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4月22日美国第37任总统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因病去世。

弥留之际他回忆起自己从政几十年来所经历的风风雨雨这位美国前总统忍不住感慨万千。

作为首次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提出“尼克松主义”、将二战后的世界由两极推动至多极化发展的主要幕后推手在大众的印象中尼克松一直与中国保持着某种友善的关系。

让人无比意外的是多年后当尼克松再次提起中国他的态度却不再似从前那样热情坚定。

甚至步入晚年的他还曾一度后悔与中国建交并称自己很可能亲手创造出了一个“科学怪物”。

尼克松晚年为何会这样说呢

这要从20世纪70年代那瞬息万变且影响深远的国际局势开始说起...
从水火不容到相互试探

二战之后朝鲜战争的爆发无疑让中美两国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头号冤家”。

从美国历届总统的从政风格也不难看出对华采取强硬态度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横行于美国政坛的绝对主旋律。

但1969年尼克松入主美国白宫后这种敌对关系才迎来了缓和的时机。

与尼克松初高中同学对其“爱好和平”的评价不同早年间的尼克松为了最大可能巩固自身利益所奉行的从政法则中并不包括“亲华”这一主题。

恰恰相反这位从无数竞选中成长起来的职业律师尤以擅长攻击共产主义而闻名。

1950年在被问及是否同意中国加入联合国时正准备竞选参议员的尼克松毫不犹豫地表明态度不同意。

在当时的美国政体宇宙中想要尽可能地向上攀爬搞清楚大环境下的民意所向就是关键而尼克松特有的敏感与果决无疑让他占尽了先天优势。

不过很快一路爬升到副总统位置的尼克松便发现了对华强硬态度背后的极大漏洞。

随着对外政务活动的增多“对华强硬”——这个曾经被尼克松奉为金科玉律的“绝对意识形态化”工具也渐渐暴露出了其外强中干的脆弱本质。

或许是看到了纵横变化的国际局势与中国不容忽视的发展速度走马上任后的尼克松开始松口有关中美关系的坚决态度

“在这个世界中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其大小都不会生活在快快不乐的孤立之中。”

在尼克松的就职演讲中他一改历任总统的统一路径开始试图打破与中国存在已久的冷战壁垒。

对于彼时尚且处于“孤立潮流”中的美国舆论而言向来奉行强硬对华态度的尼克松这一表态无疑是精准踩在群众雷点上的逆风之举。

面对纷至沓来的不满意见尼克松却表现得清醒淡定。

不同于民众的信息茧房跳出国内视角局限性的尼克松更清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霸权主义已经进入终末期的残酷现实。

想要最大程度保护国家利益及时改变立场风向、团结国际优质盟友才是彼时的重中之重。

1970年尼克松继放出“不孤立中国”这一对华主动信号后在对外国事访问上第一次称呼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再一次释放了对华友好信号。

次年4月在向国会提交的外交政策报告中尼克松宣布解除贸易禁令放宽对新中国的货币及航运管制。

这一决定无疑成为了中美关系解冻的先发讯号。

而另一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袖们也在积极推进着与美方的破冰事宜。

1970年8月中方就向美国着名记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红星照照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发出橄榄枝邀请其前往国内访问希望通过他来向尼克松释放友好信息。

回国之后埃德加·斯诺将所见所闻整理成文字材料发表在《生活》周刊上文章内容中隐藏着的中方友好信息一时间在美国政客圈泛起了波澜。

美国总统尼克松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一试探信号。

为了平衡国内舆论保险起见尼克松先是委派基辛格秘密访华在得到确认信号后才最终敲定踏上了前往中国的飞机。

由于抱有相同的发展立场在中美代表见面的过程中双方的氛围一直都较为和谐。

一方面毛泽东深厚的个人魅力与强大的政治家风度让尼克松肃然起敬另一方面中国由于放下了反帝的立场表现出友好的态度也让尼克松改变了从前的刻板印象。

1972年几番探讨之后凝结着两方心血与努力的《上海公报》又称中美《联合公报》震撼问世。

作为象征两国建交的重要文件《上海公报》一反普通文件的规矩约束跳出了中美长期以来的认知差异在达成一致意见的同时也为双方保留了阐述各自立场的空间。

虽然没能彻底解决盘亘在中美两方中间的历史矛盾与问题但作为一份跨时代的访华成果《上海公报》还是奠定了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基本框架变相宣告两国建交。

无论是对于彼时百废待兴、急需引进先进科技的中方还是对处于内忧外患之间、国内外矛盾风起云涌的美方而言建交之举都是一场利大于弊的完美博弈...

“我们访问中国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结束访问后尼克松曾在临行前激动地表达自己对双方未来的无限期许。

但当时他怎么也无法预料到的是这个自己“亲手扶植”起来的发展中国家竟会让自己的晚年如此后悔...
新中国正在崛起

对中国而言《上海公报》的横空出世无疑宣告了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封锁”被解除。

中国彼时推翻压制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刚刚30年战火硝烟对中国发展的停滞性影响使得年轻的新中国迫切地需要突破封锁、求得发展。

作为依靠霸权主义横行西方的龙头国——美国其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外交态度。

而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破冰”除了为中国带来更稳固的国际关系外更为密切的经济往来也是尤为重要的有利因素。

而从宣布新中国成立之日起中国就在不遗余力地争取一切机会只为与世界经济同频共振。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与美国的初步建交就是新中国踏入世界舞台的第一步。

