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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特工范纪曼:坚持敌营19年,官至军统少将,身份飘忽能文能武

2022-07-25 17:05:02

1949年初,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饮马长江,厉兵秣马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之时,在上海,这个号称冒险家乐园、东方巴黎的城市,一名隐匿在国民党阵营长达十九年之久,官至国民党少将的红色特工被军统特务逮捕了,他的被捕给军统特务机关造成了极大震动,他们既为自己能成功抓获这位共党间谍而庆幸,同时也为共党间谍能够在国民党内部隐藏如此之深而恼羞成怒,于是,在没有得到任何口供的情况下,就决定对这他处以极刑。然而,就在“极刑”即将进行的前夜,这位久经战阵的红色特工却借着夜色的掩护,巧妙地利用一块木板,成功地逃出敌人的魔爪并最终迎来了上海的解放。这位大难不死,逃脱升天的红色特工是谁?他是怎样坚持在敌营这么久的呢?让我们一起来探寻他的足迹:

剧照

谜一样的身份

创造这个传奇的特工叫范纪曼,他出生在天府之国,从小就是个学霸,说他是个文人吧,他还在上海开过商铺,而且还不只一个,说他是个商人呢,他还曾就读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甚至还是一名国民党的少将,可要说他是个军人吧,他却又精通日、俄、德等多国语言并翻译了大量外文资料和书籍,而且他还擅长油画艺术,最有意思的是,他人生最后的身份竟然是上海戏剧学校的教授,当然,除此以外,他还有一个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公开的身份,中共特工,总之他就是一个谜。

1906年范纪曼出生在四川一个普通人的家庭,降生时也没有什么天现异象,不过与别的同龄孩子相比,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聪明,无论学什么课程,他都是考第一,按今天的说法就是“学霸”。

范纪曼戎装照

19岁时,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他告别家乡父老出川求学,就读于“汉阳兵工厂学校”,那时的武汉正是酝酿着“大革命”高潮的一片热土,打到北洋军阀,救国于危难,救民于水火目标成为了无数热血青年的抱负和理想。受北伐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影响,1927年范纪曼投笔从戎,考入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属黄埔六期),在这一期学员中,有许多人后来都成为了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比如共产党方面的罗瑞卿、程子华、陈伯钧、邓萍,国民党方面的戴笠、廖耀湘等。在校学习期间,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随北伐军参加了战斗,后来,他因不幸受伤而退出了北伐军,不过,黄埔军校和北伐军的经历也让他培养了许多社会关系,这为他后来从事情报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油画北伐

伤后的范纪曼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回到家乡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先后在梁山县和合川县担任县委书记,还曾出任过中共北川地区军委书记,1929年初,他又被派到重庆西南美术专业学校等学校参与组织学运和工运活动,此时,国共两党已进入到你死我活的武装斗争时期,实力弱小的共产党人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坚持斗争,既在血雨腥风中遭受了残酷的损失,也在顽强的斗争中得到了锻炼,范纪曼也在斗争中成长。

油画工农运动

1929年秋,他奉四川省委代理书记张秀熟之命和他在重庆工作时结识的女友彭雅萝一起前往党中央所在地上海担任地下交通员联络员。那时的上海滩,鱼龙混杂,帮派林立,加上外国租界犹如法外之地,因此,斗争形势极为复杂,也处处存在着危险。尽管他在这纷繁复杂的环境中谨慎工作,甚至一度加入了中央特科,但是,还是不幸于1930年5月由于叛徒出卖而遭到了反动军警的逮捕。

老上海

在狱中,他既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坚强勇敢,同时,也发挥出了学霸的聪明智慧,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由于没有确凿证据,入狱三个月后,在亲友的帮助下,国民党军警只好将他无罪释放。

出狱以后,原来与他单线联系的上级已失去了联系,加上上海当时黑云压城,到处都在抓捕共产党人,而他的女友彭雅萝又恰好在此时考上了北平大学,于是他们决定一起去北平一边学习,一边寻找党组织。

监狱

让他感到欣慰的是,来到北平不久,他也凭借自己的才华考入了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大学校园是思想最活跃的地方,也是我党工作的侧重点,范纪曼希望在寻找党组织的同时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于是他相继转入学校法学院和经济系学习,同时还利用业余时间在精通英语的情况下,认真学习了日、德、俄文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库,他甚至还到戏剧系选修,专门学习舞台美术,可见他涉所猎的知识面有多丰富,头脑有多聪明!

