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路军的真实情况和历史研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其存在和失利后的近40年里很少有全面客观的反映，直到本世纪初，相关的人和事才越来越清晰，并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
但随着时间推移、岁月流逝，相关历史人物特别是亲历者已经越来越少。这就使我们看到的历史故事或文艺作品只能靠史料推导加想像虚构，细节真实更是难上加难。相信大多数人看到的有关西路军的较早、较系统的回忆，都来自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但这本书最早的版本也是在1984年出版的，距离西路军失败已经过去47年了。书中关于西路军的回忆，元帅又非常谨慎，只写了一个章节，即第十四章：血战河西走廊。
其实，更早的回忆还是有的，只是太罕见了。我有幸看到的一本回忆录是1959年出版的，书名叫《悲壮的历程》，作者是程世才。
这本书我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看到的，当时「十年特殊时期」还没结束，我也只是个刚上初中的十几岁孩子。看到的那本书很旧，封面被撕掉了，后面还缺页。那时看到这段历史的感觉是非常震惊和意外的，因为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在我们能接触到的文艺文学作品中，我们的军队是战无不胜，一往无前的，而这支部队整团牺牲，整师整军的全军覆没，不仅难以想像，更是不敢相信的。
后来，我想更多地了解这段历史，但能看到的资料非常有限。直到近年，有关西路军的历史资料才多起来，但却鱼龙混杂，更有许多观点偏见和言论偏激。因为鲜有亲历者，尤其是高级将领的回忆，出征缘由、战略构想以及很多事件、过程、细节被怀疑编造、妄加指责，甚至歪曲。这时候，我又想起了那本书，我多次在网上查找，终于找到这本书，花50元买到了当年标价0.6元的珍贵旧书。
【这本书1959年4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印数只有10万册，现在能找到收藏的确实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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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版时间看，当时的文艺环境已不同于前两年，所以，行文写法上两个特点很明显，一是简要的客观叙述，没有或少有议论和评价。二是偶尔涉及对战略指挥的理解，一定与当时高层的定调完全一致。全书74000字，其中回忆西路军的篇幅占一半多，约4万字】
先来了解一下作者。程世才，1912年出生于湖北大悟，1930年参加红军，西路军出发时任第四方面军红三十军代军长（政委是李先念），时年只有24岁，1955年授中将，1990年逝世，享年71岁。
一、50年代回忆录中的西路军疑团：西征，是不是张氏假传命令？
[iframe]"[/iframe]一个西风萧瑟的秋夜，星星在高空眨着眼睛，山坡上的灌木和野草，已经凋萎和乾枯，残枝败叶被秋风吹得漫山飞舞。村落里的灯火熄灭了，狗吠的声音也早已消逝了。只有浩莽的黄河，仍然以它那一泻千里的气势奔腾直下。两岸的山岩像一双黑沉沉的铁手，用力地招住了河身，黄河愤怒地咆哮着，涌起排空的浊浪，发出巨雷般的声响，冲击着岩石，水花四面飞溅。河边的渡口集中了大量的整装待发的红军队伍。他们要在这个深秋的夜里，冲破黄河天堑和敌人的封锁，渡河西进！
（时值初冬，但黄河并非没有敌人设防的涓涓细流。）
这便是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夜，红西路军準备由甘肃靖远县附近渡河西进时的景象。那时我是红三十军副军长(后代理军长)、李先念是政委、李天焕同志是政治部主任。
（时间、地点、人物，毋庸置疑，这三位军领导都是倖存者）
[iframe]"[/iframe]我站在岸边的一块岩石上，面前是随着水波跳动的一排渡船，每条船由一个战士用绳子拉着，旁边集合着等待渡河的战士。身后的山坡上，是排列好的机关枪和迫击炮，射手们都紧紧地盯着对岸，那里正闪烁着敌人的手电筒的亮光，夜风不时地送来他的相互喊叫的声音。站在我周围的是一群等待传达命令的战士和前卫师—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同志。大家都屏息等待着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大家继续沉默着，就是平时爱说爱笑，刚满二十四岁的熊厚发师长也一语不发。我知道，虽然面对着敌人重兵把守的黄河天险，但大家想到的绝不是恐惧，而是如何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注意作者专门描写的这位师长，与他同龄的好战友）
