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内外兼修的瘦美人

秦汉以来，女性“三纲五常”的伦理体系逐渐成为主流。《列女传》从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和辩通等几个方面来要求和评价女性，强调女性的内在美。汉代乐府诗中出现了大量歌颂女性内在美的作品：《陌上桑》中“采桑城南隅”的罗敷仁智；《迢迢牵牛星》中“札札弄机杼”的织女贞顺；《孔雀东南飞》中“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的刘兰芝节义。

汉代除了重视女性的美德，也非常重视修饰的美。从战国时期起，女性修饰的风气日渐流行。一种方法是借粉黛、赤丹等来增添面部的美貌；另一种方法是束身，使身段苗条。赵飞燕瘦的“能作掌上舞”，反映了当时轻盈飘逸的纤秀型审美倾向。女子高髻广袖长裙，成为当时社会的时尚。“建安中，女子好为长裙，而上甚短”“明德皇后美发，为四起大髻，尚有余，绕髻二匝”。

魏晋南北朝：妩媚妖艳的狐美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混乱，社会动荡。人们用毁弃礼法的方式来表现对现实政治的不满。这一时期文学上出现浮华雕藻的“宫体诗”“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曹植在《美女赋》中开篇就描写“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都从侧面烘托出魏晋时期推崇的是妖艳玄迷的审美取向。这种妖媚艳丽的美女代表就是貂蝉。据说貂蝉为了引诱吕布与董卓反目还发明了一个类似耳坠的东西，压耳垂显的耳朵大。

女性的内在美被边缘化，外在美开始得到广泛的欣赏和珍视。荀粲曾说：“妇女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女性开始自觉追求外在美。这一时期的女子，大多穿着广袖短襦、曳地长裙：腰部束以“抱腰”，并且用衣带来装饰。当时，还流行在头上插戴花钗和“步摇”，走起路来衣袂飘飘、环佩叮当，进一步强调了女性的温婉妩媚、婀娜多姿；在化妆方面，最盛行的是在额间点上一个红色或黄色的 “花子”作装饰。花木兰从军后回到家中，“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就是这种妆扮的体现。

唐代：雍容华贵腴美人

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广泛吸收，使唐代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化风格与雄健豪放的时代精神，造就了千姿百态的唐代美女。唐代以前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美女们走的都是纤细的病态美的路线。唐朝人摈弃了这种扭曲的审美观，开始崇尚雍容富态、健康自然之美，这被视为中国女性审美标准的重大突破。

唐代女子以丰腴的体态为美，呈现出了雍荣华贵的景象。杨玉环就是“素有肉体”，至于一代女皇武则天，《资治通鉴》则说她是“方额广颐”。丰腴的体态加上高耸的发髻，飘扬的披帛，显得华丽大方，充分体现了女性美上的“盛唐气象”。这种非常大气的打扮在唐代名画《簪花仕女图》中可得到印证：高髻簪花、晕淡眉目，露胸披纱、丰颐厚体。唐代女性着装自由，宽袖窄袖，华服胡服，女装男装，皆从其便。

宋朝：阴柔娇弱病美人

宋朝鼓励功臣们“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对外政策上多以妥协苟安为主。南宋王朝更是偏安江南，“直把杭州作汴州”萎靡不振，哀怨缠绵。与此相对应的，程朱理学则走向另一个极端，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思想，强调女性的贞操纯洁。这种社会氛围使得女性审美标准完全不同于盛唐时期。

自宋代开始，盛唐时期的健康之美让位于阴柔之美；开阔豁达的心胸被代之以哀婉幽怨的柔肠；体态丰满、仪容典雅的丰硕之美，让位于孱弱纤细的清癯之美。

 

当时女性的心灵和外貌，都染上时代病态的忧郁症。宋词中的美女形象都是杨柳细腰、慵懒无力、哀怨愁闲的。病态美，起于齐梁宫体诗，于宋代尤烈。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齐梁、两宋积弱不振、偏安苟且、淫靡浮浪的时代特点。

明清时期：从头到脚新美人

明代以来，人们开始注重女性形体的完整美。明代才女叶小鸾着有《艳体连珠》，分别吟咏妇女的发、腰、足和全身。当时女性头、腰、足三者皆美，则整体形象就是美的。黑而长的秀发、柔软纤细的腰身、纤细窄小的脚，就构成了明代标准的美人。

明清，特别是晚清时期，以女子小脚为美的畸形女性美观念已充斥于全社会。“小红鞋儿二寸八，上头绣着喇叭花……就是典了房子出了地，也要娶来她。”的民谣可作佐证。鸦片战争以后，男女平等观念传入中国，逐渐形成了兴女学、不缠足的思想。从此，新的女性道德美、形体美观念形成并发展起来。

 

纵观历史上的美人，美的标准大相径庭。在这个个性张扬的时代，女性对美的追求更是各有所爱。但无论如何，追求美依然是女性不变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