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53年到1864年，洪秀全在天京城的天朝宫殿里足不出户，当了11年太平天子。这个被清方咒骂为“从番”、也就是和洋人勾结的“伪天王洪逆”，在这11年间真正见过的洋人其实只有一个：美国传教士，他“发迹”前的基督教老师罗孝全。
罗孝全恐怕是太平天国外事交流史上最大的谜团和尴尬了：还在金田起义之前，太平天国大人物就津津乐道于这位“洋兄弟”的“真心”，洪秀全还没进南京城就迫不及待给罗孝全写信，而罗孝全也热情洋溢，不但给各西方报纸攒稿，替太平军说好话，还不惜一切地几次三番要进入天京。然而两人的甜蜜期几乎是“见光死”——好不容易进入天京、并在太平天国任职15个月的他，最终却在洪秀全生日当天不告而别，并立即成为太平天国最凶狠的批评者。

罗孝全的来头

罗孝全1802年2月17日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森纳县，1827年在南卡州入神学院进修，第二年被任命为牧师。
这时基督教在中国内地仍然禁止传播，但普鲁士人郭士立却采用了一种用中国人担任牧师，用中国人看得懂的传统典故编写传教小册子的办法，成功渗透进中国南方许多府县。罗孝全属于美国“南部浸会”，属于基督教新教，和郭士立算是广义上的“同门”，在他看来，郭士立所做的工作意义重大，既然郭士立可以做到，他罗孝全也可以做到。
1837年，他带着妻子漂洋过海到达澳门，但在澳门，他的传教事业受到挫折，而且挫折意外来自西方——信奉罗马天主教的葡萄牙殖民者毫不客气地压制新教传教士，迫使他在5年后离开澳门去香港。
这时鸦片战争业已结束，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这“通商五口”传教虽然仍是非法，但根据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美国人可以在这五地自行建立教堂，罗孝全以此为凭借，在1844年5月15日来到广州，7月26日，在广州南关天字码头东石角建立教堂，开始传教事务。
这个教堂名叫“粤东施蘸圣会”，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本地化色彩：在章程上签名的6人中，只有罗孝全一个洋人，且5个中国教徒中的4个，仿效中国规矩，都起了带有“道”字、表明辈分的新教名（蓝道英、周道行、曾道新、黄道谦，还有一位是温德祥）。教堂有4位长老，分别来自3个国家：美国人罗孝全，裨治文，英国人吉勒司匹和中国人梁发。
似乎是纯属巧合，这四位长老中除了吉勒斯匹，另三位都和太平天国有渊源。
裨治文是美国第一位、新教第二位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牧师（第一位是英国人马礼逊），早在1830年就抵达广州，他观摩过虎门销烟并告诫林则徐“中国打不过英国”，参与过《中美望厦条约》的谈判拟定。1854年，他随美国驻华公使麦莲访问过天京，这比罗孝全早了6年。他写过太平天国辖区的《考察报告》，还根据一个爱尔兰逃兵肯能的叙述，和别人合写过一本《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讧记》，他是西方新教传教士中较早否定太平天国，认为太平天国是“伪基督教”的人物。
梁发倒是从来没去过太平天国辖区，似乎也未必认识洪秀全，但他对太平天国的意义就更加关键，甚至比罗孝全要关键得多：洪秀全之所以从一个科举考试的铁杆落榜复读生，转变成一个宗教领袖、继而又变成“太平天王”，关键在于他1837年的一场大病，他病中所做的一出怪梦，以及这出怪梦被6年后一本无意中在广州贡院外获得的传教书《劝世良言》所印证，洪秀全、冯云山等四处传教，冯云山建立拜上帝会，所有的理论依据，最初都来自于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甚至洪秀全早年着作中经常引用中国古代传说，以及完全不谈耶稣，都跟这本书有关（《劝世良言》通篇用中国民间传说打比方，且不知为何一个字也没提到耶稣）。而这本书的作者，就是这位印刷工人出身、中国最早的基督教牧师梁发。
