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天禧五年十一月十三日辰时，王安石出生。他是江南西路抚州临川县（今江西省抚州市）人，清人蔡上翔转引《清江县古迹志》，说王安石之父王益时任临江军判官，故“其子安石生于此，后人因名其堂曰维崧”。

将王安石的生日换成阳历，为1021年12月18日——今天是他的1000岁生日。

谨以拙着《苏东坡的朋友圈》（人民美术出版社，2021年版）中的一节，纪念王安石。

王安石像

王安石(1021-1086)年长苏轼15岁，中进士也比苏轼早15年——更不可思议的是，苏轼的死，也比王安石晚了15年——在那个时代，无论在哪个方面，王安石的名望都比苏轼高多了，他深受皇帝信任，主导着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

说到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还要从苏洵与王安石的关系说起。

嘉祐八年（1063）八月十二日，王安石的母亲在汴梁逝世，当时在京的士大夫都去吊唁王安石的母亲，但苏洵没去。

苏洵不仅没有去，而且还专门写了一篇《辨奸论》的文章，这篇文章相当有名：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着。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在这篇文章里，苏洵提到了历史上的两个人：一个是王衍（256-311），一个是卢杞。

王衍字夷甫，在《世说新语》中，是一位极其着名的人物，他出身于魏晋高门琅邪王氏，外表清明俊秀，风姿安详文雅，王敦称赞他说，王衍在人群里，就像珠玉在瓦砾中一样。王衍在幼年时曾去拜访另外一位大名士山涛，山涛与他相见并聊天后，感叹了许久。等到王衍离开之后，山涛还目送他走出很远，感慨地说：“竟有妇人可以生出这样的儿子，然而误尽天下老百姓的，恐怕也是这个人呀！”

果然，王衍身登高位，却从来不做务实的事情，永嘉五年（311），东海王司马越去世，王衍奉其灵柩返回东海，途中为石勒所俘获。王衍在与石勒交谈时，除了推脱国家的灭亡和他没有什么责任之外，他更劝石勒称帝，石勒大怒，将其与西晋旧臣一同活埋。

卢杞是唐代中期的奸相，他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对同僚的陷害、排挤、倾轧和报复。他在巩固相权、独揽朝政的过程中，几乎每一步都踏着其他宰相和大臣的鲜血。宰相杨炎、张镒、御史大夫严郢以及四朝元老颜真卿等人，都先后死在他的手上。

所以，苏洵虽然没有直接在文章中直呼王安石其名，但大家一读，就知道他指的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从来不注意自己的饮食和仪表，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王安石的这些恶习众所周知，苏洵以“衣臣虏之衣，食犬惫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来表达对王安石的厌恶之情。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记：

明允作《辨奸》一篇，密献安道，以荆公比王衍、卢杞，而不以示欧文忠。荆公后微闻之，因不乐子瞻兄弟，两家之隙，遂不可解。《辨奸》久不出，元丰间，子由从安道辟南京，请为明允墓表，特全载之。苏氏亦不入石，比年，少传于世。

原来，苏洵写完这篇《辨奸论》之后并没有公开发表，老朋友张方平等少数几个人看过，他甚至都没有给欧阳修看过。但尽管如此，王安石还是知道了苏洵对他的看法，因而对苏轼兄弟也极不喜欢。

在苏洵去世的3年后，王安石实际主政，苏洵的预言，慢慢得到了部分印证。

苏洵像

当然，到了清代，也有人认为这或许是王安石的对手假托已经去世的苏洵的名字写的，真正的作者应该是邵伯温——其实也未必。就是后来苏轼也提到，这篇文章的确是其父亲所写，只是他和苏辙当时有比较一致的看法，文章写的未免有些过火。

苏洵和王安石第一次见面，是在嘉祐元年（1056）欧阳修召集的一次集会上——这时是王安石人气迅速高涨的时期，许多人都青睐于王安石，认为他足以改变当时的中国。连欧阳修也劝苏洵应该跟王安石多多交往，但苏洵果断地拒绝了欧阳修的这一好意，而且还劝欧阳修也不要和他往来。