游行

学习期间,他时刻不忘寻找党组织,为了找党,他积极参加学校的进步社团活动,并渐渐在社团里赢得了同学们的信任,他的努力没有白费,由于他在进步刊物《晨报副刊》上投稿发表文章,因此,他被“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吸收成了盟员,在这里,他终于找到了他日思夜盼的党组织。

一位叫薛迅的女同学进入了他的视野,经过几次刻意的接触,他认定这位女同学就是我党的人员,于是,他向薛迅表达了自己寻找党组织的迫切心情,然而,在焦急的等待以后,他却得来了由于上海党组织遭到破坏,一时无法确认他的身份的答案,好在北平地下党组织并没有就此抛弃他,而是允许薛迅带着他参加一些党组织的外围活动,而范纪曼也没有在自己的身份问题上与组织斤斤计较,而是更加积极地投入到了党组织安排的各项活动中。

薛迅真人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占领了东北全境,全国一片哗然,北京爱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迅速掀起了抗日爱国热潮,范纪曼由于在运动中表现突出被推举为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带领5000学生在丰台铁路卧轨,逼迫北平当局允许“请愿团”南下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并会同全国各地请愿学生一起喊出了“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游行中,他被前来镇压的军警打成重伤。

机缘巧合,进入敌营

回到北平半年以后,范纪曼同乡曹策的妻子神情紧张地来学校找到他,说曹策被当局逮捕关进了北平监狱,看看他有没有办法把她的丈夫救出来?范纪曼知道曹策是我党的重要成员,因为人很年轻,大家都称他为“小曹。尽管此时自己还没有恢复组织关系,而且让他出面救人的也不是党组织安排的任务,但是,他还是决定以“人情关系”把营救曹策的事做下来。

其实,曹策是中共天津市委书记,能否营救成功事关重大,北平地下党组织也是极为重视,由于,曹策此次是意外被捕,身份并没完全暴露,只要能坚持得住,找个接洽的人担保便有机会获释。于是,组织上才派人找到了有黄埔军校背景的范纪曼。

陈恭澍

范纪曼把营救曹策的希望寄托在了黄埔军校五期学长陈恭澍的身上,因为陈恭澍当时是军统前身力行社特务处负责天津地区的一个组长。别看他官职不大,权利却不小,原因是他们直接听命于蒋介石并专门从事人员秘密调查和各种情报收集工作。范纪曼是由于有黄埔军校学生的身份,才以校友学弟的身份与陈恭澍多有接触。

他找到陈恭澍说:我的亲属曹策,是个老实人,不知为什么被冤枉成共党抓进了监狱,希望学长能看在同为黄埔门生的面子上,把他救出来。

范纪曼

陈恭澍也不含糊,在求证得知曹策确实只是“共党嫌疑”,而不是身份已确定的共产党人以后,便决定帮助这个校友救出自己的亲属,不过他也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我手里有一些外文材料需要翻译,你精通多国语言,看看是否可以帮我翻译一下?”,本以为陈恭澍会提出要金条,美金多少等要求,没成想却开出了这个条件,范纪曼没有犹豫,立刻就答应了下来。

在陈恭澍的斡旋下,曹策很快就恢复了自由,经过此事,范纪曼既展示了自己宽泛的人际关系,同时也向党组织进一步证明了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的事实。当然,事后他也按照约定开始了为陈恭澍翻译外文资料的工作。

陈恭澍搜集到的外文资料大都是美国大使馆发给美国政府的外交文件,其中许多都是与国民党军队和日本军队相关的重要军事情报,范纪曼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情报的重要价值,于是,他便有选择地把一些自认为有用的情报抄录下来,然后通过学校党的外围组织传递给了上级党组织。