那时，哪里知道，这次渡河竟是后来的叛徒张氏假传了命令，致使2万多名红军将士几乎全部葬送在这西北高原上！
[iframe]"[/iframe]（这句话，显然无条件执行了西路军失败原因的总体定调。说张假传了命令，并不符合实际。徐向前回忆录里一直说，西征是执行延安的命令，是在延安的领导下进行的。这个没有错，但是徐说的延安，未必都是指毛主席。大家知道，张与延安分手南下后，另立机构，并自任主席，却一直没有宣布。到百丈关战役失败后，当时四方面军的许多同志和被四方面军挟持着的朱德、刘伯承等，都同意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张主席心口不一，未表示同意，这是我们知道的。但还有一个事实很多人没有注意或不了解，这就是恰巧这时张浩回国，对一、四方面军居中调停，最后的结果，是四方面军直属于莫斯科，与延安是横向的平行关係，而没有上下隶属关係。这样，为了尽最大可能促成二、四方面军会合併一同北上，延安为了照顾大局，就既往不咎，宣布了一个新的指挥机构，仍保持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时的决定，由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主席任总政委，并且授权朱张全权负责军事。所以，以朱、张之名发给西路军的命令，也以中央的名义，说张「假传」命令与事实不符。）
两个月以前，红四方面军已走出了草地，以后经过岷州，到达甘肃会宁县境驻扎。同时，一方面军西徵到了固原一带，二方面军也正向固原靠拢。在这三大主力会师的情况下，我们满以为可以打上几个漂亮仗，从而争取国内和平，实行一致对外抗日的主张。但是事情发展得出人意料，会宁会议以后，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同志，忽然来到我们红三十军，传达了张主席组织西路军西渡黄河到宁夏建立根据地的命令，并假借延安的名义提出了「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钱」的口号。当时我们被蒙在鼓里，以为这真是延安的部署，所以部队经过动员，便士气高昂地顶着秋风，踏着落叶，浩浩蕩蕩地向黄河边上开来了。
（目前真实的史料可以确认，这个「蒙在鼓里」并不存在。事实是：会宁会师后，红军在陕北并未站稳脚跟，剩余几万红军的出路并不明确，而恰在这一时期，国际国内形势迅速变化，四方面军及在陕北的中央逐渐统一认识，明确了打通国际通道的战略思想，也就是宁夏战役的计划，即在四方面军靠近一方面军时开始实施宁夏战役，占领陕甘宁全部，并以红军一部占领新疆，具体由张主席与朱德负责制订计划和执行。朱张很快就拿出了一个作战计划，即四方面军进入甘南后，即分兵一部与一方面军会合，其余部队渡河西征，占领平大庄凉，摆开扇形防御态势，威胁西兰一线，準备全部占领甘肃和宁夏。作者作为一个军级指挥员，对整体战略构想未必有深入了解，相关认识应该是回到陕北后在抗大学习时确定的。）
[iframe]"[/iframe]为了避免暴露我军的行动方向，部队在离黄河三十里的地方驻扎下来，秘密地进行侦察，选择渡口，并在那些密密层层的梨树林里造船，进行敌前登陆的军事训练。
第二天我们派人继续侦察过河渡口。经过一天的努力，侦察到虎豹口可以渡河，并将敌人河防部署情况基本上弄清楚了。当天下午,我带了八八师的团以上干部和二六三团(前卫团)的连、排干部，换上便衣到河边看地形，我们隐蔽在河岸上，看到滚滚的黄河，从两山之间咆哮而来，浩蕩直下，对岸的光秃山峦，重叠纠缠，起伏不尽。贴近河岸是一带平川，山上山下都是碉堡，敌匪马禄的骑兵旅就在这防守。敌人的工事不能不算严密，但它是挡不住我们红军的。
八八师的登陆地点选择在对岸山谷较广的一个小树林旁边。
薄暮，部队又一次告别了房东，悄悄地向虎豹口出发了。黄河南岸有许多村庄，为了保证群众的安全，劝他们不要出门送别。但是在到渡口附近的一个村子时，狗攻不已，为了不暴露我军行动，我们花钱将狗买下，把狗嘴堵住，并讲明红军渡河后这只狗归还老乡。老乡说：「为了国家大事，一只狗算不了什么！」
[iframe]"[/iframe]十点钟左右，部队到达渡口。对岸的马匪不时地放着冷枪，大概是在为自己壮胆。慢慢地我的錶针指着了十一点。我向周围的同志一挥手说：「渡河！」那些渴望着行动的战士们，立即将命令带回本班，霎时之间，虎豹口两侧轻舟齐发。我们坐在河边的指挥位置上，心情紧张，像弓上弦似的。
