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1876年司徒雷登降生的时候，他的传教士父母在杭州定居，所以他在学习英语之前，先学了一口吴侬软语，反倒是英文带着中国南方口音。多说一句，1876年之前，大清本来被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来了个双连击，基本奄奄一息，万般无奈，只好违背祖制，用汉族重臣来续命（当然了，后来大清也亡于汉族重臣，从大清的角度来说，他们的“祖制”还是有点道理的），也就是曾国藩他们一伙，没想到大清又活过来了，司徒雷登降生的那年，左宗棠的湖南子弟兵已经兵出玉门关，在塞外黄沙里跟叛军血战力图收复新疆。
一直到1949年司徒雷登被带毛主席“请出中国”，可以说，来自美国的雷先生全程目睹了中国最刺激的七十年。以1946年为界，司徒雷登的人生分成泾渭分明的两部分。1946年之前的司徒雷登几乎只忙活了一件事，在中国搞了一所学校，也就是我们说的“燕京大学”，这所大学现在已经没了，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被拆分，文学院进入北大，理学院进入清华，法学院并入了中国政法大学，办学地点就在北大里边，不过比现在的北大小的多。这个学校还是很不错的，但是也没现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说的那幺牛逼，可以说在中国很不错，但是拿到国际上谈不上多好，不能太过小看列强们近百年的积累，当时英法德瑞士什幺的大学已经不是我国能比了。
现在大家说的“大师云集”，主要是文科大师，当时中国识字率太低，随便搞点啥都是学科开创级别的，而且搞起来比较快，不像理工科那样需要几十上百年好几代人的积累。抗战爆发后其他大学都去南方避战了，司徒雷登考虑到燕京大学是美国大学，所以就没有南下，继续在北京呆着，大学门口挂着美国国旗。
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讲过，抗战刚爆发的时候，美国是站在日本那边的，日本80%的石油钢铁都是美国进口的，反倒是“恶棍”苏联扛起了中国抗战的重责，比如整个74师一度全是苏式装备。既然美国日本是亲密战友，所以珍珠港爆发之前，一直都没进入燕大校园。好景不长，1941年日本把美国打了，随后校门外忍了很久的日本兵冲进校园，把司徒雷登也给关起来，一直关到抗战胜利。这样，司徒雷登的人生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45年，部分中国人和美国人当时梦想过搞一下“政治协商”，也搞出过一个《双十协定》，但是正如大家看到的《让子弹飞》里的剧情，在鸿门宴上，黄四郎给了张麻子两颗宝石（双石，双十），晚上就派人去“杀鸡取卵”准备抢回来。
1945年中国面临的情况也一样，苏联美国都希望中国别打了，但是延安那边已经从山东解放区和新四军抽调骨干去抢东北，国军在华北没有中央军，但是也没闲着，在印度和越南的远征军披挂上阵，戴上狗皮帽子就上了美国船去东北了。负责调停的马歇尔他们一伙来了中国后两眼一抹黑，急需要一个中国通带路，而且这个人必须是各方都能接受，想来想去，就让司徒雷登上了。国府能接受司徒雷登好理解，我党能接受，这个怎幺理解呢？原来抗战爆发那会儿日本人不敢擅闯燕京大学，很多我党的人就在燕大各种活动。司徒雷登当上大使的时候，是1946年7月，这是个啥时间？此时国军20万人围着李先念的五六万人狂攻，李先念他们不顾一切地疯狂突围，这就是历史上非常着名的“中原突围”，这次行动非常的苦，我看过回忆录，天降暴雨，国军汽车行动不了，准备第二天再去追，第二天雨停了才发现李先念他们的部队已经连夜冒雨跑的没影了，路边全是累死的尸体。
司徒雷登哪能懂，此时的中国就跟南北战争前的美国一样，那时候美国是南方农业主和北方工业财阀之间矛盾无法协调，1946年的中国是老百姓不再能接受大清那个模式继续在中国进行下去，必须要改，如果国府不改，就换人。
国共之间的矛盾远远不是他们美国人理解的那样肤浅。在接下来的这几年里，司徒雷登主要有过这幺几个策略：他有个上策，大概意思就是东北扶持我党 ，西北扶持马家军 ，南方桂系 ，蒋系 ，西藏新疆独立，把中国拆分成个烂摊子，就像大英帝国对欧洲做的那样，分而治之，把中国当成欧洲来经营，碎了一地的中国才是好中国。不过这是扯淡，国共谁都不想放弃东北，都把自己压箱底的队伍扔到东北对赌。陈诚去了东北不到六个月，东北就全局糜烂，等我党拿下东北后，北方已经姓了共，南方可能也保不住了。这种分而治之的思路自然没法操作。
既然上策没法搞，我党上台已经是必然，司徒雷登就开始考虑让中美联合，这是中策，就像1978年后那样。他很早就发现我党其实是个民族主义政党而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个是啥意思呢？就是说毛的党其实不太在意苏共那一套，并没有兴趣和美国你死我活，他和他的同志们只在乎中国能不能崛起，为了这个目标，毛主席不介意跟美国联手（这也是为啥大家能看到，在1945年左右，毛写了大量的赞美美国的帖子向美国人隔空打call，以及跟美国观察团的下级军官谢伟思彻夜长谈，并且开始学习英文，如果没记错，微博上的那个薛蛮子，他妈就是毛的英文老师，毛学了一辈子英文）。中美联欢，美国国务院也有一堆人想这幺搞，可惜美国国内右翼兴起，麦卡锡主义横行，美国政府里有很多人认为，只要跟共产主义沾点关系的就是坏的，就没法谈。意识形态压倒了国家利益，这个策略根本没法操作，也就无从谈起了。
既然没法联欢，司徒雷登的下策就是美国直接派兵进入中国干预，维持国府在长江以南的政权。这个操作非常恐怖 ，毛一直担心这事发生，如果美国真的在淮海战役前后干预，苏联这个没原则的坏逼在一应和，中国就南北朝了。不过美国也有诸多顾忌，比如美国和苏联一直说不上话，互相不信任对方。思考再三，还把青岛的美国陆战队也给撤出去了。而且事实上国军败的那幺快，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中间断过两年的援助。1949年解放军百万雄师渡大江，苏联心里虚的一逼，它担心美国觉得毛取得这幺大的进展，是因为苏联在后台支持，所以国府迁都广州，苏联大使也贱兮兮地跟着去了。
司徒雷登没有走，他想和毛他们一伙商量下，看看能不能做点啥，顺便保护英美在华上百年的投资和在这之前的所有欠款，毛到这个时候已经烦的不得了了，知道谈也是瞎谈，美国国内根本不会同意和中国谈。而且少奇同志秘密访问苏联达成了巨大成功，苏共已经决定全面支持延安党（是的，在1949之前苏共其实主要支持的是国党，苏联一直都没放弃这个大儿子），苏联承诺出动运输机帮助我党解放新疆，出动两百架战机解放台湾。而且新中国一穷二白，如果刚诞生就背着巨额外债，几乎没法发展了。等到解放军攻陷南京，司徒雷登的三条策略全完蛋了，第四条又没得谈，心灰意冷地降旗回国了。配图是“建国大业”里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