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隐形人”，是指明明角色很重要、很关键，偏偏“人气”和身份极不相称的人。如果说，太平天国核心层里，前期最神秘的隐形人是胡以晄，那么，后期最神秘的隐形人，非李世贤莫属。
都说太平天国滥封官爵，高干不值钱，但有一个职务他们从来没滥封过：军师。1856年天京事变以前，连死去带活着的，军师一共才4位，连石达开都当不上；1856年后，能封上军师的也就石达开、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6位，外加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的继承人挂名，活跃于政治、军事前台的，经常只有3、4人，地位不可谓不重要。这样重要的人物，知名度却不相称，信息量也不高，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
熟悉太平天国史事的朋友也许会说，杨辅清也是军师啊，人气和知名度不是比李世贤还差？这话是没错，可杨辅清中间脱离过一段，全盛时也不过号称10万人马，连块稳当点儿的地盘都没有，而李世贤不但坐拥几十万大军，一度是浙南、苏南几十座大小城池的主人，更是天京失陷后太平军实际上的主心骨、全军统帅，他在金华的王府至今保存完好，恐怕是太平天国军师一级王府中保存最好的（南京的瞻园号称“东王府”，其实杨秀清只住了3天）。
就这么一位叱诧风云的人物，却始终有些“边缘化”：太平天国官方文书除了惯例的诏书列衔和天历献历奏，提到李世贤的并不多；清军方面，一直和他正面对敌的左宗棠，搜集他的情报也不如浙北李秀成部来得翔实，《李世贤密札》这样的山寨文书就更不用说了。民国以降，太平军逐渐成了正面形象，可李世贤依旧不受待见，《洪秀全演义》什么的对他着墨甚少，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李世贤只在杨秀清下令破江南大营时被提了一下名字，连个脸都没露，《忠王李秀成》是写他堂哥的戏，可他连名字都没被提到过。建国后拍的几部和太平天国有关的影视剧，只有《太平天国》里能找到他的身影，可这位堂堂大将，却总是被安排跑些可有可无的龙套，几十万大军、半个省地盘，都仿佛不存在一般，实在腻味得不行。
其实李世贤可不是个腻味人物，恰相反，他是太平天国少有的爽快人。

地地道道的“外将”

和很早就成为中枢辅政人物的堂哥李秀成不一样，李世贤是地地道道的“外将”。
他也是在辛开元年（1851年）八月，太平军萧朝贵部经过家乡、广西藤县大黎里新旺村时，和全家一同入伍的，李秀成入伍时已有近30岁，李世贤是他堂弟，应是25岁左右的小伙子。
他跟着大军进永安、出广西、下武昌、破南京，并没有什么特别纪录留下，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于他而言也没有特别意义，因为他在天王洪秀全进城前的一天（1853年8月28日）随殿左一指挥罗大纲、木一总制吴如孝去打镇江，而后一待就是差不多4年。
镇江是天京东大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一破江南、江北大营的大战，最初就是围绕镇江的争夺展开的，这座敌后孤城坚守如此之久，在军事角度是一个奇迹。
但对于把守镇江城的各级将领而言，就未必是什么好事：总在一个远离朝廷的地方呆着，既不容易被“上面”赏识，也难有立大功的机会，提拔起来就要慢得多。原本地位不低、资历也很老的吴如孝，做将军的时候李秀成还是圣兵，陈玉成还是连圣兵都不算的牌尾，可1856年夏天，秦日纲带领陈玉成、李秀成等来救镇江时，陈、李都当了正牌丞相，“官居极品”，而镇江城主将吴如孝却只顶替了前任罗大纲的殿左五检点，变成了陈、李的下级，他手下的主要将领谢锦章、覃熙章等只是指挥、将军，名不见经传的李世贤官职未能流传，但肯定不会比将军更高，连高干都算不上。