二十分钟以后，对岸传来枪声，我命令火力掩护，顿时枪声、炮声掩盖了奔腾的黄河水声。先头部队投掷的手榴弹和掩护部队发射的迫击炮弹，在对岸团团爆炸，战斗的火光，由河岸转向了小山，先头部队向纵深发展了。这时我才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船只都陆续返了回来，河南岸的同志们高兴地跳起来了。有人喊，快攻打碉堡，有人急着登船渡过河去。掩护部队正以猛烈的火力掩护着船只往返。登上岸的部队，以勇猛的动作和步机枪、手榴弹的猛烈火力，迅速地将敌人河防军一个团固守的防线突破了，占领了十几个碉堡作立脚点，守敌一个多连，除较少数逃命外，全部被歼灭。
（虎豹口，这是西路军最终选择的渡河点，但并非最初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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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时已渡过了两个团的兵力。
我从渡口回到指挥部，警卫员送来两碗羊肉麵条汤，这时我才想起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当我大口吞咽着又香又热的麵条时，又想起了正在战斗的同志们：一天比一天寒冷了，马鬃上经常挂着白霜，风吹得皮肤像刀割似的，可是战士们还穿着单衣呢……想起这些，麵条也难以下咽了。因为几天几夜没有合眼，我想着想着，便不知不觉的伏在桌子上睡着了。忽然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把我惊醒，接着听到了飞机扫射声。参谋跑来告诉说有数架敌机在渡口上轰炸。我忙跑出去一看，还好，因为早已有过防空布置，我们损失不大。敌机一跑我们又开始了紧张的渡河。
（轰炸的飞机应该隶属于胡宗南部，马家军没有）
[iframe]"[/iframe]全军人马都渡过了黄河。红三十军仍是前卫军，它像一把利剑，刺向敌人心腹，乘胜猛追。第二天下午四时，八十九师在宋家川，以三小时的战斗，击退了马骑兵旅的阻拦，俘虏了二百多敌人，缴获了八百多支步枪，十余挺机枪，七十多匹战马。第三、四两天，敌人退却，我军一直追到景泰和一条山一带。三十军仍担任前卫军的任务，向西北警戒马步青部，向东北警戒宁夏马鸿达部；九军和五军作为前卫军的预备队，另一方面向兰州方向警戒胡宗南，向西南方向警戒马步芳可能从青海方向来的援兵。第七天，我亲自率领八八师两个团，在宁夏中卫县五佛寺，两小时就击退了马鸿逵的骑兵团。
（渡河一周内，西路军进展顺利并击溃了阻截的马家军。）
红三十军两个团占领五佛寺的第二天，忽然接到总部电报，命令我们大量收集船只，準备回陕北去。当时我们不知道上级为什么突然放弃进军宁夏的战略计划。事后得知，宁夏敌人兵力雄厚，定远营敌人派了好几个师控制着，恐怕打不进去，上级才改变了主意。
（这时，延安和张主席想法又出现了明显分歧，致使第一个东返机会丧失。延安虽三令五申电示张按宁夏战役的统一部署办，但张还是不听，不顾延安命彭德怀、刘伯承準备组织的海（原）打（拉池）战役，重点打击南敌这个全局，擅令四军、三十一军调离前敌总指挥部指定的作战位置，结果使海打战役计划落空。张这次擅令，完全改变了战场态势，无论挺张者如何为他开脱，从后果看都是严重错误。由于未能击破南敌，至11月初，南敌胡宗南部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道路，隔断了河东红军主力与河西红军的联繫，其后果不仅是宁夏战役被迫中止，而且使渡河的西路军成孤军深入，处境危险。张主席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开始的电报是让西路军準备东返。文中提到的定远营现属内蒙阿拉善旗，靠近中蒙边境，距渡河点还有三四百公里的路程，程的回忆单纯说到这个点不可能是要在这里消灭马家军，恰恰佐证了西路军渡河的一个重要目的正是打通国际线路，迎取苏联援助。）
[iframe]"[/iframe]回河东、去陕北是我们衷心盼望的，所以接到电报后十分兴奋，经过一天的努力，我们收罗了大船七只，小船十余只，同时将对岸情况也作了些调查。
不料第三天上级又来电报说，船只不要了，并命令我带领部队立即返回一条山。这时马步青、马步芳的主力已增援上来，三个旅的兵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向一条山猛扑。守卫在一条山的八九师两个团、八八师一个团，在熊厚发、邵烈坤两位师长共同指挥下英勇抗击着，和敌人进行争夺战。