至于交恶的原因，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的记载是：

苏明允本好言兵，见元昊叛，西方用事久无功，天下事有当改作。因挟其所着书，嘉祐初来京师，一时推其文章。王荆公为制诰，方谈经术，独不嘉之，屡诋于众。以故，明允恶荆公，甚于仇雠！

在叶梦得的记录中，苏洵和王安石之间的矛盾，是因政见不同，但二人的闲隙，似乎是由王安石所挑起，因为王安石屡次在众人面前不给苏洵面子，让性格刚烈的苏洵将王安石视为仇人。

另外一处的记载颇为八卦。

王安石和欧阳修、曾巩都是江西人，1042年中进士后，一直在地方为官。《宋史》说他“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辨”是分析的能力，“博”是见闻的广泛。他外任二十多年，官位不高，但因有才名，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韩绛和吕公着等人在朝廷内外，都曾推荐过和宣扬过他。1067年，神宗继位，力图有所振作，王安石调为翰林学士，先拥有了一个御前顾问的身份。

就是在欧阳修召集的那次聚会上，大家拈韵作诗，苏洵分了“而”字韵，韵在平水韵的“四支”，本属平常，但作诗显然不是苏洵的擅长，偏偏王安石除作了自己拈得的诗韵之外，又以“而”字为韵连作二首，抢了苏洵的风头，让自尊心极强的苏洵大为恼怒。

虽然跟两个儿子并称为“三苏”，但他的文章和诗作都要少得多，叶梦得在《避暑录话》卷下中认为：“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苏洵的诗作流传于世者本来就很少。

苏洵与王安石的关系差到这个程度，不能不直接影响到王安石与苏轼之间的关系！

急于寻求摆脱种种危机的神宗，在询问了几个除了让他失望并不能带来任何变革的大臣之后，王安石的几句话却让这位年轻的皇帝有了动力。1069年，他被擢升为参知政事，开始大力推行青苗、均输、免役、方田等新法，史称“熙丰新法”——本来，在变法之初，朝中重臣对他都寄予了厚望，也无不钦佩他高远的政治抱负以及过人的才华。但，随着变法的深入，那些重臣却都站到强烈反对的阵营中去了。

整个行政中枢近乎瘫痪，人们把中书省里的四个人物分别形容为“生老病死”，即王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赵抃“死”。

王安石的性格执着而狂热，既不容他人妄言，更不接受批评，于是年轻好胜的皇帝和无比自信的宰相以及附和变法的“新党”们，卷起了一场巨大的“变法”风波，这场变法的飓风一卷就是8年。

王安石：《过从帖》 有人曾嘲笑王安石写字潦草，“石”字看起来就像个“歹”字

王安石对苏轼兄弟的看法

苏轼陷在这一漩涡中，无法自拔。

嘉祐六年（1061），苏轼兄弟参加制科考试，仁宗皇帝极其满意，甚至兴奋地对皇后说：“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但王安石对兄弟二人的文章却深不以为然，认为他们兄弟二人的文章和他父亲一样，“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

所谓的“战国文章”，即《战国策》一类的文章——在儒家眼里，这一类文风相当于“旁门左道”。苏氏兄弟与王安石分别站在不同的立场而不仅仅是写作风格来看问题，为日后成为“政敌”，埋下了伏笔。

特别是对待苏辙，因为苏辙在言朝政得失中直接批评皇帝，朝廷中舆论大哗，王安石不肯撰制词，委托给知制诰沈遘起草制词。他写的评语，却正好与王安石的意思截然相反。

现存为苏轼所作的制词，形式上以皇帝的名义，文章却是王安石所作：

勅某。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矣。其使序于大理，吾将试尔从政之才。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择尔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可。

虽然并不喜欢苏轼，但王安石也不得不承认，苏轼是一个旷世奇才！

熙宁元年（1068）的冬天，苏轼服丧期满，带着新婚的王闰之和弟弟一起重新回到汴京，任职于属于吏部的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