天京事变不仅是太平天国、也是许多太平天国人物命运的转折，由于大量骨干死于这场浩劫，太平天国人才匮乏，不得不启用大批后起之秀，李世贤的堂哥李秀成因为在救镇江、反攻皖北的杰出表现，被先后提拔为地官正丞相、合天侯，而一直在镇江当一颗默默无闻螺丝钉的李世贤也得到了出头机会，被从镇江选拔出来，派去芜湖镇守，成为独当一面的将领。这应该是1856年底或1857年初的事。
这年九月，镇江再次告急，洪秀全派哥哥安王洪仁发领衔赴援，刚刚被提拔不久的李世贤受命担任洪仁发的先锋。这是被称为“无能”、“庸鄙”的洪仁发首次、也是唯一一次上阵，能当他的先锋，想必是被认为很能打的（因为洪仁发很不能打），可见此时李世贤已小有名气。
不过李世贤再能打，摊上一个庸碌的主帅，和众寡悬殊的战场形势，也是没咒念，他们不但没能救得了镇江，自己反倒被围了个水泄不通，好在李秀成这时也受命赶来救场，虽没能给镇江解围，好歹把洪仁发、李世贤，连同突围到高资的吴如孝镇江守军，一股脑救回了天京。
也不知是否跟天京无缘，注定做一辈子外将，回到天京后，安王洪仁发削去王爵，回家养老；李秀成被任命为副掌率，留在朝中辅政，李世贤却再度被赶回芜湖，继续为天京城把守西大门。
这时他的官爵，据李秀成后来回忆，是侍天福，却不记得是哪一年的职务，照理说这个职务应该是1858年前后获得的，因为他不可能官做得比李秀成更大，而后者到1858年初才是个侯爵，比福爵低三级。
由于逼走了石达开，加上人才丧失，1857-1858年的太平天国版图日蹙，天京城也重新被围上了，情况甚至比1856年还要糟：当年太平天国有镇江、瓜洲、句容、溧水等外围据点，有安徽、江西、湖北大片后勤基地，而如今却只剩下安徽沿江的一小片地盘，其余都已落入清军手中。李秀成不得不恳请洪秀全，允许他出城设法解围，戊午八（1858）年二月，他从天京出发，第二天就来到芜湖，第一个和堂弟李世贤交换意见。
两人最初的计划，是李秀成打江北，李世贤打江南，两人成犄角之势，可二李的兵力都很单薄，结果江北的李秀成陷入苦战，江南的李世贤虽然屡屡在野战中打败清廷大将邓绍良、周天受，却很难开创出更好的局面。
改弦更张的李秀成在这年六月发起枞阳大会，与陈玉成、韦俊等各路太平军外将达成联合作战的协议，李世贤也暂时离开皖南，赴江北配合堂兄作战，取得了收复庐州、三破扬州，和二破江北大营的胜利，他的职务也被提升为左军主将侍天义，成为太平天国的第一级统帅。
羽翼渐丰的李世贤似乎并不打算总充当堂兄的配角，这年九月，他渡过长江，取道溧水重返皖南。
此时翼王石达开正经营浙江，皖南清军饷道被切断，军心浮动，李世贤抓住时机，接连发动会战，先后击败清江南提督郑魁士部，全歼浙江提督邓绍良部，取得了湾沚大捷的胜利，杀死了清廷悍将邓绍良和郑魁士部将、通永镇总兵戴文英。然而就在戊午八年底，韦俊叛降清廷，加上石达开部远征福建，皖南局面出现反复，李世贤也陷入苦战。
尽管如此，湾沚大捷还是太平天国中期屈指可数的漂亮歼灭战，更难得的是，和大多数歼灭战太平军倚多为胜、习惯召集几路联军对敌不同，此役李世贤孤军奋战，而清廷反倒集中了几路人马，胜利自然更为难得。然而和同期的担子-乌衣之战、官亭长城之战，以及着名的三河大捷相比，湾沚大捷很少为历史专业以外的人士所熟知，也许在大多数人看来，皖南是次要战场，无需投注太多关注吧。
不过就事论事，这次洪秀全的赏罚还是分明的：己未九（1859）年秋，继堂兄李秀成封为忠王后，李世贤也被封为忠正京卫军侍王雄千岁，成为1859年太平天国重新封王后的第四位王爵（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石达开的王爵是原先就有的）。
