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援西军从陕西淳化、三原等地出动，兼程西进。3月10日，援西军各部集结于甘肃镇原县。

3月13日，鉴于西路军失败已成事实，主席即电令刘伯承、张浩等人“援西军全部在镇原、青石嘴县停止、待命”。

援西军活动随后转入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创建根据地等工作。

援西军的组建和出动是“西安事变”之后，我方为挽救西路军免遭失败而实施的一次重大军事援救行动。

从最终结果来看，这次军事行动并没有完成其“接应西路军”、“把西路军从苦战中迎接出来”的预期任务。

为什么呢？笔者将从敌、我、天时地利等三个方面阐述原因。

一是自1937年2月起，黄河以东的敌情，发生了极不利于我军的变化。

西安事变后，我方与蒋氏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初步意向，蒋军与红军在黄河以东地区进入实质性停战阶段。

但在未签订正式的和平协定以前，其实双方仍保持敌对状态。

特别是蒋氏从西安获释、返回南京后，背信弃义，立即撕毁停止内战的承诺，因此不光西北的西路军，南方八省游击队也面临蒋军“围剿”。

援西军组建之际，在蒋氏的严令下，蒋军已经开进西安。南京方面已开始整训和分化东北军与十七路军。

东北军资料照

宝鸡、凤翔、天水、西峰等地的胡宗南第1军、周祥初43师、孔令恂97师、毛炳文第37军，开始着手接防平凉、固原一线，马鸿逵新编第7师盘踞宁夏。

延安抽调四军、三十一军等主力部队组成援西军西进，极易与敌人主力遭遇。

即便援西军顺利通过东北军防区，仍有遭蒋军嫡系及宁夏马鸿逵部队抄切归路之虞。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张学良护送蒋氏返回南京被扣后，东北军内部元老派和少壮派之间自相残杀，史称“二二事件”。

这一事件的发生，使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迅速分化，蒋军嫡系趁机进驻西安，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军事同盟实质上已经瓦解，数十万国民党军队陈兵陕甘宁根据地周围。

因此，延安抽调四军、三十一军等主力出河陇，需要冒丧失后方根据地之风险。

其次，我军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援西军虽然有四个军的番号（红四、红二十八、红三十一、红三十二），实际兵力只有9160余人。且经过会宁、打拉池、萌城、甜水堡和山城堡等战斗，部队减员较大。

这支部队又在数月内长途辗转行军，从陕北开赴镇原，战斗力尚未得以恢复，这些都是援西军自身面临的现实困难。

给养困难经费、粮弹、衣被等给养紧缺也给援西军出动造成巨大障碍。

会宁会师后，一、二、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近8万人，由于长时间、大范围战略转移，立足未稳，敌情紧逼和封锁，一度陷入补给困难，尤其是冬衣极度缺乏之窘境。

到达陕北的红军

是时，陕甘苏区人口为40万，会师前红一方面军约3万人，供需比例为13:1，红二、四方面军抵达后，这一比例达到5:1。

庞大的军队给养支出远非贫瘠的苏区所能支撑。

尽管西安事变前，由于统战关系，张学良先后资助红军钱款约60万元，以及为数不少的枪弹、粮秣、棉衣等物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红军各部的燃眉之急。