此时的汴京，大不同于三年前，皇帝换了，王安石成了皇帝身边最红的人。他首先设了一个“制置三司条例司”——宋代本来就有三司使，包括户部、盐铁与度支三使，职责在于掌管全国的财政——而王安石在此之外另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则是在旧的机构之外，另外成立一个议变法、订国策的财政新组织。章惇为条例官，曾布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吕惠卿为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因为一回到京城就上了一道奏书，皇帝召见，亲自任命他为新这个新机构的检详官。

王安石所制定的新法，包括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农田、水利、保甲、方田、均输、保马等一系列，含括教育、农业、手工业、商业，从中央到地方，从乡村到城市，这次所涉及的改革是多方位的，也触及到了军事制度和提高军队的素质以及战斗力的改革。为了培养能够依据王安石的意图进行改革的人才，王安石还改变了教育和考试制度，亲自撰写了《周礼义》、《书义》、《诗义》，即《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这一切，都是在短短的两三年内，令行全国。

熙宁二年（1069），神宗要求大臣商议科举改革，这一提议给王安石和苏轼直接开辟了战场。

先是，苏辙《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已经全面批评了王安石的新法的弊端，令王安石大为光火。可以说，苏辙是最早投下反对票的人。

好在有张方平的帮助，聘苏辙为陈州教授，将苏辙从政治的漩涡中解救出来。

苏辙离开制置三司条例司后，神宗皇帝又想让苏轼来接这个位置，不过，他倒是先与王安石商量了一下，结果不出意料，王安石坚决反对。

不久，神宗让司马光推荐谏官，司马光推荐了苏轼、王元规、赵彦若三人。王安石又反对道：

与司马朝夕切磋者，即此刘攽、苏轼之徒耳！

王安石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苏轼，不喜欢苏轼一家的任何一个人，他怎么会让苏轼拦住自己的手脚？

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青苗法开始实施，朝廷上下一片哗然。力争无望的韩琦、范镇、欧阳修、张方平、司马光、富弼、赵抃等人见反对无效，相继辞出。

宋神宗像

苏轼对王安石的看法

苏轼仍然留在朝廷，而且，不管神宗皇帝召见他时问什么，凡是和新法有关的事情，他都一律表示反对，他批评王安石“求治太急”，也反反复复上书认为“新法”不妥当。

位高权重的王安石根本不在乎苏轼如何撕他，因为满朝大臣如司马光、韩琦、孙觉等人都在撕他，他都无所谓，而且，王安石的性格是越战越勇，绝不服输！

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与韩绛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了真宰相。

熙宁三年（1070）礼部考试，吕惠卿任知贡举主考官，苏轼任编排官。从这一年起，天子御试不用诗赋，而只考策问了。有个叫叶洽祖的考生在卷子中写道：

祖宗法度，苟简因循。陛下即位，当与忠智豪杰之臣合谋而鼎新之。

吕惠卿阅后大喜，决定将他定为第一；而苏轼却认为，进士策论本来应该是批评时政的，如果将这样的文章评为第一，必将败坏科场的风气，因而苏轼自己上《拟进士对御试策》，直接批评时政——在苏轼眼中，时政如同轻车骏马，冒险夜行，主人不知，仆人又从后面鞭打马匹，苏轼说，这样不出事故才怪。在苏轼眼中，王安石的改革是人民的不幸，为此，他极度厌恶，因而即使赌上自己的前途，也要对新法加以非难。

神宗皇帝看了这篇策论，送给王安石看，王安石对皇帝说：“苏轼的确有才，但他所学不正，又因政治的标准不合他心意，因而写出这样不知轻重的文章来。”奏议所述虽是儒家的老生常谈，但苏轼的文采何等了得，他分析时事，雄辩滔滔，文章的影响力足以掀起滔天巨浪，不公会席卷朝廷上的所有人士，连一贯支持变法的宋神宗也开始动摇——这对王安石是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因为一旦皇上改变看法，他的变法必然不了了之。因而，王安石向皇帝进言：

陛下何以不黜轼，岂为其才可惜乎！譬如调恶马，须减刍秣、加箠扑，使其帖服乃可用。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且如轼辈者，其才为世用者甚少，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引自《苏轼年谱》，第176页）