这年十二月二十日，堂兄李秀成再次从天京兜了个大圈子，悄悄进了李世贤的芜湖城，两人一待就是十多天。
李秀成出京的目的，还是解天京之围，他最先想到的自然还是堂弟李世贤，想出的计策，是“围魏救赵”，佯攻杭州，引诱江南大营分兵，然后迅速回师解围。
庚申十年（1860年）正月，二李从南陵出发，从宁国、广德山路进入浙江，攻克苏浙皖三省交界的安吉、长兴，然后大造声势，扬言全取浙江。李秀成带领轻骑直扑杭州，而李世贤则大张旗鼓地围攻战略要地湖州城。
当两人发现清军果然上当，派出张玉良部回援，就迅速沿着早已探明的莫干山小路回兵，先在建平召开大会，分配任务，然后兵分五路猛扑江南大营，李世贤的任务是攻打句容，切断江南大营的退路。
公平地说，李世贤并没很好完成这一任务，他几次攻城不下，就干脆带了本部人马转往西进，直接去夹攻江南大营了，最终这场集中太平军几乎全部主力的大会战，打成了一个击溃战，几万清军连同他们的主将溃退到苏南，带来许多麻烦，李世贤的急躁和擅自改变计划，是一个重要原因。
江南大营解围后，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等纷纷出征，而李世贤却动向不明，他的部将攻克溧阳，转战句容、溧水、丹阳、金坛，他本人则连行踪都很难被捕捉到。
这年八月，当李秀成不顾洪秀全的“扫北”指令，率部南下，准备赴江西接应当地起义军时，李世贤也再度进入皖南，攻克徽州，并在这年年底会合其它几路太平军两次逼进祁门。祁门是湘军主将曾国藩的大本营，而且兵力单薄，可惜李世贤情报工作实在太差，居然压根就没发现这个“大妖头”竟在眼皮底下，只马马虎虎攻了两次便去抢其它地盘了。
年底，天京方面下达了再次“围魏救赵”，攻打武汉，为安庆解围的命令，李世贤在辛酉十一年（1861年）二月从浙皖边界取道婺源入江西，尾随堂兄李秀成开始所谓二次西征。
许多人都知道，李秀成对二次西征兴趣索然，最终迟到，但他毕竟还是到达了武汉外围预定位置，而李世贤则不然，他出发没多久，就碰上湘军左宗棠部，在景德镇、乐平连打了两仗，一胜一负，据时人记载，双方都丧失了一半战斗力，但这时石达开部从广西返回的谭体元等部人马、原来徘徊于江西、福建、两广的花旗各部，纷纷赶来投奔，李世贤的实力得到相当补充，再接再厉，进入湖北应该不难，他却借乐平之败来了个大掉头：这年四月，他带着扩编后的军队掉头往东，杀奔浙江，四月十七日，攻下了金华府，并在这里设立王府，作为自己的大本营，这就是至今保存完好的金华侍王府。
这年八月，李秀成从湖北回师，兄弟二人合作进取浙江。浙江本有11府城、78个州县，到了年底，留在清廷手里的只有温州、衢州两个府城，永嘉、西安两个临时府城，以及龙泉、泰顺、庆元、瑞安、平阳、定海六座县城而已。
按照二李的协议，浙北杭州、绍兴、嘉兴、湖州四郡及其属县归李秀成，其余七郡都归李世贤，全盛时期，李世贤拥有浙南金华、严州、处州、宁波、台州五郡全部或大部，温州、衢州一部，以及苏南溧阳等地，是仅次于陈玉成、李秀成的第三大实力派。
但和陈、李不同，李世贤在朝中似乎始终没有什么发言权，保存下来的幼主封官诏书不少，而李世贤请封的只有一例；陈玉成曾经获得文衡总裁、全军统帅的职衔，并多次建言朝政，李秀成也几度在天京担任朝臣，甚至杨辅清也以修东王府的形式，在中枢露了个小脸，惟有李世贤似乎是天生的“外将”，不但本人总是和天京擦肩而过，彼此间似也保持着“安全距离”。
壬戌十二年（1862年）夏天，考验李世贤的时刻到了：湘军曾国荃部突然楔入太平军腹地，把大营扎到了天京城外的雨花台，而与此同时，恢复元气的左宗棠部也开始从衢州进犯浙江，侵蚀李世贤的分地，同时接到分地告警和天京告急文书的李世贤最终选择了两头兼顾，他留下10万左右人马守浙南，自己带领5路人马，约7万精兵开往天京城外。很显然，他并不想回到天京，因此嘱咐留守将领，坚守50天，50天后我准回来。