但是，由于供给缺口较大和日常消耗，西安事变后，陕北红军主力装备补给问题仍远未得到有效解决。

延安除了继续向张杨求援外，也不断向莫斯科求助。莫斯科紧急筹款35万美元，通过美国分两批汇20万美元给宋庆龄转延安，并准备直接援助延安80万美元。

第一批汇款10万美元，12月上旬到达陕北，第二批汇款直到第二年（1937年）三月才到。

1937年1月以后，由于张学良在南京被扣留，不久蒋军开抵西安，张杨友军对红军的继续接济已经不可能。

2月下旬，我军的开支已经十分困难，甚至面临现款用尽和断粮之危险。

为了应对危机和援救西路军，延安在西安谈判过程中，关于红军改编、经费等问题多次向南京方面做出让步。

红军改编后的经费，从最初要求的100万、减至70万、50万，直到3月5日双方达成南京方面按月30万元划拨配发红军主力经费，这也成为全面抗战后八路军军饷基准数。

可以说，延安在经费方面向南京方面妥协，与援西军出动的紧迫性不无关系。

早在2月21日，援西军计划尚未最终拍板之日，主席致电周公，“西路军甚急，目前已到不能不出兵援助之，募得款方可成行”，基于此，“目前重点，再弄到五十万元款”。

同一天，延安决定在后方实行裁员减膳，共裁2000余人，伙食每人每月不超过3元。

其后，延安主席团又在给彭总等人《准备派兵增援西路军》的电文中提到“同意你们募集三个月粮食的意见，菜钱还可以减一分”；

2月27日，延安正式决定组建援西军当天，主席给彭总等人的电报中再次涉及钱粮问题：

“甲：为补充四军、三十一军向西行动的经费，请彭、任速于一、二方面军抽调现款补充之，步校二万元停止发给；”

“乙：步校及省委三月上半月经费，须自己撙节渡过，候南京谈判弄得钱后才有款发”。

3月1日，又电“前方电台可大部停工，将电料交增援军”。

由此可见，延安为筹集援西军行动经费及粮食、电台等物资，采取裁员节流、紧缩开支、多方调度等措施，东凑西挪，甚至到了停发步校、省委等单位日常支出，停用一、二方面军等前方部队作战所用电台之地步。

可以说，给养方面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援西军不能迅速出动的重要原因。

最后就是天时地利所限了。

关于如何解救西路军，1937年2月28日，主席致电周公并彭总等人《关于增援西路军的步骤》电报中指示：

第一步，在靖远地域渡河，徐、陈主力置西岸，罗、宋主力置东岸，估计此时即可解除徐、陈之围；

第二步，或徐、陈去安西而增援军东归，或徐、陈与增援军一同东归，或援西主力与徐、陈会合一同西进，但罗、宋东归看情形决定。似以第一种较为有利。

由此可知，援西军行动路线大致为，由淳化出发，经镇远等地抵达靖远，渡河后视解围情况。

如不能调动马家军主力回防，援西军直接开往西路军被围地临泽实施接应，届时若东返遇阻，还有可能与西路军同去安西。

西路军血战倪家营子战场遗址

根据现今各城镇间交通连接情况，淳化至镇原约280公里，镇原至靖远约420公里，靖远经景泰、武威、张掖到临泽约630公里，以上全程约1330公里。

此为当代高速、省道等主干交通之里程数，若按当时交通分布及行军路线，陕西淳化至甘肃临泽两地里程至少在1500公里以上，因此“四军、三十一军路途三四千里”所言非虚。

该路程基本涵盖了黄土高原、六盘山脉、黄河天堑、河西戈壁等地貌形态，路途遥远，地形复杂。

行军速度按56公里/天计算（参照援西军3月5日从淳化等地出动、3月10日抵达镇远，5天行军280公里计算），至少需要26天。

如果再考虑翻山渡河（六盘山、黄河等）等因素，援西军从出发地到目的地，行军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

河西走廊一瞥

再者，援西军行动路线所经之处，皆为贫瘠严酷之地，长途行军跋涉，筹粮饮水困难，宿营不易。

如遇敌情，缺乏有利的地形掩护和依托，易被敌人侦察，易遭敌机轰炸。

加之，此时正值冬春之际，河陇地区仍是天寒地冻，援西军在风餐露宿的急行军条件下，难免造成一定程度的非战斗减员；在遇敌作战的情况下，伤病员安置亦属不易。

此外，从2月27日、3月1日主席致电要求罗炳辉、宋时轮部补充船工、木匠及筹集棉花、铁钉等材料造船的电文可以看出，当年气候条件下，黄河靖远段并未封冻，西进援救行动同样面临着渡河问题。

天时地利因素，对援西军计划的决策和行动本身，产生众多不利影响。在多种因素的交织下，导致奇迹最终没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