接过了相机。一旁的杜修贤，激动坏了，同周总理再次握手时，忍不住地手脚颤抖，毕竟能和周总理单独合影，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

要知道，这时杜修贤才刚来西花厅不久，那些在西花厅工作很长时间的老人，也极少能够与总理单独合影。那时的杜修贤还未曾想过，在之后的日子里，周总理更是将他看作老友。

1964年，春节刚过，周总理和陈毅二人便动身出访几内亚。与国内严寒的冬天不同的是，位于赤道附近的几内亚，却是酷热难耐。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在众人的陪同下，周总理和陈毅来到了宾馆外的沙滩上，悠闲地散起了步来。

海边微风拂来，给炎热的天气，带了丝丝凉意。走在沙滩上的周总理和陈毅一行人，一边闲谈，一边感受带着海水咸味的微风。这种场面是少见的，一旁的杜修贤，举着相机，找着各种角度，一直在抓拍。

突然，周总理停下了脚步，一直盯着举着相机不停找角度的杜修贤。就在众人感到疑惑时，周总理笑着开了口：“陈老总，你看老杜现在像不像非洲人？”

听见此话，身旁的陈毅不禁笑出了声，看着不远处的杜修贤笑道：“这么些天，愣是把人晒得变了个肤色！”

不远处的杜修贤，看着众人都盯着他，很是疑惑。见周总理在向他招手，便连忙收了相机，小跑到周总理身边。

“老杜啊，这陈老总的秘书叫杜易（一），几内亚总统叫杜尔（二），你不如就叫杜三好了！”周总理笑着冲杜修贤说道。

没等杜修贤反应过来怎么一回事儿，陈毅率先大笑起来：“我看好着嘞，一二三，这不正好杜家三兄弟嘛！”

不知所以的杜修贤，纳闷极了，一脸疑惑地看着大笑地众人。也是在之后，杜修贤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儿。那个周总理开玩笑取的名称，杜修贤却如获至宝般，很是珍惜，后来更是向外称自己名叫“杜三”。

三、最后一次拍照

从1960年，进入西花厅后，杜修贤跟随着周总理，全国各地四处奔波，早就外界熟知，对于他这个摄影记者，外人也是极其尊敬的。

1976年，那时周总理的病情恶化，然而，住在医院的周总理，仍需要处理大大小小的外交事务，即使疼得在床上翻滚，周总理也要坚持亲自处理事务。

病情突然恶化，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为之忙得焦头烂额，可最让工作人员无奈的，便是那些来到病房里的宾客。想要劝阻周总理专心养病，可又张不开口，一时间，工作人员人人都忧心忡忡、无计可施。

自从周总理住院之后，医生便规定了会宾时间，但众人却拗不过周总理，即使拿医生的话去压周总理，周总理也充耳不闻，不做理会。规定的每日半个小时会客时间，每当会见外宾时，都成为了虚设。

久而久之，病房成为了第二个西花厅，医护人员、工作人员，整天轮番守在门口，生怕发生意外。

后来，眼看着周总理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那工作人员便找到了杜修贤。身为摄影记者的杜修贤，每一回都是在会客结束时，进入到病房内，给宾客和周总理拍照。工作人员在找到杜修贤后，直接便请求杜修贤提前进去拍结束镜头，这样一来，宾客们便知道时间差不多了，该结束会谈。

可杜修贤却生怕坏了规矩，当时的他尚不知周总理病情恶化程度，便想着拒绝。最后，工作人员只好告知了周总理的真实病情。

这下，杜修贤也顾不上什么规矩了。之后的每场会客，杜修贤都会守在病房门口，看着时间，等到时间差不多了，便推门进去拍照，一来二去，那些外宾也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儿了，每当杜修贤进来，便连忙结束会谈，很是自觉地拍照留影离开。

次数多了，周总理也清楚，杜修贤这样做的目的，也不多说什么，默默准允了杜修贤的做法。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周总理的病情却一天天恶化。

1975年9月7日，在经历了几十次手术后，周总理已经被病痛折磨地变了个人，躺在病床上的他，已经没了精力再去处理事务了，这一天，也是他最后一次能够提起精神会见外宾。

脱下病服，换上制服、皮鞋，在杜修贤的镜头里，周总理依旧神采奕奕、那双眼睛依旧炯炯有神。

等来了外宾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后，周总理坚持从病床上起身，坐到沙发上，与外宾谈话。此时的周总理，身上的刀口还未愈合，即便如此，周总理依旧前倾着身子，认真地听着对方发言。

强忍着剧痛的周总理，额头上慢慢地渗出了汗珠，举着镜头的杜修贤，看着沙发上的周总理，泪水夺眶而出，心里滋味难以言喻。

“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周总理的这句话一出，杜修贤心中止不住地难过，他颤抖着双手，按下了快门，将眼前周总理微笑的面容，记录了下来。

1976年1月8日，为新中国呕心沥血的周总理与世长辞。那个镜头，便是周总理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