王安石将苏轼比喻为害群之马，并认为只有降伏了这匹“恶马”，他才会听话——神宗皇帝当然没有处理苏轼，但王安石这通话，却不能不入了耳——后来“乌台诗案”所以让苏轼大吃苦头，这也应该有些蛛丝马迹。

苏轼位卑言轻，心中焦急，又加上他的好友纷纷被贬出京城，在为他们送别的酒会上，苏轼的失望情绪，难免在诗歌中时时抑制不住。

但也由此，二人交恶愈演愈烈，不过二人交恶只为政见不同，立场不同，是为公，不为私。

王安石和苏轼过不去，苏轼也经常让王安石难堪。他晚年所作《东坡志林》，还有这样一则关于王安石的看法：

王介甫多思而喜凿，时出一新说，已而悟其非也，则又出一言而解之，是以其学多说。常与刘原父食，辍筯而问曰：“孔子不撤姜食，何也?”原父曰：“《本草》：生姜多食损智。道非明民，将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撤姜食，将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戏己也。原父虽戏言，然王氏之学，实大类此。庚辰三月十一日，食姜粥，甚美，叹曰：“无怪吾愚，吾食姜多矣。”因并原父言记之，以为后世君子一笑。（《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九册，第148页）

这则笔记写于元符三年（1100），距今900多年，即使现在读来，仍可会心一笑。

熙宁四年（1071）年的春天，受到皇帝鼓励的苏轼写了一篇长达3400余字的《上神宗皇帝书》，劝皇帝“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随后，当朝廷诏令各路监司实地考察“青苗抑配”的情形时，苏轼又写了《再上神宗书》，他将新法所到之处对百姓造成的困苦，比喻为医生用人的性命来试验毒药。他甚至对皇帝直言：“若力不已，凡乱亡随之。”

据陆游记载，苏轼的这一谏稿的真迹，虽然经过宋室南渡等战乱，却仍然保留下来了。

王安石 《行书楞严经旨要》卷 上海博物馆藏

苏轼为什么反对王安石的新法？

当然，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好的。

当时的宋朝内外交困：首先是来自外部的威胁，即边境有契丹、西夏这些骁勇善战的游牧部落的逼迫，朝廷一方面在边境要大量屯兵，一方面又要向入侵者给予岁币以维持和平，庞大的财政开支导致国库空虚。至于来自内部的危险，则是日趋严重的地主富农对贫苦农民的高利贷盘剥，各种行会对小商小贩欺压造成的经济退化。

为此，深思熟虑的王安石制订和实施了一揽子充满智慧又野心勃勃的甚至有些冒险的改革计划，但如何让皇帝一起推行这个新法，却是他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因为他对这个积弊深重的体制和官员的恶习了如指掌。

他首先针对的是这个帝国最薄弱的环节，即如何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政府主导的农业信贷，以期为最贫困的农民生产提供便利，在此考虑上，他实施“青苗法”——他在地方曾经实施过这一方法，为了使农民免受富人盘剥，政府每年在播种和青黄不接时向农民提供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则渐渐乃至完全背离了王安石的本意——官府借贷，本意是为扶助农业生产，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变成了强迫借贷，无视农民是否需要，把“帮助”变成了“掠夺”，青苗法看起来更像是一项可怕的强制法案，尤其是到了收获的季节，前来讨债或收取利息的官吏蜂拥而至，农民苦不堪言。

苏东坡和其他保守派看到，王安石的所有政策，都是从农民或下层人民的身上盘剥钱物，虽然国库的确得到了充实，然而农民的生活却越来越困难——王安石及其新法找到国家财政迅速增长的证据，反对变法的人则找到了民不聊生的证据。