（从史料看，文中第三天的上级电报显然来自陕北，但其前提是当时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先行致电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提出所在部队地处人烟稀少，粮缺水咸，大部队不便久停，建议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河西部队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进。之后才有了11月3日，中革军委电复河西部队 「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的电示。当然，以张为首的四方面军提出这个建议也是先徵求了河西部队的意见，陈徐基于一周初战较为顺利的形势，认为在河西可以坚持，虽放弃宁夏战役但可向甘肃发展。陈徐这个判断从后来失败的结果看是盲目乐观的，但从往返电报看，在当时的信息条件下，不仅是河西部队，包括红四方面军及延安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西进的困难和危险程度。这一决策错误的客观因素确实较多，也可以说是在所难免。）
军政治部和宣传队在一条山南面的一个小围子里陷入了重围。他们只有一个政保排的战斗部队，其余的全是干部和勤杂人员，可是包围着他们的起码有一千五百名骑兵。政治部主任李天换同志，首先将一个排布置在围子四周，然后将全体干部、宣传员、警卫员……组织起来，共有几十支短枪，在天焕同志亲自率领下机动。敌人从东南角沖了上来，天焕同志立即带着他们赶到东南角守住枪眼，一枪不发等敌人冲到眼前，天焕同志一声喊：「打！」几十支短枪便一齐开火，敌人被打得扔下几十条死尸，连滚带爬地退下去了。东南角刚打退，敌人又从西北角攻上来，那几十支短枪就连忙赶到西北角上……就是这样象抢险堵口似的打了一天。
黄昏，人也乏了，子弹也少了。但敌人像铁桶似地围在外面，在暮色沉沉的远处，一队队的敌骑在穿梭似地奔跑，看来敌人正在重新部署，似乎要在天黑以前来一次总攻。
暮色渐浓，正当危急的时候，一条山南面忽然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一支红军队伍杀了过来，援军上来了，敌人四处奔逃，李天焕同志亲率全体同志打了出来，伙夫拿着扁担，宣传员拿着石头，到处捕捉俘虏。军政治部和援军会师了,指挥援军杀来的正是师长熊厚发。这个年轻的指挥员经过连日血战，一身灰军装上已沾满了烟硝和尘土，满脸污垢，只有两只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还像过去一样精神。他一见到李天焕同志，就摇起他的手来说：「主任啊，这一天可把我急坏了。」李天焕同志说：「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来的。」
渡河以来，红三十军虽然节节胜利，但是整整一夜我没有睡好，有很多问题在困扰着我：北进宁夏的计划应该放弃，可是为什么东进陕北与延安会合的计划又撤销了呢？「五马」主力十三个旅在我们周围，胡宗南的一个补充旅随时都可赶到，我军面对着占压倒优势的敌人，在这片地瘠民困、没有群众基础的狭小地区，能够长久地呆下去吗？部队暂时还有饭吃，但未来怎么办呢？天气已经冷了，全军还穿着过草地时发的一身单衣，冬装哪里来呢？……
[iframe]"[/iframe]正当我对这些问题百思不解的时候，上级又来了命令：全军向甘北挺进，打下凉、甘二州建立根据地。于是红三十军为右路军，九军为左路军，五军和总直属队跟进，全军向甘北进发了。
（至此，河西与河东的部队已背道而驰，没有退路了。11月3日的电报前，延安及红四方面军都意识到了两支部队被分割的危险，所以曾有让河西部队东撤的打算，如果实施，两只部队合力夹击胡部，打开隔断应该不会有大的意外。之所以同意河西的判断，令其西进不是未认识到被分割的危险，还是低估了西进的困难，主要是对马家军的战力估计不足。但需注意，延安的电报是谨慎的，在同意西进的同时，提示陈徐要留部队扼守一条山、五佛寺，意即，如果西进不成，可原路返回。而两天后（11月5日）张主席电报却是冒进的，他指令河西部队，以消灭马步芳部为主要任务，独立开展一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这才使河西部队第二天向延安提出《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準备放弃一条山、五佛寺渡河点，向大靖、平番、古浪、凉州前进。）
总体看，西路军过河初期在指挥上是比较混乱的，同时接受延安和红四方面军两个上级指示，但由于主要干部和部队都是四方面军的，所以，对张主席指挥的执行力，明显更高。张主席在发动宁夏战役的大方向上虽然一致，但内心里仍然希望独立行动，不与红一合併，放弃海打战役，放弃东撤渡口都有这种思想在作祟，确实是造成西路军过河后很快陷入被动的主要责任人。程世才作为一个军级指挥员，对总体形势及战略虽然不甚了解，也不可能有我们今天的理解和认识，但他回忆的军事事件和行动过程是完全吻合的。
[iframe]"[/iframe]二、一字长蛇阵，为最终失败埋重大隐患
从程世才军长回忆的开端部分，我们大体了解了西路军出征的背景、目的和过河后的情况。他们放弃了第一次东返机会，全军向甘北挺进，欲在凉、甘二州建立根据地。战略目标虽然明确，但执行的已经不再是最初的宁夏战役计划。
