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书记载，汉桓帝二年，即公元156年，当时汉朝登记在册家庭户数1607万，人口5006万。而到了公元280年，三国后期，魏蜀吴合计家庭户仅余149万，人口更是降到560万之下。

从历史数据上看，即使男人全部战死沙场，人口也仅仅只会缩减一半左右。

为何东汉末年，人口断崖式的减少至原来的十分之一呢？其实，这就是当时战乱和瘟疫相互作用，造成的结果。

（古代感染瘟疫的百姓）

特别是东汉末年，诸侯割据，相互讨伐，兵役赋税沉重不堪，土地弃耕无人种植，逃荒的难民四处流浪。这样的情况，为瘟疫的流动传播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曹操控制下的洛阳、南阳、会稽等中原之地，疫情尤为严重。瘟疫反复发作流传，人们生活悲惨不堪。

史料记载，仅公元204年至219年，中国长江以北地区爆发瘟疫，死亡人数就多达2000多万。赤壁之战中曹操的失败，除了周瑜火烧赤壁用兵如神，当时曹军军中瘟疫横行，也是个重要原因。

对于当时的瘟疫惨状，建安七子的王粲为了躲避瘟疫，逃离中原，曾写过这样的诗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在当时，同为建安七子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等人，也都死于瘟疫之中，更别提穷苦的底层民众了。

（王粲）

面对身边的人接二连三死去，像王粲这样逃离疫区的百姓，也多不胜数。那时既没有居委会干部上门盯守隔离，也没有道路交通管制，大批病菌携带者，涌入疫情较轻的地区，从而加速了瘟疫传播。很快将逃入地变成死亡空城后，又继续逃往下一座城市。

曹植的《说疫气》中，对当时瘟疫的惨状进行了描述：“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医圣张仲景在《伤寒卒病论》中记载：“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

可以看出，这场建安元年发起的瘟疫，十年不到，已经致死整个中原民众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连张医圣的宗族至亲，都因瘟疫死亡了二百多人，可见这场东汉大瘟疫的可怕之处。

张仲景正是在目睹了这场瘟疫流行的人间惨剧之后，立志向伤寒挑战，做个拯救人民疾苦的医者。

（张仲景）

在当时，他的宗族中有一个叫张伯祖的人，医术非常高明，张仲景拜他为师，开始了学医生涯。

张伯祖见他聪颖好学，刻苦钻研。也毫无保留把自己的医学知识和治病经验传给了他。其后张仲景每逢名医，必登门求教。久而久之，他的医术越来越高明，连何颙在《襄阳府志》都赞叹：“仲景之医术，已精于伯祖。”

经过对伤寒症状数十年如一日的潜心研究后，张仲景终于写出了继《黄帝内经》之后，又一部影响深远的医学典籍——《伤害杂病论》。这部着作，对当时的疫情防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意义是重大的。在张仲景之前，人们对于瘟疫的防治，还只局限于迷信的驱鬼阶段。一有瘟疫，专业的驱鬼人“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连跳带唱故弄玄虚，结果不仅耽误了病人的治疗。同时，还因民众看热闹式的群聚，加速了瘟疫的传播。

张仲景针对伤寒病人的症状，发明了一种“驱寒娇耳汤”，把辣椒和羊肉及发热驱寒的药物，用面皮包起来，煮熟之后给病人吃下。这也开了“饺子”的先河，饺子也就从此流传下来了。

（参考资料：《中国通史·食货篇》《伤寒杂病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