传上去的情报很快就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重视,为此,当时的地下党北平市委书记翼丕扬(北平特科的重要成员)还与范纪曼接了头。

翼丕扬真人照

然而,范纪曼把从陈恭澍转来的外文资料翻译成情报再转交给党组织的工作只维持了半年左右就被陈恭澍抓进了大牢,原因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一举破坏了我党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史称北平特科失败),翼丕扬也随之遭到了逮捕,在严刑逼供下,他供出了范纪曼曾向他提供情报的秘密。

得知这一情况以后,陈恭澍勃然大怒,立即把范纪曼抓了起来。可是范纪曼面对酷刑却表现得极为冷静,他辩解说根本不知道这些翻译的资料是什么情报,只是觉得是新奇的八卦消息,因此才拿出去在朋友同学面前显摆自己的消息灵通。一时弄得陈恭澍哭笑不得。而恰在此时,范纪曼的女友彭雅萝又找来包括国民党三十二军政训处处长在内的好几位黄埔同学来找陈恭澍请求为范纪曼作保,加上没有任何实物证据证明范纪曼有罪,陈恭澍也只好送个顺水人情把范纪曼给放了。

钻入敌人心脏

出狱后的范纪曼回归了正常的学生生活,然而,在平静的生活里,他却总能感觉到有一双无形的眼睛在监视着自己,原来,陈恭澍尽管放了范纪曼,但还是没有放弃对他是一名共产党人的怀疑,他派人在暗地里秘密监视着范纪曼的每一个行动。范纪曼当然知道这是陈恭澍在搞鬼,为了彻底免除陈恭澍对自己的怀疑,他心生一计,以进为守,没过几天就主动去找陈恭澍要求正式加入陈恭澍所在的组织。

剧照

面对一个黄埔校友,一个当过兵打过仗、又在大学里读了书,还精通多国语言的复合型人才,陈恭澍当然没有办法拒绝,至于对他是否是共产党的怀疑,完全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考察吗!于是,从这一天起,范纪曼就正式成为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力行社特务处的一员。

进入特务处工作以后,范纪曼的公开身份是美国檀香山《自由报》的记者,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从各类外文刊物和文件中筛选出有用的信息,并对其进行详细分析后作为情报提供给上级主管部门。工作中,他的外文翻译特长得到了充分发挥,同时,在其他方面也凭借自己的工作能力取得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信任。

当然,在他混迹于特务组织的同时,仍然与我党地下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刘逸樵是上海中央特科的早期成员,也是当时苏共国际情报组成员,他以上海《大公报》驻北平特派记者的身份为掩护,一直代表中共党组织与范纪曼保持着单线联系。

何梅协定签署照

1935年6月下旬,日本驻华北军队高官梅津美治郎与国民党在华北的代表何应钦匆匆相会的消息在外文消息中出现,此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试图在我国华北地区攫取更多利益之际,范纪曼觉得这次会面一定隐含着什么阴谋,于是,他便把个消息立刻传递给了刘逸樵,不出所料,没过几天,出卖华北主权的《何梅协定》就出笼了,协定中允许华北自治等条款严重破坏了我国的领土主权,协定一出,中共中央迅速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战,从而掀起了由北京学生引起的席卷全国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高潮。我党之所以能够在迅速做出反应,与范纪曼提前提供的“何梅相会”的情报是密不可分的。

抗日游行

通过几年的工作,范纪曼不仅为我党提供了许多有用的情报,同时也进一步赢得了军统特务机关的信任,他甚至一度出任了军统北平站的代理站长。

一二.九运动期间,他被军统安排到上海开办一家商铺,以商人的身份为掩护从事情报收集工作。此时,他与已在上海音专任教的彭雅萝正式结为夫妻,夫妻双双活跃在商界和文化界。