回忆录的第二章，是「蜂腰」上的长蛇阵。程军长先介绍了这里的天气情况和红军的状态：
十一月的西北高原已天寒地冻了，凛冽的寒风昼夜不停地呜咽着，它给大地上的一切撒上了一层黄土，万物都显得死气沉沉。
[iframe]"[/iframe]英勇的红西路军沿着河西走廊浩浩蕩蕩地前进着，他们的衣衫虽然褴褛，有人还穿着单衣，但是个个都充满活力，八角帽上的五角星闪耀着光芒。
2万多红军几乎全部来自南方，西北的气候显然是他们初次体验的。虽然天气寒冷，没有冬装，但依旧威武雄壮。他们为了避开敌人的袭扰，改为夜间行军。然而，他们的两条腿无论如何也跑不过敌人的马。运动速度上的悬殊，使这支深入敌后的队伍在运动上处于被动，这种态势不同于他们在苏区，在四川，很难说他们有过心理準备，但他们仍然边打边进。
程李的30军打得很勇猛，他们在大靖与马步青部交战，打得马步青第五师退守城内不敢出来。然后他们闪开敌人，进占了七门，解决了马步青的工兵营。这本是个非常有利的战果，可以极大地补充和解决红军装备不足，但遗憾的是，上级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为了实现国内和平，枪口一致对外的主张与表示诚意，命令他们将俘虏和枪枝(子弹留下)全部放回。可是敌人并未答应任何条件，回到凉州后，守敌正被我军攻打，他们又参加了抵抗，没有一点悔悟的表示。这个教训明显大于损失，可见，当时的我军对西北马家军的顽固和兇残，都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凉州攻城未下，西路军只好分兵一部监视敌人，主力指向永昌。12月3日，守城的敌军闻风逃窜，永昌城不战而下。30军89师乘胜又攻占了山丹。随后，五军和西路军总直属队也全部进抵了这一带。左翼九军前进到乾柴洼和古浪地区与马步芳部队进行了无数次激战，到达永昌。下面的战场形势，我们看程军长的回忆：
[iframe]"[/iframe]永昌、山丹位于河西走廊的蜂腰部，两城相距百余里。祁连山蜿蜒于南，龙首山立于北，中间，只有几十里宽的狭窄平川。陈昌浩同志决定以永昌、山丹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将队伍由西到东分散的配置开，形成百余里的一条长蛇阵。
军迷们都知道，长蛇阵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是兵家之大忌，因为其兵力无法相互协同配合，极易被斩成数段，逐段吃掉，借个围棋术语叫做」愚形」。这个常识，黄埔一期的徐向前不会不懂，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它完全是地形决定的。这里是河西走廊，南北是大山，狭窄的平川又赶上最窄的位置，只有几十里宽，人烟稀少，没有依託，唯一可守的两座小县城又相距百里，其他都是土围子。由此，这个长蛇阵为后来西路军陷于困境并最终失败埋下了最大的隐患。
接下来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鏖战，也许还算不上惨烈，但异常艰苦，十分险恶。
我军的各种工作还未布置完，马步芳和马步青的主力已集中到这一带地区，摆出与我军决战的阵势，胡宗南的补充旅也进抵凉州一带，作为二马的预备队。
[iframe]"[/iframe]周边的敌人已不只是马家军，胡宗南的部队也到了，由于河东的红军没能牵制或消灭胡部主力，进到河西的胡部与」二马」会合后，兵力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已经超过了河西的红军。这一后果，延安预料到了，而张主席至少是轻视了，这正是他放弃海打战役的连锁反应。
恶战开始了，一百多里的平川变成了战场，在许多村堡寨里进行着拼杀。小打不计其数，举其大者来说，四十里堡激战。
昼夜，敌人死的2400人以上。永昌东南八坝之战打了两昼夜，敌人被砍死的尸体横躺竖卧地散在土围子内外，至少有八百具以上。敌人迂迴到永昌城西一带插到我军后面，在水磨关激战一昼夜，又被我军杀伤六百余名。
[iframe]"[/iframe]我军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敌人抓住我军兵力不足的弱点，以两个主力旅攻取永昌。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敌入三、四架飞机前来助战，一面投弹，一面扔下了成捆的传单，炊事员们都抢着去拣。他们说：」敌人送了最好的引火柴。」炸弹轰起沖天的烟柱，不少民房都着了火。战士们愤怒已极，组织了步枪对空射击，在一架敌机正从西向东飞行时，他们打出一排子弹，顿时敌机歪歪咧咧，冒着烟向下坠去。
在永昌城酣战的时候，敌人以一部分兵力，数次进袭山丹，五军给敌入重大杀伤，巩固住阵地，配合了永昌城的战斗。
[iframe]"[/iframe]就这样，在连续不断的战斗中，相持了一个多月。虽然取得了数次胜利，杀伤了很多敌人，但是并没有粉碎敌人的全面进攻。