这时的广州城，对基督教并不欢迎，虽然自1845年起，基督教传教就已经合法化，但广州城却掀起了反对洋人进城的群众运动，华洋对立情绪激烈，罗孝全的教堂就被放火烧了两次，尽管他没日没夜地传教，还免费替当地人看病，但受洗的中国人并不多，许多受洗者还恳求教堂替他们保密。这些受洗者中大多数是苦力，或者与梁发类似的、替教堂工作的人（梁发替马礼逊刻印中文版圣经），“上等人”、比如知识分子，几乎绝无仅有。
就在这样的氛围里，居然有两个读书人主动跑到他的教堂，说自己崇拜上帝，而且已经在广东、广西发展了好些信徒，这怎么可能不让罗孝全兴奋不已？

与洪秀全的第一次蜜月

这两个人当然就是洪秀全跟洪仁玕。
1844年洪秀全和冯云山在广西分手后回到家乡广东花县，和洪仁玕在家里一面继续复习准备科举考试，一面潜心编写传教小册子，他们在1846年下半年听说有个叫罗先生的洋人也在传教，而且据说知识渊博得多，就写了封信给“罗先生”的执事周道行，希望能前来学习。
正缺人手的罗孝全当然求之不得，他让周道行写了封信，邀请两位年轻人来自己教堂“帮助宣教”。1847年3月，洪秀全、洪仁玕来到了广州，进入罗孝全的教堂学习。
据罗孝全自己在1856年的回忆，他和洪秀全做了长谈，倾听了那个古怪的梦，并作出了很积极的评价，认为这表明上帝感化了洪秀全，指导他来寻找“真理”，而且这些怪梦 “都是来自于圣经的”，尽管做梦者自己也不是全都弄懂了。很显然，这时的洪秀全怪梦还处于原生态状况，既没有造反的因素，更不会有什么“上帝次子”、“耶稣胞弟”、“天妈天嫂”之类奇谈怪论，否则笃信正统基督教的罗孝全绝对会把这个中国陌生人当做疯子或魔鬼。
于是洪秀全在罗孝全教堂里一住就是三个半月，期间他认真学习，热心传教，让罗孝全感到“他简直是上帝送来的厚礼”。不久洪秀全要求受洗并留在教堂工作，这更让罗孝全感动：要知道当时在广州当“二毛子”，是要天天挨臭鸡蛋的。
他是个谨慎的人，特意派了周道行、曾道新两人去洪秀全老家调查，得到满意答案，于是准备给洪秀全受洗。
这时意外发生了：就在受洗典礼上，洪秀全突然提出，由于经济原因，希望罗孝全能给他发工资，以便他全心全意地为上帝和教堂服务。
新教的牧师的确是有工资的，当时罗孝全教堂的薪酬标准，是每个月8块大洋，可罗孝全这人有个脾气，就是他觉得对方需要，会主动提出给工资，但最讨厌别人讨要工资，认为如果为了钱才来干传教，那绝对是大大的心灵不美，要换了别人在受洗时来这手，罗孝全八成能把洗脸盆扣他脑门子上，再一顿咆哮轰出教堂，不过洪秀全是他很看重的人，印象分一直不错，他只是暂缓了受洗，让洪秀全先回去想清楚，究竟是为了什么来受洗、传教，等想明白了再回来。
就这样洪秀全离开了罗孝全的教堂，此后似乎也再没回来，但他和周道行仍然保持着联系。1848年，洪秀全曾回过一趟广州，找周道行帮忙搭救冯云山，但似乎没见过罗孝全，也没有记载表明，罗孝全是否出过力。
据瑞典传教士韩山文引述洪仁玕的述说，洪秀全突然提工资，是受了黄爱、黄乾两个职位竞争者的欺骗，这二位在罗孝全教堂混得久，知道这美国人的秉性，他们建议洪秀全讨工资，在洪秀全看来肯定以为是好心，而罗孝全是一定会跳起来的。
不管怎样，洪秀全从罗孝全这里得到的实在太多了。
首先，他终于知道有耶稣了。如果不是在罗孝全这里学习，拜上帝会就只能“拜上帝”，而不会有“天兄”，萧朝贵自然也没办法扮天兄下凡；
其次，太平天国最早的一部“宪法大纲”，是《天条书》，目前发现成篇最早的一本太平天国书籍，就是太平天国手写本的《天条书》，是太平军还在广西山区打转时，被追击的清军小卒在路上捡到的。甚至早在1848年5月30日，即金田起义爆发前两年半，正在桂平县打官司的冯云山，就在辩护书中引述了“天条”，而这个“天条”又叫“十天条”，其实就是《旧约》中的摩西十诫，这十诫《劝世良言》中没有，洪秀全是从罗孝全编的小册子里学来的。太平天国后来的许多规章制度，都可追溯到这本《天条书》。