但他再没能回来：由于人心不一，由李秀成领衔的天京解围战功亏一篑，而李世贤却迫于洪秀全的瞎指挥，不得不去攻打金柱关，试图打通天京粮道。这年冬天，浙南领地因兵力空虚，被左宗棠逐渐攻占，无法脱身的李世贤百般无奈之下，只得下令浙南残部从昌化绕道，向皖南转移。
此时他把侍王府设在溧阳，手下还有不少人马，但地盘却只剩下溧阳周围一小块。甲子十四（1864）年正月，溧阳守将叛变，他连这块老窝都丢了，母亲、妻子都落到李鸿章手里。
在李秀成的授意下，他带领自己和李秀成的十多万残余人马从湖州出发，前往江西产粮区休整，李秀成的原意，是让他们等到秋天，天京周围粮食成熟，再回来解围。
没想到湘军在夏天就攻陷了天京，幼天王洪天贵福逃到湖州，派人写信给李世贤，表示将放弃湖州前来会合，让李世贤迎接。
接下来耐人寻味的一幕发生了：幼天王让李世贤去抚州、建昌，半路却听说后者去了瑞金；拼命追到瑞金，李世贤却去了福建，最终幼天王的主力在距离李世贤人马几十里外的石城被击溃，太平天国的世系就此断绝。
天历八月二十七日幼天王全军覆没，仅过了两天，李世贤就在福建大破湘军，杀死名将张运兰，九月初二，攻克了名城漳州，十月更在万松关取得大捷，杀死了福建清军最高指挥官林文察，此后半年间，他在漳州招兵买马，积极联络外国，打出了“复兴太平天国的旗号”，全盛时期，他控制了闽南1/3的地盘，军队扩充到20多万。这番兴旺局面甚至引来外国人的关注，不但西洋报纸纷纷报道，逃到伦敦的李秀成旧部呤唎寄予厚望，美国冒险家白聚文更不惜冒死偷渡，试图投奔他。
然而他的“中兴”只是昙花一现。由于闽南地方狭小，大军周旋不开，且物资补给困难，李世贤又始终未能建立起水师，名义上归他指挥的汪海洋等部和他战略思想发生分歧，最终被清军的反扑各个击破，乙好十五年（1865年）四月初一日，漳州陷落，十二日，他的军队在永定之塔下溃散，他本人潜藏两个多月后，于七月初六日逃到广东镇平，投奔汪海洋，四天后被惟恐他追究擅杀责任、夺去军权的汪海洋害死。他的无端被害令太平军军心瓦解，最终在不到半年内全军覆没。

李世贤的盛气和“外心”

虽然和李秀成是堂兄弟，但两人性格差异很大。
李秀成很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大部分同事和他都相处得不错。他和陈玉成之间矛盾重重，但两人始终维持了基本的合作关系，并没有撕破脸；他和洪家子弟可谓水火不容，但大面子上仍然过得去，天京陷落前夕，洪姓诸王还能跑到忠王府，和他一起开军事会议，至于其他朝臣，跟他更是相处融洽。他和洪秀全之间屡屡发生争执，洪秀全骂过他，他也顶撞过洪，但最终两人都能言归于好，洪赐他龙袍，让他用自己的“秀”作名字（这可是除了杨秀清，再无第三人能享受的殊荣了），他也陪着洪秀全死守天京到底，拼掉自己性命让洪秀全的儿子远走高飞。
李世贤则完全不一样。据当时清方记载，他和大多数太平天国重臣关系恶劣，洪秀全派到他麾下的驸马钟万信、侄子洪春元，都跟他合不来，1861年洪秀全突发奇想，先把国名改为“上帝天国”，几天后又改名“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以表明天下是姓洪的，此举遭到大多数将领反对，李秀成、陈玉成等都不服命令，但后来李秀成等顾全大局，仍然在形式上迁就了洪秀全，而李世贤宁可被撤职罢官也要抵制到底。当然，李世贤是拥有地盘和大军的外将，撤职不过是一种形式，并无实质意义，不久后洪秀全也改用拉拢手段，封李世贤开朝正忠军师、殿前户部又正地僚，可李世贤油盐不进，1865年初，天京已经陷落近半年，他在漳州打出的仍然是“太平天国侍王李”的旗号，宁可不当人人垂涎的军师，也不肯加上“天父天兄天王”六个大字。