鏖战一个月，从结果看，我们基本守住了这个长蛇阵，也大量消灭了敌人，但从战略上和战场态势上看，西路军已经越来越被动。敌人有后方，人员、武器、弹药可以获得源源不断地补充。而我军根据地建不成，向西向东的路完全被隔断，没有补充，实力只能是日渐削弱。30军面临的是永昌城里各个庙宇、空房都住满了伤员。弹药越来越少，棉衣没装备齐全，给养更是困难。其他各部的情况大抵如此。
其中，实力最强的九军在古浪与数倍敌人恶战，虽歼敌2000余人，自身伤亡也达1000多人，元气大伤。这期间朱德、张主席已到陕北，与毛、周等共同指挥西路军，陈、徐在战略与任务等大方向上与延安有多次往来，汇报与指示也有反覆和摇摆，但变化不大，加之西路军已经被前后围堵在这一狭长地带，拟定的战略也无法实现。这方面，程军长的回忆里没有涉及，或不知情，或不便记述。
写到的一个情况是，他和先念政委在永昌的西城门上举目四望，向北跨过龙首山的余脉是茫茫无垠的塞外沙漠，向南不远就是山高人稀的祁连山。他们仿佛第一次感到这个地区是如此狭小。他们意识到这里绝非长久立足之地，但敌人抓住我军兵力分散的弱点，死死地缠着不放。
正当这个无解的严重问题一直摆在面前时，十二月十四日，西安事变及蒋氏被扣的消息传入军中，全军上下莫不欢欣鼓舞，精神振奋。过了几天，西路军总部指示：準备东进。
作者回忆的场面是：
广大指战员更加兴奋，大家都希望到陕北与一、二方面军老大哥会合。步兵带好了东西，聚集在街上和广场上纵情歌唱，骑兵和运输部队也都将鞍默扎结停当，把姓口牵到外边等候出发命令。但是，晚上九点钟，总部忽然又来了相反的通知：撤销东进命令，部队回原防地休息。
这是为什么呢？西路军的官兵不可能马上理解，但形势显然没有他们估计的乐观。
西安事变，形势虽有好转，但是具体到西路军面前的问题并未解决。敌人步步向前压制，马步芳、马步青集中全部兵力，胡宗南又补充了几个旅赶来增援，企图一举消灭红军。西路军的指挥员知道，当时东北军与我军友好，东进能保存力量，对我有利，但他们不知道的还有很多，所以不知上级为什么又改变了主意？
那么，程军长回忆的这天及其前后发生什么呢？史料有明确记载，不容置疑。这段时间的形势变化确实太快了，比翻书还快。看几个主要与西路军相关的。
12月15日，延安电示徐向前、陈昌浩：「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进行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準备接通兰州，并準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
12月18日，延安电示：「你们任务应基本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试与诸马谈判双方停止进攻。」
随后，西路军总部向马家军传送信函、联络交涉，谋求谈判，未果。
同日，「二马」联电「讨伐张、杨」，拥蒋，并令马元海攻永昌城。
12月21日，马元海部强攻永昌城不下，遂改攻为困，调集围山丹的马彪部东返增援，进攻永昌城。
12月24日，延安电示西路军东返，策应、配合河东红军和友军行动。
同日 增援永昌之敌被九军一部阻击。
12月26日，西路军总部命令永昌、山丹各军集结待命，準备东返。傍晚，又令各部撤回原地。
12月27日，延安电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当晚，五军撤离山丹，向西开进。总部及直属队在九军掩护下，突出永昌城，转移到水磨关至新城堡一线。
于是，12月28日 西路军各部全线撤离永昌县境。
形势每天都在变，命令也几乎每天都在变，向东，向西，飘忽不定。没有办法，每一天的决定都是根据最新情况做出的。大家知道，其间，还有周副主席反覆与何应钦等沟通联络，希望他能约束马家军停止进攻红西路军，几方联络都需要时间，而且各方均反覆无常。
当然，决策的失误往往是致命的，而对于西路军来说，这期间摇摆的命令至少构成了西路军最终失利的主要因素。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时发给西路军的命令落款已发生变化。因为这时二、四方面军已到达陕甘苏区，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主席都已到延安，这个主席团显然是合併后的机构。所以，再说是执行张的路线已经不可能了，他更多是决策的参与者。而其他决策者应该承担多少责任，也不能简单结论。在那个瞬息万变的时段，飘忽摇摆实难避免，对站稳脚跟的陕北红军影响有限，而对没有根据地的西路军来讲则是灾难性的。
红军离开永昌、山丹当天，敌兵入城搜捕，残害了大批苏维埃成员、义勇军战士和红军伤病员。之后的几日，就是红军且战且行，敌人一路尾追堵截。
回忆录的第三章写的是第一次决战，从行军写起，需知，这时已到年底，最冷的季节到了。而为了躲避敌人的袭击，部队又不得不选择夜行晓宿。看下亲历者描述的寒冷：