剧照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他奉命继续潜伏上海收集日军情报,同时也继续为我党工作。在此期间,我党负责领导范纪曼的领导人主要是潘汉年,范纪曼的商铺,既是军统的情报站也是我党在上海的一个秘密据点。

1941年他奉命给我党在上海建立的秘密国际电台当交通员,这部电台位于法租界白尔部路,负责电台的负责人化名李一鸣,其真实身份是红军战士刘鹤孔,西路军失败以后,他被派到苏联培训特工技术,归国后潜入上海,后来成为开国少将。在二人之间负责联络工作的是范纪曼在北平的联系人刘逸樵。

刘鹤孔少将

日本人对国共两党在上海布设的秘密电台抓得很紧,从事这项工作具有很大的风险,一天,范纪曼接到紧急通知,说日本特高课正在和法租界巡捕房交涉让其配合到白尔部路去查抄电台,时间紧迫,范纪曼不顾个人安危,亲自驾驶摩托车赶往联络点,在日军没有赶到之前把电台转移了出去,同时李一鸣也得以安全转移。(这部电台的故事后来被拍成了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广为流传)。

剧照

1942年8月,范纪曼奉命潜入南京收集日军和汪伪政权的情报,在南京,他的公开身份是伪中央大学训育主任兼艺术系教授。在汪伪政权中也有许多当年黄埔毕业的学生,范纪曼周旋于他们中间,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不料,在他即将撤离南京返回上海之际,他被汪伪特务机关于1943年5月逮捕了,在日伪宪特的严刑逼供下,范纪曼咬紧牙关,坚称自己不是特工人员,只是个在学校任教讨生活的教师,他的顽强坚持,给国共两党对其进行营救争取到了时间和理由,最后,是陈恭澍走了汉奸周佛海的关系才把他营救出来。

此次孤身涉险进入汪伪心脏执行任务,彻底消除了陈恭澍等军统大佬对范纪曼是共产党人的疑虑,从此以后对他更加信任和倚重,这也为他进一步给我党提供国民党方面的情报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剧照

再次回到上海以后,他和夫人一起开办了一家名为“木简书屋”的书店作掩护,继续从事收集日伪情报,为我党传递消息的工作。

在敌后坚持抗战八年,终于迎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子,正当范纪曼等人欢欣鼓舞庆祝抗战胜利之时,中共党组织传来指示,要求范纪曼等潜伏人员,利用日伪投降,国民党接收人员未到位的空窗期,营救被日伪一直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东北抗联杨靖宇将军的胞弟,国际情报系统中国网重要领导人杨树田。

杨树田真人照

接到命令以后,他立即找到上海地下党另一位打入敌人内部的特工李时雨研究施救方案、李时雨在日伪时期曾担任过上海市伪警察局司法处长、兼伪上海市政府军法处长,他是晋察冀军区派往上海的情报人员,原本与范纪曼并不属于一个系统,更不知道彼此都是中共高级特工的身份。但是,因李时雨在上海创办的杂志《光化》是由范纪曼的木简书屋代办发行,而范、李二人又是北平大学时期的同学,且《光化》杂志又发表了许多进步文章,因此两人才逐渐走到了一起。

日本投降以后,大汉奸周佛海投靠蒋介石,被其任命为淞沪行动指挥部总指挥,负责先期稳固上海局势,等待国民党接收人员抵达上海后接手上海政权。此时李时雨刚刚被周佛海任命为“淞沪行动指挥部”军法处长,并代理尚在南京的周佛海在上海行使他的职权。

李时雨

经过一番研究以后,范纪曼化妆成刚刚从重庆飞来的国军少将,由李时雨亲自陪同以胜利者的姿态耀武扬威地直接来到了提篮桥监狱,此时监狱的看守人员都是汪伪时期的留守人员,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会如何,见到有接收大员来提人,根本就不敢过多盘问,再加上还有李时雨配合,他们就更加不设防了,于是,他们很顺利地就把杨树田营救了出来。并通过我党秘密交通线将其护送到了东北。