李秀成南下苏南、浙北，在皖北仍留下3个县，苏南自己地盘里，则有陈玉成和半独立的陈坤书分地和自己犬牙交错，虽然也有摩擦，但彼此尚可保持一定合作、协同，而李世贤在皖南、苏南，却和除李秀成外其他“山头”关系恶劣，最终堂堂军师，只剩下溧阳一座城池，自己的大本营芜湖、由自己独立或参与攻克的金坛、丹阳、溧水等城市，都被其他将领瓜分殆尽。
尽管左宗棠和刘典等清方大员都说他对下属宽厚，但在某些方面，他却盛气凌人：他分配留守任务，只让守将李尚扬死守50天，说50天后守不住就没有责任，却既不交代作战计划，又不赋予机断大权，结果他前脚一走，后脚浙南几十座城市的守将就自行其是，乱作一团；他曾捉住不少清廷大将，如张运兰、林文察，几乎都是立即处死，这和太平军大多数将领的习惯迥异——陈玉成、李秀成一般都会先劝降，再软禁，实在没办法才杀。
据说他是个很好面子的人，《庚辛泣杭录》记载，太平军邓光明部有个新加入的“先生”也叫李世贤，和侍王李世贤同名同姓，就因为不肯改名，被邓光明杀死。邓并非李世贤而是李秀成的部将，桐乡也不在李世贤分地范围内，太平天国后期的“规矩套子”、繁琐到让人不知所措的“钦定敬避字样”规定了一大堆必须避讳的字，却并没有后期诸王姓名须避讳一说，邓光明之所以“高标准严要求”，去迁就一个并非自己顶头上司的领导，自然是熟知李世贤禀性，惹不起躲得起了。
他是“外将”，累计呆在天京城的时间，往多了算也不会超过4个月，因此“外心”也是很明显的：西征“围魏救赵”，包括不情愿前去的李秀成都设法赶到预定地点，他却只作了不到一个月尝试便浅尝辄止，回头追求浙江地盘；苏南战事失利，天京无法守住已成共识，李秀成的反应是回城苦劝洪秀全转移，如果洪不肯就“逼气以陪其亡”，宁可送死也要愚忠到底，而李世贤的反应则是你不仁我不义，你洪秀全愿意死就在天京城守着，我可是要远走高飞的——不但自己走，还打算把李秀成也捎上，最终李秀成是从小道逃去天京的；天京失陷后他和幼天王的“捉迷藏”，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他故意见死不救，但对幼天王缺乏感情，对“勤王”毫无积极性，是明摆着的事。
后期洪秀全大搞“家天下”和神权政治，许多将领对此不以为然，对洪秀全父子丧失信心，李世贤也不例外。但和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等不同，他没有做过朝臣，更没有中枢行政经验，对大局、战略等问题缺乏概念，所想到的除了自己的面子、地位、气性，就是地盘、人马、实力，因此他只看到洪秀全和天京是个死局，看不到天王、天京在广大太平军将士心目中，仍然具有崇高地位和深远影响力；他只看到幼天王是个连自理能力都没有的可笑孩子，看不到对于几十万流亡太平军将士，一个太平天国法定继承人所能起到的凝聚作用。在漳州，他打出了“复国”的旗号，声称自己是奉命开疆拓土，却连个假冒的“幼天王”傀儡都不知道端出来，也不懂得拉拢仍然在自己军中的几位洪姓宗族、驸马，更连天京亲封、完全合法的军师头衔都不肯用，结果等到敌人大军压境，他才骤然发现自己既没有可以“令诸侯”的“天子”可挟，也没有名正言顺的“总统三军”头衔可利用，几个月苦心孤诣打下的江山，不过几天功夫就化作一江血水。
有人根据当时的传闻，认为他可能有投降清廷的心思，这恐怕只能姑妄言之了：他的地位实在太高，而当时太平军已经穷途末路，覆灭在清廷和中立者看来，都不过是时间问题，以他的判断力，和已经传遍全军的李秀成死讯，又怎会天真到相信投降可以“坦白从宽”？

盛气的双刃剑

在战场上，他的盛气是一柄双刃剑，既是敌人的、也是自己的噩梦。