夜，像一张巨大的帐幕笼罩着河西走廊，寒风，从北面蒙古大沙漠、西面新疆戈壁滩、南面披雪戴冰的祁连山吹来，它带着沙砾、带着雪屑，像头髮怒的狮子，咆哮着、迴旋着。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多度，沙柳冻得嗦嗦发抖。大地也冻得捲缩起来了。路上，大家冻得缩着脖子，不敢伸出手来，病号冻得都不能坐担架，身体弱的同志冻倒了，收容队把他们集中起来，找个村住生点火烤烤，找不到村庄时就在注地背风的地方，拔点芨芨草、拾些枯枝燃着。很多同志都冻得发了高烧。可是当我走到他们面前时他们的脸上都挂着微笑……天亮后，许多同志的鬍鬚上、眉毛上都结了冰花。一到宿营地，大家忍着饥饿立即抢筑工事。
几天后，各军都到达了预定地点，战斗也随之爆发了。
三个军的部署和战况是：五军猛攻高台、抚彝，守敌向西退去，除部分兵力追击外，主力就驻扎在高台城；九军以一部分兵力相机袭入甘州未果，又转过黑河在沙河停止；30军随后跟进，也过黑河，在倪家营子一带停止，要九军接上。从高台到倪家营子约有一百多里，为了打击敌人，根据任务，部队分散地配置开，恰恰又像一条长蛇阵。
马步芳和马步青集结了全部主力迅速赶来决战，企图将红军各个击破。红军则以硬对硬，坚守阵地，準备决战。
战斗就这样展开了，双方对峙着。
这段经历与之前在永昌——山丹一线极为相似，只是位置更向西，天气更寒冷，依託的居民区规模更小了。这种长蛇阵终于出了问题。
了解这段历史的知道，西路军第一个损失的军级建制是五军。他们攻下高台，后路被斩断，然后被两万多敌人重重包围。30军在倪家营子，与五军相距百里，程军长的回忆录是这样记载的：
突然得来消息，和五军的联络被敌人切断了，高台、抚彝有激烈的战斗。西路军总部几次派兵增援不上去，骑兵师在增援中同阻截的敌人奋战，师长和政委都壮烈牺牲了。紧接着，增援去的骑兵师退回来了，抚彝被围的五军的部分同志连夜跑了回来。他们带着战斗后的疲倦、带着复仇的怒火回到倪家营子来。独独没有董振堂军长（宁都兵暴主要领导者之一），没有他率领守高台的两千多名英雄健儿。高台失利，像晴天一声霹雳震动了全军将士们，大家都沉浸在悲痛中。有人说：「红五军从苏区出发，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打了许多胜仗，想不到亡在马步芳手里了，我们一定要为五军报仇，为董军长报仇！」
五军的前身是第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最初是宁都兵暴的起义部队，在长征途中他们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后面，被誉为铁流后卫。为掩护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第34师包括师长陈树湘及数千名红军指战员牺牲。渡金沙江时，董振堂率部在防御阵地一直坚守了9天9夜，最终圆满地完成了保障红军主力渡江的任务。1935年8月，一、四方面军混编时，红五军团编入以四方面军为主的左路军，随部南下时又遭遇重大损失，之后编入西路军，一直到兵败高台。
军长董振堂原为西北军将领，领导宁都起义后参加红军，是个坚定的革命者和不屈的英雄。他因长期在西北军，对马家军的过去相对了解，但他并不了解后来的马家军，仍然认为马家军不过是个民团组织，没有战斗力。这种轻敌和误判影响了许多西路军指挥员。
儘管五军坚守高台的兵力只有2000多人，但他毕竟是三个军之一，高台失守后，五军只剩下外围的残部，完全失去了独当一面的战斗力。西路军三个拳头丧失了一个，迫使各军不得不紧缩一步，都集中到倪家营子来。看来，五军被切断与前出较远，部队分散有关，这其中也包括西路军领导对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的困难和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当然，客观地讲，当地狭长的地形和地广人稀的环境是制约军事指挥的重要因素，数九寒冬里，相距数十里没有村寨，部队连个落脚点都没有，想集中也实在是太难了！
敌人各个击破红军的计划实现了一个，便更加疯狂起来，立即组织五个骑兵旅、三个步兵旅、宪兵团、手枪团和数千民团武装，向倪家营子进攻。
看下这个据点和红军的部署情况：
倪家营子象一个长方形的军棋棋盘，南北长十六里，东西宽三里，有四、五十个大小不一的黄土围子，稀稀落落的点缀其中，像是竖立着的棋子。一个围子内住一两家或三、四家人家。有钱人家的围子厚三、五尺，高的象城墙，筑有垛口和望楼，叫作屯庄；一般人家的围子稍薄些、矮些，没有望楼，叫庄子，庄与庄之间往往隔着田野、沟渠和树木。倪家营子南面高、北面低，人们习惯地把南半部叫上营子，北半部叫下营子。西路军占据着下营子的全部和上营子北边的两三个屯庄。部署是：30军在阵地的西南方向，九军在东北方向，两军阵地相接。这两个军共十个团（那时每团还有八百人左右），是主力。另有总直属队和五军剩下的小部分人，住在下营子中部坚固的土围子内。