在救出杨树田的第二天,国民党真正接收上海的人员就接管了提篮桥监狱,若此时营救,想必比登天还难。

建国后的杨树田

迎接解放

抗战胜利以后,范纪曼在军统的身份得以公开,但是,由于他有在汪伪政权南京政府宣传部和伪中央大学担任训育主任兼艺术系教授的经历,他也一度被怀疑为汉奸,就连“木简书屋”都险些被视为“汪伪逆产”被没收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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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范纪曼强大的社会关系网和我党在暗地里的帮助,最终还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被国民党军统最终认定为“抗日有功人员”留用了下来。

1947年8月,范纪曼在我党情报人员张子羽(国民党国防部要员)的帮助下,搭上了国防部二厅厅长兼保密局(由军统发展而来)局长郑介民的车,被任命为代理少将专员,专门负责收集国际情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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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人民解放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国共两党摆开架势在正面战场上杀得难解难分,同时,在隐秘战线上也在进行着没有硝烟的战斗。范纪曼身在敌营情报中枢,能够接触到大量的对我党进行解放战争有用的军事情报,因此,我党情报机构对他极为重视,专门派上海地下情报组李克坚、徐淡庐和他保持密切联系,三大战役期间,范纪曼多次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一次次把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调度、攻防计划情报传递给上级党组织,就连蒋介石下野后回到浙江奉化溪口与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等召开秘密会议,决定逃往台湾的消息,他也在很短的时间内便传给了党中央。

蒋介石回溪口

1949年元旦过后,为了让更多民主人士读到毛主席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新年献词,上海地下党委托范纪曼利用工作之便进行翻印,他不辞辛苦,亲自动手,并身穿少将军服亲自驾车把翻印好的油印件交到吴克坚等同志手里。

地下党活动

正当范纪曼在积极的工作中热切期盼着解放军打过长江来,解放大上海时,上海地下党情报员沈寒涛被上海军统特务机关抓获,沈寒涛意志薄弱,没几天就变节投降并供出了范纪曼是我党情报人员的身份,于是,1949年3月1日,范纪曼再次被捕入狱,他被送到上海警戒司令部第一稽查大队关押,这是黎明前的黑暗,范纪曼凭借以往几次入狱的经验,加上自己国军少将的身份,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人。已经败相尽显的国民党当局,根本不管你承不承认,有没有证据,很快就秘密判处了他的死刑。

范纪曼和夫人及友人

本来以为自己本次还能像前几次一样,被“因查无实据而释放”,但无意间,有狱友发现在在押人员花名册上,范纪曼的名字后面被画上了圈圈,按规矩,这就是死刑的标记。得知此消息以后,不甘心就此赴死的范纪曼利用看守对他这位“少将犯人”看守松懈的特点,用水房里一块摆放脸盆的木板为梯,趁着夜色跳过篱笆墙成功地逃出了监狱,并在我党情报人员的掩护下,在上海一直隐蔽到解放军占领上海,

范纪曼和夫人

范纪曼终于结束了在敌营19年的特工生涯。不过,他并没有完全离开他曾战斗了19年的情报系统,在被安排到上海戏剧学院担任教授的同时,他先后协助上海公安机关于1949年9月破获了保密局特务焦建和案、于1950年诱捕了陈恭澍由香港派来策反他的女特务杨静。

归于永恒

1955年,由于潘汉年案的牵连,范纪曼被停止了工作,直到1980年问题才最终得到彻底解决。1984年12月30日是范纪曼人生最高兴的一天,这一天,纠缠了他几十年的组织问题终于有了结论,在中组部批示的文件中,范纪曼的党籍被恢复,党龄从1926年开始计起,参加工作时间由1925年加入共青团之日算起。这无疑是对这位革命老人为革命做出的贡献给予的充分肯定,也是给这位传奇特工心灵上的巨大安慰。

范纪曼遗照

党没有忘记他,人民没有忘记他,历史更不会忘记那些曾为国家和民族“渴饮刀头血,醉卧马鞍桥”的英雄。1990年12月6日,他病逝于上海,享年84岁,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