一方面，他是太平天国史上最擅打歼灭战的将领之一，而且往往是以并不占优势的兵力独立取胜。入漳州的几仗前，由于幼天王在附近全军覆没，许多溃散将士逃入他军中，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军心之不稳，士气之低落，都是可以想见的，他却能在这样的局面下迅速收拢军心，在几天内连破四城，杀死一个总兵、一个按察使，甚至他的大军兵临城下，清方居然毫无察觉，这种泼辣的用兵，是喜欢打阵地战、城市攻防战的太平军所罕见的。
但另一方面，这种盛气也让他的用兵破绽百出，经常在屡胜之后，被清军抓住破绽翻本。两次皖南之战，他都是在几次野战大捷后，被人偷袭大营或后方基地，从而反胜为平；景德镇大破左宗棠后麻痹大意，结果对方几天后反扑乐平，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的大军在祁门一带活动几个月，当地又是他曾长期转战、十分熟悉的地方，居然不知道曾国藩的大本营就在眼皮底下，犯的也是同样错误。
虽然他在太平军大将中并非最年轻的（肯定年长于陈玉成，也许年长于杨辅清），但带兵资历比较浅，独当一面的时间较短，既没有杨辅清“高贵的出身”，也缺乏陈玉成、李秀成长期转战培养出的嫡系将领和部队，陈玉成的部将中，许多都是前期就名声在外的元老，而李秀成麾下则有许多从“童子”开始跟随部队、一直成长起来的大将，这些都是李世贤所不具备的，他的部将有名的，只有范汝增、黄呈忠、练业坤、李尚扬等屈指可数的几位。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盛气和所表现出的强烈独立性，洪秀全对他的信任恐怕也是最有限的。
他的部下中，并非嫡系、而是天京方面“掺沙子”成份的比例最大，秦日纲的兄弟辈贺王秦日来、洪秀全的侄子对王洪春元、驸马金王钟万信等都在他军中，而且不时和他发生分歧，这使得他经常无法真正自行其是，而不得不迁就自己不愿迁就的天京命令。
同样，他的部众也经常被天京方面“征用”：他手下嫡系将领中，在1862年封王的只有黄呈忠、范汝增、练业坤3人，但当他被迫赴天京城外解围未遂、又被迫去金柱关折腾时，麾下原本从天京派来掺沙子的秦日来、洪春元固然被调走（前者派去湖州南浔一带，后者先被安排去江北，后派守雨花台要塞），千里迢迢从浙江转战而来的范、黄、练也被拆散，跟随李世贤的只剩下戴王黄呈忠，梯王练业坤被调入天京守城，后来在印子山战死，首王范汝增则陪着幼天王从湖州转移，半路被打散，独自北上投奔了捻军。幼天王死后，李世贤在闽南功亏一篑，和他手下嫡系太少、许多人马都是临时配属，无法做到臂指如使、协调统一，有很大的关系。
他和李秀成感情深厚，给人的感觉，是他只需负责打仗，其它更深层次的思考都由堂兄包办，也正因如此，他才一心拦阻李秀成去天京送死，因为没有这块主心骨，他的确很难拿出清晰、有说服力的战略决策：反对汪海洋的北上计划，自己又拿不出替代方案，甚至给各国公使写信，约他们会攻清朝，平分疆土——他的堂兄李秀成对洋人始终警惕，临终还嘱咐曾国藩“防鬼反为先”，他瞧不起的洪秀全面对外国冒险家“共灭清廷，平分天下”的诱惑一口拒绝，说出“我争中国，欲想全图，此事若成，失笑天下，事如不成，引鬼入邦”这样于他而言少见清醒、明晰的话，与之相比，李世贤的政治头脑，着实不敢令人恭维。
如果他真能拦住李秀成，抑或李秀成突围后真能投入他的大军，太平天国的结束曲，或许是另一种旋律。然而历史是没有“或许”的：李秀成未能逃脱罗网，甚至李世贤本人也死在自己人手里，太平军的最高统帅，变成了更善于打野战、更“盛气”，却也更缺乏资历和战略头脑的康王汪海洋，清廷弹冠相庆，认为大事底定，也就不足为奇了。
无论如何，作为太平天国最重要的外将，作为唯一留下完整王府的太平天国最高级将领，李世贤和他的盛气，理应为更多人知晓，而不应仅靠 跑点不着边际的龙套留名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