这里，程军长在回忆与先念政委召集师、团干部察看地形，具体布置时，又一次描写了88师师长熊厚发：
虽然渡黄河以来经过一条山、八垠、永昌等苦战，经受了高原风雪的吹打，饑寒劳碌的折磨，但他还是那样神采奕奕、仪表堂堂，瘦得一双大眼睛更显得精神了。他穿件破旧的皮袄，外面套着单灰军装，束一条褐红色皮带，军帽上的红五角星闪闪发光。他一贯是这么整洁、俐索，富有军人的英武姿态。
熊师长不仅是他生死与共的战友，他的精神面貌也是西路军众多指战员的代表。这段描写，是作者对这位师长及所有牺牲的战友的永久纪念。
之后，程军长记述了倪家营防御详细的兵力部署和战斗经过，限于篇幅，这里不做全文分享。总之，部署非常严密、战术十分机智、战斗异常艰苦。这从防御战的结果可以体会到，一支剩余不足万人的疲惫之师，依靠一些残垣断壁的土围子，抵御数倍于己的兇残敌军一个多月，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啊！
仅看一个紧张场面：
屡次进攻未能得逞，狡猾的敌人改变了战术。他们又发动了两次大的进攻，向我军两侧迂迴成包围形式，或猛攻一侧，曾两度攻入北营子村内。头次我军以二六五团主力和二六八团反击，将犯敌打出村外，恢复了原阵地。第二次，敌人沿着雨水沖刷的自然沟渠、棱坎，插到我军两侧，总部附近的围子都受到了攻击。徐向前总指挥站在房顶上亲自指挥战斗。我军组织八十八师的一个团和89师两个团成梯队反击。天黑时，经过反覆冲杀才将敌人赶出去。
然而，不管打的如何英勇机智，在外无援军，内无补充的情况下，单纯防御的一方还是越来越弱了。我们看下苦战后状况。
夜，倪家营子战场上一片沉寂，抓住这双方暂时休憩的时刻，我同李天焕主任踏着清冷的月光到村内去看望伤员。
苦战了一个多月，毙伤敌入万余名，我军也伤亡了好几千人。伤员，越来越无法安置。村庄里大部分围墙被打塌，房舍一天天减少。健康的人可以在坍塌的房框子里、壕沟里熬过一个个寒冷的夜晚，伤员怎能支持呢？仅有的几间房舍因为没有煤、没有柴，也不比外面暖和多少。特别困难的是没有医药治疗，甚至连裹伤口的绷带布也没有。
绝大部分伤员受的是刀伤和手榴弹伤，头部和上肢居多，伤势都很重。但是他们不哭不叫，有的卧在麦秸草上，有的几个人坐在一起，背靠背，或互相把自己的脚伸在对方的屁股底下取暖。我们走过去，他们睁开半闭的眼睛，惨然一笑，没有任何怨言，没有任何个人要求，他们知道目前的处境，体谅上级的困难。
程军长万分心痛地描写了一个受重伤的连队卫生员。战斗中，卫生员为抢救伤员，胸部和腹部打了好几个洞，血都快流干了。他临死前想到的却不是自己，而是念念不忘，请首长想法多弄些布条为战友裹伤。真实的场面无须渲染，谁看了都会流泪。部队的处境和卫生员的遗言，使这个指挥员陷入了更深刻的思索和更沉重的无奈。
哪里去弄布条呢？我们没有根据地，得不到任何补充。伤一个人少一个，打一发子弹少一发，粮和水几乎就要完全断绝了。我和李主任，踏上归途，默默地一语不发。这几天的情景重又浮现在眼前：不光伤员无医药，部队也无粮吃了。地主的存粮早就吃光了，穷人们的一点口粮虽然都一粒一粒地从瓦罐里倒出来，卖给自己的队伍了。可是那太少了，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水，也没有了，老塘的冰块都被打着吃光了，后勤部门把仅有的几个井掌握起来，排队分水。眼看井里的水也要淘干了。战士们下到四、五丈深的井里去，用铁勺儿一下下地淘井底沙坑里的泥汤，半天搞不上一桶水来。大家盼望下雪，可总是不下。
他们都知道，敌人的伤亡和消耗虽然也很大，但能得到及时的补充。显然打这样的仗，对我们是不利的。但是，他们不知道，上级既不东进又不西进，就这样消耗怎么办？
真实的情况，从80年发现主席发给西路军的大量电文已经非常清楚了。1937年从元旦到春节这一个月的时间里，西路军执行的是几天前的12月27日延安电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的最新指示。
1月5日，延安电令：「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
1月16日，延安电令：「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条件下，应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
西进，集结，向东，命令还是在变，但在此时，命令已经左右不了这支孤军深入的队伍了，因为他们已经被几倍的敌人围困在这条狭长的河西走廊，欲进不能，欲退无路。这个处境的关键还在12月27日，为什么还下决心西进？是在之前的永昌—山丹一线打出了信心吗？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在永山一线如何摆脱敌人本来就是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