虽然反对新法并不是苏轼的职责，但他不能置身事外。他在《再上皇帝书》中写道：

民忧而军怨，吏解体而士失望，祸乱之源，有大于此者乎？

苏轼进一步说，现在虽然没有看到这些发生，然而，一旦发生，后果不堪设想。

面对这些问题,王安石的着眼点是国家，因而他不惜一切代价尽忠于国家和皇帝；苏轼的着眼点则是人民，他以不同的方式尽忠于国家和皇帝。从不同的角度说，两个人都没有错，但如果强把二人放在一起，则必须投出对或错的那一票。

反对新法的人太多，年轻的皇帝难免摇摆，每当此时，王安石就希望皇帝能够“独断”，只信任自己而不受其他任何人的影响。而在苏轼看来，广开言路、众议国是，才是一条正确的道理。于是他又借开封府考试的机会，拟了一个题目：《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公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把这个题目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试论专权的优劣”——王安石自然知道苏轼是在反对他教皇帝“独断”并“专任”自己。

言官群起反对王安石，却都被他赶出京城，然后，王安石提拔了自己的好友谢景温(1021-1097)担任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他的妹妹嫁给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因而被王安石引为同道。恰值范镇应诏有举荐苏轼为谏官的动议，谢景温就诬奏苏轼，说他在扶丧还家时，利用官船贩运私盐、木材以及瓷器等物，途中还曾妄冒名义借用兵卒，神宗皇帝于是下令严查，朝廷派人拘捕了当时为苏轼掌船的篙工水师等人，严加盘问，同时向苏轼回家乡的途中各县也发出查询公文，后来虽然查明这仅只是诬告而已，但也让苏轼极为难堪。

司马光此时也不愿留在朝廷，在他与皇帝的对话中，除了阐述自己要离开的理由，也为苏轼作了辩护，说出了隐藏在背后的实情：

安石素恶轼，陛下岂不知？以姻家谢景温为鹰犬使攻之，臣焉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苏轼虽不佳，岂不贤于李定？定不服母丧，禽兽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为台臣，何独恶于轼也。

司马光虽然一直以厚道人的形象留在历史中，但这几句话，也是锋芒毕露，毫不隐讳！

神宗对司马光一再挽留，但司马光去意已定，只好从其所请，司马光归隐洛阳之后，一头扎进史书里，绝口不提时事，邀约了一批最优秀的历史学者和他一起编撰煌煌巨着《资治通鉴》。

司马光像

而苏轼也在谢景温弹劾一案调查结束后，请求外调，神宗批出“通判杭州”，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苏轼携带一家大小出京。

杭州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这里非常适合诗人苏轼，苏轼在这里如鱼得水，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那些将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人，暗地里早瞄准了他，只待他犯下“错误”。

看不惯王安石和围绕在王安石周围的“小人”的做为，天性自由的苏轼依然不收敛自己的锋芒，笔墨到处，痛快淋漓。在变法的潮流中，如果把王安石比作是汹涌而下的激流，那么，苏轼则是一条逆流而上的鱼——他自己将自己比喻为磨盘上的蚂蚁，磨盘转动，完全身不由己。我将二人在此期间所发生的事情以年表的形式对照一下：

年代

王安石

苏轼

熙宁五年（1072）

行市易法、保马法

通判杭州

熙宁六年（1073）

提举经义局。九月，熙河大捷，神宗解身上玉带赐之。

通判杭州

熙宁七年（1074）

三月，行方田均税法。四月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新法遭遇首次挫折。十月，行手实法。

通判杭州，五月诏移知密州，九月，离杭州。

熙宁八年（1075）

二月，复拜同平章事、昭章馆大学士。六月，进加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吕惠卿出知陈州。

知密州

熙宁九年（1076）

六月，子雱卒。十月，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知密州，十二月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移知河中府，离密州。

熙宁十年（1077）

居钟山，辞判府事，六月，诏以使相领集禧观使。

抵陈桥驿，改知徐州，四月到徐州任。

元丰元年（1078）

正月，进尚书左仆射，封舒国公。

知徐州。

元丰二年（1079）

居钟山。

五月，蔡确参知政事。

知徐州，三月改知湖州。四月二十九到任。七月，御史李定等人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苏轼；十二月二十九日结案，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元丰七年（1084）