尼克松宣布解除贸易禁令后通往中国的国际航运船只与日俱增在带来可观的贸易外交的同时也将西方世界独有的新型技术不断传入中国。

这对于当时尚且处于科技低谷的中国而言无疑是解决发展限制的第一把钥匙。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国际声望的增长留学生的数量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通过将国内先进人才输送到国外学习交流的机会中国的科技实力也迎来了真正发展的第二春。

从建国初期的中科院、全国科学技术普及技术协会再到国防科技管理机构的正式成立新中国的科技体制也正在摸索中一步一步地完善。

在看到中国经济发展欣欣显荣的大好场面时领导人也没有忘记危机意识没有足够的科技人才支撑人口红利褪去时经济发展必然迎来颓势。

想要真正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甚至与美国并肩而立科技创新势在必行。

不断涌出的新鲜科技人才就是国家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与否的根本保证。

抢在国际局势尚未大定之前中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航空航天科技、对外重工武器等优势资源。

“两弹一星”、“籼型杂交水稻”“神舟一号航天飞船”的相继出现都是自身国力的无声证明。

但同时中国国力的极快速飞跃也让美国的危机感愈发严重...

随着对外贸易的多层次展开占据地大物博先天优势的人口大国逐渐成为了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

再加上平等互利的外交政策越来越多的国家与中国“破冰”成为后者稳定优质的长期客户。

从1980-2000年被称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的中国就已经发展出钢铁、汽车、家电等7类居全球第一的行业总人力资本由17.6%跃升至24%。

花20年的时间实现翻倍增长如此发展速度无疑将花费60年才实现翻番的美国大步超越远远甩在身后。

“21世纪的中国可能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20世纪末旁观中美建交后中国的种种历史性跨越尼克松就曾无不感慨地表示中国已得到他最高程度的重视。

从不足一提到如坐针毡尼克松态度的转变也从侧面印证了建交以来中国在科学领域所取得的突破性成就。

而真正导致其对华态度出现前后强烈反差的其实远远不止后者科学领域方面的突飞猛进...
尼克松前后态度转变的原因

20世纪60年代被问起对中国的印象时尼克松曾坦言中国是一个潜在力量远远超过现实力量的国家。

在一向高傲的美国总统中尼克松的发言无疑将他的立场指向了“亲华派”。

但仔细留心便会发现早年间的尼克松对中国的印象远远谈不上友好。

而这一切背后的原因只因为要树立起自己“反共斗士”的形象壮大声誉以便爬上更高的政治位置。

直到步入20世纪60年代国际舞台上美苏格局受到冲击尼克松的“中国观”才开始发生变化。

在此之前奉行霸权主义的美国早已习惯了与苏联各居一地的两方争霸局面。

但随着“第三世界”的不断崛起以及苏联发展态势的逐步迅猛面对露出雏形的世界多极化趋势时任美国领导人的尼克松敏锐的感觉到了不安全感。

漫长的对外战争不仅严重拖垮了国内经济更让受伤颇重的美国民众强烈反抗。

想要在继续与苏方周旋的前提下及时遏制对外战争的不利影响寻找另一个占据影响力地位的盟友就至关重要。

中国也因此而进入尼克松视线。

1964年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顺利炸响震惊围观的世界各国。

短短26个月过后爆炸当量相当于330万吨级的氢弹也发射成功这让西方社会陷入“恐慌”当中。

从第一颗原子弹发射成功到氢弹爆炸效果完全印证理论设计处于科技起步阶段的中国仅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作为从工业时代进化而来的“先进国家”美国“两弹”的研发间隔也有七年零四个月之久。

对于刚刚步入科技发展阶段的新中国而言世界最短“两弹”研究周期记录的刷新足以证明其背后涌动的潜在实力。

再加上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越南的大量经济与军事援助让美国不受控制地深陷对外战争泥潭这样内忧外患的国际形势下尼克松的“中国观”发生了质变。

慎重思考过后尼克松决定向一直以来处于冷战状态的中国伸出友好之手以此来缓解失控的国际双边局势以及逐渐吃力的对外战场。

但让他无法预料到的是当初这个权衡之下的“中美建交”竟为后者织就了完美的嫁衣甚至能借此来实现与其近乎平起平坐的反向逆袭。

宣布两国“破冰”后还在观望状态的西方各国迅速与美国统一战线逐步展开了与中国从政治到经济的频繁接触。

借着西方主义伸出橄榄枝的东风中国连同“第三世界”不断汲取所需营养迅速完成了蜕变。

甚至在重新拿回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这个曾经的“盟友”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与重塑坚定不移的走在了争取自身利益的康庄大道上。

从长远角度来看尼克松的建交之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世界大环境下的尴尬局面但也留给了中国快速发展自身的突破口。

等发觉局势再次失控之后除去一味反思自己的“中国观”是否存在过度乐观的情况之外留给美国的选择只能是再次剖析国际利益重新审视这个“科学怪物”。
结语

从敌对走向缓和尼克松固然是打破中美冷战局面的关键推动者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但归根到底尼克松主义的“中国观”也仍是建立在审视本国整体国际利益前提下的明智之举。

无论是前期的剑拔弩张还是后期的毁誉参半与其说中美两国的关系扑朔迷离不如将视线集中藏于其后的根本原因上。

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从尼克松人前建交人后后悔这一态度的前后转变我们不难看出对于大国外交而言国际利益才是永恒不变的衡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