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国民党发布了着名的皓电，其电文要求，我新四军限于电到一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指定地区。

这份电报暗藏玄机，周恩来率先发现问题，他先后两次致电中央，提出：蒋介石的担保不可信， 新四军必须要在充分的保障条件下，才可移至江北。

可以看出，当年我党已经对蒋介石的举动保有最高的警戒心理，但为了抗日的大局，我们还是选择了谨慎的服从命令。

但万万没有想到，1941年1月6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部队9000余人，在行至安徽省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了国民党8万余人的包围。于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了......

根据当年幸存的新四军回忆：在1月6日当天，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以新四军违抗中央移防命令，偷袭围攻国军第40师为由，直接发动了对我党的进攻。

面对突如其来的背刺，我新四军英勇反击，战斗了7天7夜。但由于兵力十分悬殊，所以不得不采取突围。

但是在突围之前，前往协商的军长叶挺被国民党扣押，随后茂林阵地被完全占领。在敌人的疯狂进攻下，我军9000余人仅有一纵队司令傅秋涛率领的1000余人分散突围，其他战士大部分壮烈牺牲。

而且，在突围的过程中，还发生了更加让人心痛的惨剧，副军长项英以及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的途中遇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也壮烈牺牲。

这一悲剧，被称之为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也成为了我党历史上难以忘记的痛。

在这场悲剧中，既有国民党政府的无耻，也有我们为抗战大局付出的代价，但这还只是其次，真正让人心痛的是在这场悲剧中诞生的叛徒。

从红军长征以来，我党我军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就冠绝全国，一直以信仰着称。但是，在危难时刻有一些危险分子潜藏其中，也有一些人选择拥抱黑暗，而在皖南事变中就有三个叛徒给我挡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第一个叛徒是赵凌波。此人出生于1908年，来自于四川，本来也参加了川军打过内战，但被我党俘虏后，为政策所吸引成为了一名红军战士。

应该说，我党对他十分优厚，不仅没有因为他昔日的身份而低看，反而不断给他机会，这也使得他的上升速度很快，早在1932年就已经成为了红25军的团政委。

之后他也参加了长征，成为了那批活下来的铁血战士中的一员，紧接着又参加抗日战争，因为他的优异表现被任命为八路军115师的一名副团长，后来又被调入新四军，成为了新四军第一纵队的副司令员。

其履历不可谓不好看，党对他的恩情不可谓不重，但就是这么一个看起来坚定的战士，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果断叛变。

本来这已经是对信仰的抛弃了，但他不仅不引以为耻，反而在1942年又潜伏回了我党，谎称自己是逃出来的皖南事变幸存者。

结果，此人聪明反被聪明误，被57团2连指导员董楠才认出，然后将其押回军部审判。在途中此人还想逃跑，但被我军一枪击毙，就此结束了他耻辱的一生。

第2个是赵希仲，此人的履历看起来也相当不错，曾经在黄埔军校和林彪是同学，1927年就入了党。

1929年他被捕，在严刑拷打下改变了信仰，之后1931年成为了杨虎城部下的一个上尉连长。等到1935年又被我红军俘虏，转了一圈，他又成为了红25军的军事教员。

虽然他有过一次“变节”的经历，但我党还是认可他的能力，在抗战时期任命他为第一纵队参谋长。可万万没有想到，在第一纵队突围失败后，他本人被俘虏了。

时间仿佛又回到了1929年，赵希仲还是赵希仲，那么他是否能够超越过去的自己呢？

答案让人失望，在经过国民党的威逼利诱之后，他向国民党提供了自己所知的新四军在皖南的人数，武器，装备，军事行动，以及新四军领导人的名字，年龄，学历和特征。

可以说，他比当初的表现还要不如，也给我新四军突围部队留下了巨大隐患......

当然，他的表现让国民党很满意，所以之后就任命他为上饶集中营中校军事教员，而且还对他来了一个最好的“废物利用”，让他从事对被俘虏人员的感化工作。

可惜，叛徒终究不会有好下场，他的感化还没有坚持多久，结果1942年日军进攻上饶，之后此人就开始了长期的逃亡之旅。期间他两次被日本人抓去，直到1946年才被释放。

好不容易逃回了老家，结果他又被国民党中统视为共产党匪犯，迫不得已，他又只能选择逃亡。直到1950年，新中国建立了，他这才隐瞒历史参加了革命。

但犯过的错误不会被遗忘，因此他又赶上了1956年的肃反运动，昔日的一切再一次被揭露出来，他也再次陷入到了深深的忏悔和恐惧中。

1968年8月，在深深的后悔之中，赵希仲选择投河自杀。

最后一位，也是最严重的一位，名字叫做刘厚总。

说起刘厚总，其实他的履历比前两位要更好，遥想1903年，刘厚总也曾经是一个农家子弟，也经历过百姓的困苦，甚至在1928年还参加了那场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

当时他奋不顾身地投入其中，而且还参加伏击敌人19军的一个营，凭借着一门五尺长的松树炮，也是打出了人民群众的威风。

之后，刘厚总参加了部队，而且还在1928年4月上了井冈山。再然后，他一直在参加游击队，直到遇到的陈毅，被编入到了新四军部队中。

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副营长，表现得也十分勇敢。

但此时他的问题也逐渐暴露，根据老战士们的回忆，刘厚总颇有军阀恶习，时常用皮带抽打士兵，而且拒绝参加抗大的军规纪律学习，结果屡次被领导训斥。

有一次还被项英严重警告。当时项英还痛心地骂他：“没出息，怎么偷着跑回来？…真拿你没办法，你说你想干什么？”

不过，当年的刘厚总还是有一定觉悟的，他不去读书，而是选择成为项英的随从副官。

根据老战士们的回忆：刘厚总的脾气相当臭，但他对项英却十分的细腻。说话细声软语，打水收拾行李等杂活非常勤快。由于是一位副团级的随从副官，他对谁都不理睬，但却唯独对项英非常听话。

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在皖南事变爆发后被改变了。1941年1月9日，项英带着周子昆等16人进行突围，期间他们跋山涉水来到了一处隐秘的洞穴。

众人就在洞里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当时众人仔细检查了一下，发现这里很安全，也许是太累了，也许是死里逃生后的应激反应，大家都安静的睡了。

但谁都没有想到，在3月14日，一向认真负责的刘厚总突然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他抽出了手里的枪，然后向着休息的项英等人开了枪。

那一天是惊蛰后的第7天，外面下着大雨，而里面却响起了枪声。

没过多久，刘厚总就失魂落魄地走了出来，手上拿着24,600元法币，以及赤金九两，三块手表，三只手枪，以及三支自来水笔。

而躺在里面的项英和周子昆同志则倒在血泊中，唯一庆幸的是，黄诚同志重伤未死。

之后就传来了消息，刘厚总投靠了国民党，但此人没有得到信任，直接被关进了渣滓洞看守所。1948年，国民党摇摇欲坠之际，就将他放了出来。

后来此人隐姓埋名，在江西新余县一个盐铺当了一个账房先生。

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1952年公安局进行户口核查的时候认出了此人，随即就将其逮捕。紧接着陈毅和谭震林为此专门致电要严惩他，1952年8月，刘厚总在江西南昌被处决。

这就是皖南事变的三个叛徒，他们的背叛宛如在伤口上撒盐，让人更加愤怒，不过善恶终有报，虽然有两人后来活到了建国后，但他们也依旧难逃法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