乞以宅为寺，赐名“报宁”。

四月，诏移汝州团练副使，赴汝途中，过金陵，访王安石。

王安石信任吕惠卿等后继者推行“新法”，自己有时也无奈地离开政坛，而从1078年改元为元丰以后，政治空气日趋险恶。

作为编剧、导演以及演员的王安石在台上尽情演出，苏轼则在台下冷眼旁观，时而叫一声倒好。一直到他被以“谤讪朝廷”的罪名抓进监狱，才似大梦初醒。

1076年七月，在王安石的儿子死后，他力求辞相；十月，王安石罢相，以使相兼判江宁府回到金陵，从此终身不起。

三年后，“乌台诗案”发生后，“天下之士痛之”却“环视而不敢救”，罢相在家、不再过问世事多年的王安石出于对苏轼的才华的欣赏，上书“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力保苏轼，展示了一种非凡的胸襟与气度。

苏轼有幸逃过一劫，但自此以后，以“东坡居士”自称，在江湖的自在逍遥中，努力安顿自己的生活与内心。而悠游林下的王安石，也不再对政治抱有往日的热情，尤其是在他儿子死后，他更是灰心丧气，就像傍晚的落日余晖，一点点地暗淡下去。

从这几张前人画的骑驴图中，都可以想象王安石退居金陵之后的生活状况

政坛之外

王安石先是在熙宁九年（1076）失去了儿子王雱，又加上吕惠卿对他的暗算，辞相回到皇帝赐给的他在金陵的宅子，每日骑一匹驴，后面跟一二个僮仆，漫游于金陵各处山水名胜，南朝留下的佛寺，逐一题咏，诗与佛禅，成了他晚年生活的全部。

王安石隐居于钟山，苏轼躬耕于黄州东坡，虽然无时不在关注着朝廷和时局的变化，但身处事外，二人惺惺相惜之情，渐渐化解了政治上的恩怨。

王安石固然是唐宋八大家中的一家，然而他对政治的热情远远超过对文学的兴趣，在变法期间，他甚至将诗歌从科举考试中剔除，他自己也基本上停止了文学写作。然而，当他罢相之后，他又重拾诗歌创作，且因这一时期的诗歌和政治没有关系而使得诗歌的审美价值更高更纯粹，艺术成就渐臻圆熟。

其实抛开政治偏见，王安石本来就非常欣赏苏轼在知密州任上所作的七言律诗《雪后书北台壁》，并作了六首和诗。赵令畤《侯鲭录》卷一特意详记此事：“东坡在黄州日，作雪诗云：‘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人不知其使事也。后移汝海，过金陵，见王荆公论诗及此，云：‘道家以两肩为玉楼，以目为银海，是使此否？’坡笑之，退谓叶致远曰：‘学荆公者，岂有此博学哉！’”

所以也不会奇怪，为什么退居相位之后的王安石对于这位后辈的才气、学问和品格，却又非常欣赏起来。而凡是遇有从黄州过来的人，他也必定要问：“子瞻近日有何妙语？”惠洪《冷斋夜话》卷五有一段《东坡藏记点定一两字》故事甚好：

舒王在钟山，有客自黄州来。公曰：“东坡近日有何妙语？”客曰：“东坡宿于临臯亭，醉梦而起，作《成都胜相三经记》千余言，点定才一两字。有墨本适留船中。”王遣健步取而至。时月出东南，林影在地，公展读于风檐，喜见眉须，曰：“子瞻，人中龙也，有一字未稳。”客曰：“愿闻之。”公曰：“‘日胜日负’，不若曰‘如人善博，日胜日贫’耳。”东坡闻之，拊手大笑，亦以王为知言。

但是东坡的孙子苏符（1086-1156）却辩解说，东坡此文原本就作“日胜日贫”，并不是因听了王安石的建议才改的。但二人抛弃政见，在文学上多有交流，却是无疑的。

金陵相见

元丰七年（1084）正月，神宗手诏苏轼可量移汝州，三月，诰命到黄州，苏轼立刻上谢表，其中称他在黄州期间，“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一面感恩，一面诉苦。