本来洪秀全对儒家经典的态度是温和的，虽然不拜偶像，但也只是丢掉孔子牌位、不给灶王爷之类野神仙写祭文而已，自从结束了罗孝全速成班的学习，他变得热衷于砸庙毁神，文章中的儒家典故也越来越少，这同样受了罗孝全的影响——这位固执的美国传教士一直主张，对于“异教偶像和传统”那是不破不立非砸不可，不砸掉就没法传教。罗孝全没有砸庙烧书的权力，只能喊几声解闷，可洪秀全就不一样了，但凡他经过的地方，大小庙宇几乎无一幸免，武昌的几百座庙宇，各路神仙被砸大半，只有孔庙被杨秀清以亲自拜谒的方式强行保住；镇江城里的庙宇，只有焦山定慧寺，因住持了禅祭起“金陵龙脉攸关”的大旗，在原本就不是拜上帝会出身的罗大纲保护下幸存下来，其它一概捣毁砸烂；天京城里更是连天主教法国教堂都给烧了，因为这帮法国鬼子拜的上帝，似乎跟“皇上帝”不太一样。
罗孝全和洪秀全的第一段蜜月似乎就这样结束了，在罗孝全而言，洪秀全这个奇怪的有为青年，只不过是自己丰富的异国传教经验中一段插曲，几个碎片，他偶尔会想起，却连洪秀全的名字，以及他究竟是1846还是1847年来教堂的，都记不大清楚了。
然而罗孝全遇见洪秀全，对前者而言，至少当时还以为是一件小事，对后者而言可是绝对的大事。1849年2月13日，正在准备金田起义、东躲西藏的洪秀全，还特意问“天兄”扮演者萧朝贵，罗孝全是不是自己人，为筹备起义忙得两条小腿生疮的萧朝贵也郑重其事地肯定了罗是“真心，有牵连”，这段记载被印在《天兄圣旨》这本太平天国权威性着作里，可见罗孝全在洪秀全心目中的地位。
金田起义之初，洪秀全曾多次跟部下说，如果在广西打不开局面，就突围去广东花县；再不行，就去“投英吉利国”。洪秀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分不清英国和美国，也弄不清罗孝全究竟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他的这种说法表明，对于罗孝全他寄托了殷切期望，因为他并不认识别的什么外国人。
有趣的是，对于这些殷切希望，罗孝全本人在太平军打到南京前一无所知。

长相思 毋相忘

时间、距离仿佛都难以割舍洪秀全对罗孝全的牵挂，在他看来，罗孝全简直就是老爹上帝派来的天使，没有他，自己就不认得大哥耶稣，也不会有这样惊天动地的成就，甚至不会有圣经——太平天国早期印刷的《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都是洪秀全从罗孝全那里带走的版本，尽管他不知道，那是英国人马礼逊所编，而不是罗孝全的手笔。
在戎马倥偬，从广西到南京的万里转战中，他不厌其烦地向将士们宣扬罗孝全的功绩，说他对上帝是如何虔诚，对太平天国事业是如何有贡献，还说他人品纯良，经常不屈不挠地和“邪神”作斗争，给穷人看病从来不要钱等等（后面两条倒是事实，为了传教方便，罗孝全吸收了几名中医做传教士）。
对于太平天国，西方人是突然发现的，当他们听说这支突如其来的强大武装居然尊奉上帝，好奇、赞叹、认为是天降奇迹，觉得从此可以让中国门户大开，自由传播“福音”、洋货乃至鸦片的，都在在有之。除了个别人，大多数人也清楚，上帝信仰不会从天而降，必然有其源泉，最初，大多数人以为是郭士立的功劳，因为郭士立的“汉会”在广西浔州、桂平一带存在分支，甚至有人认为，洪秀全、冯云山都是郭士立的信徒。
1853年太平军到了南京，和洋人聚集的上海比邻而居。各国洋人上至公使、提督，下至商人、传教士，都迫切希望跟这个新生势力接触一下，了解这个自称和自己同拜一个上帝的政权，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
因此自1853至1854年，各路洋神仙纷至沓来，他们中许多人都从各种渠道听到了关于“罗先生”的种种传说，北王韦昌辉对英国公使翻译密迪乐说过，英国船长费熙邦曾听陪同他的人说过，美国传教士戴勒则在镇江听罗大纲、吴如孝等说过。1854年7月，英国公使和太平天国间历史上最严肃的一次“准官方”文字交往，英方提出31个包涵太平天国政治、军事、外交、法律、宗教、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太平天国高层闭门3日，以东王杨秀清的名义给予书面回答，并同时提出50条质问，包括上帝胡子是什么颜色，天有多少层，耶稣有几个儿女等诸多在洪秀全认为十分严肃，在英国外交官看来十分不严肃的问题，在这篇极其重要的官方文件中，杨秀清就赫然堂皇问道“今该罗先生曾否来乎？”。