这一年的四月，苏轼离开黄州，七月十四日抵金陵，舣舟于白鹭、赏心二亭之下。东坡有题柱铭：

东坡居士自黄适汝，舣舟亭下半月矣。江山之胜，倾想平生……（《苏轼文集》，第2578页）

向前推半个月，即是六月底。他要去拜望昔日的老对手王安石。

让苏轼没有想到的是，到达江宁的岸边时，王安石早已骑了一头毛驴在那里等着。苏轼已经来不及更换衣服，慌忙下船作揖道：“轼敢以野服拜见大丞相！”王安石拱手而笑：“礼岂是为我辈设？！”赤诚相见，抵得过一切虚情假意。

这一年，苏轼47岁，王安石63岁。

曾经的年少气盛和曾经的执拗，多少是非与摩擦，而今都已时过境迁，金陵重见，不再是那个混乱而又充满喧嚣的政治舞台，彼此皆是台下的闲人，回首前尘，恍如一梦。

政治令人结仇，诗歌却让人友爱。这次相会，他们以前的误会也好，仇隙也好，皆在此亲密接触的数日间皆雪融冰消，给王安石落寞的晚年生活，增添了许多温暖与快乐。

诗歌在苏轼那里却有着无比的重要性，只是到黄州期间他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才强忍写诗的冲动。苏轼更愿意将他从生活中感悟到的方方面面都写进诗歌里，而且，他具备这方面的天赋，不管是古风还是长篇，不管是律诗还是绝句，他在描写生活经验的复杂性时，总有出人意料的诗句。

苏东坡在江宁数日，与王安石互相作诗唱和，其中“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两句让王安石大为赞赏。《西清诗话》更记：“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王安石还让苏轼念一篇自己得意的作品，然后用笔录下，赠给苏轼做纪念，同时也让苏轼用笔录一首王安石的诗，也要留作纪念。

送走苏轼之后，王安石情不自禁地对人说：“不知更年几百，方有如此人物！”。

王安石希望苏轼留居金陵，和他相伴，苏轼也为之非常感动，苏轼在金陵逗留期间开始访求田宅，可惜匆匆不得遇合。

苏东坡与王安石数次相晤，以《次韵荆公韵四绝》表达了对王安石的感激和景仰。其一曰：

骑驴渺渺入荒坡，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东坡诗中说：“从公已觉十年迟”，或者也是实情——如果真的回到十年前，东坡和王安石两个人，还仍然是对手否？

而在离开金陵之后，苏轼又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书信：

某始欲买田金陵，席几得陪杖屦，老于钟山之下。既已不遂，今仪真一住，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为事，希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来，见公不难矣。（《苏轼文集》，第1444页）

能与比自己大15岁的王安石在钟山相伴终老，仅只是出于客气吗？

元丰八年(1085)神宗死后，哲宗赵煦即位，改年号为元祐，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即着手于恢复旧法。以司马光为相的旧党复起，新法尽废，虽然加王安石为司空，但忧愤中的王安石，在这一年的四月六日孤独死去……

而苏轼则已重返政治中心。

王安石病逝江宁时，正是他的对手当权之时，几乎满朝都是当年被他排挤出去的人物，当然会有人想乘机打一场死老虎。宰相司马光已经重病在床，不能上朝，他写信给副宰相吕公着说：王安石的道德和文章都有过人之处，只是性格有点问题。如今仙逝，朝廷又在拨乱反正，那些无耻之徒必定趁机诋毁。因此天子对王安石要优加厚礼，以彰节义，以正世风。太皇太后接受了司马光的建议，追赠王安石为太傅。

司马光识大体，苏轼也善代王言。

在代哲宗所拟的敕书中，就像当年王安石为他所撰制词一样，苏轼高度地评价了自己的“政敌”，认为是天意要托付人间“非常之大事”，才产生了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赞他：

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元祐朝士胸襟气度的宽宏阔大，以至文人间的珍惜与欣赏，仍为古今所罕见！

王安石退休后的画像

贴主:神游八荒于2021_12_19 11:26:29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