由于洪秀全分不清英美，而“罗孝全”是个在中国传教用的教名，他的本名是Issachar Jacox Roberts，按照当时的习惯，理应翻译作“罗拔士”才贴切，因此密迪乐一度以为他说的是英国医生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
然而此时罗孝全已知道了一切，这不但因为1852年，瑞典人韩山文引用洪仁玕的话，证实那个“罗先生”就是罗孝全，更因为罗孝全居然收到了洪秀全千里迢迢从南京送来的亲笔信。
原来就在1853年6月13日，一个叫“叶师帅”的陌生人折腾了3次，才终于把一封洪秀全的亲笔信递交给罗孝全。这位叶师帅第一次送信时罗孝全教堂正好没人，错送到邻居、一位英国大夫家里，几天后他再返回时，那位英国医生指出信封不对，不肯收，第三次这位信使换了个新信封，并写了份详细的事由说明，才终于把信送到罗孝全手里。根据这名信使的书面证词，在他之前已经有多名信使动身来找罗孝全，但都没能把信送到，这在战争期间不足为奇。
这位叶师帅能背诵洪秀全那些十分拗口的怪诗，自然不会是假的；他出身天地会，送信未果后投宿到天地会兄弟家中，信封被好奇的兄弟们撕烂，因此只得拿着内层小信封上门，被当水货拒绝后，不得不做了个真正水货的“太平天德王”信封，被后来做到美国驻华公使参赞、当时还是个医生的罗孝全另一个邻居伯驾认为确是“官方盖印文书”，才算完成了使命。
这封信的发出日期是癸好三年二月十六日，也就是1853年3月21日，3月19日，太平天国刚刚攻破南京，几天后的29日，洪秀全才进驻南京城，也就是说，他人还没进城，就已经迫不及待地送出这封信，不仅如此，信中称呼罗孝全“尊兄”，自称“愚弟”，实在客气到家，要知道他这会儿已经是半人半神的“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不是当年那个在教堂求职的小弟了。
罗孝全接到信十分激动，倒不是因为突然有了个国家领导人级别的学生，而是觉得为上帝效劳的机会到了——那个虔诚的模范青年洪秀全当了国家领导，那么大的国家肯定需要很多传教士，我不帮他，谁帮他？
他郑重其事给美国驻华代表马沙利写信，要求去天京，马沙利认为此举违反1848年的美国中立法，是“死罪”，不许他去。
此时罗孝全刚刚被美国教会排级出去，穷困潦倒，连吃饭都成问题，但他认为，为了上帝的事业，怎样牺牲都是值得的，他从几个民间团体处筹集到一小笔钱，带着逃到香港的冯云山儿子冯癸华（也有人说是冯癸茂）和弟弟冯亚树乘船到上海。
没想到在上海他遇到麻烦：马沙利威胁要遣送他回国，占据县城的小刀会不相信他是天王的“洋老师”，冯云山的儿子失踪，弟弟则突然发了疯，差点被清军杀死，他好不容易才给保释出来，而他的妻子也不断从广州写信索要生活费……
罗孝全毫不动摇，他鼓励自己说，既然许多美国商人不怕危险，为了钱冒死偷渡到镇江、南京，自己为了上帝就更该这样做。1853年8月3日，他偶遇从镇江返回的同事戴勒，当即说服对方，在两天后跟自己一起乘船前往南京，不料刚进长江就被清军截获。
他的宏伟计划就此泡汤，但并不气馁，为留下来寻找进入太平天国的机会，他甚至谢绝美国教会邀请他回归、并任命为重要教职的好意。然而财力的匮乏最终让他债台高筑，当他负债高达200大洋，几次试图出租教堂不果后，不得不在最后一次尝试（希望新任驻华公使麦莲带同他去天京访问，但被拒绝）后，于1854年秋举家回国。
这时去过天京的外国人已经很多，他们大多认为上帝教是假基督教，对太平军从同情转为反感，甚至连身处香港的洪仁玕也消停了，不再积极为洪秀全的上帝教辩护，因为他知道 再怎么辩护也没人相信了。可远在美国的罗孝全却仍执着地替太平天国和洪秀全辩解——你们谁见过洪秀全？可我跟他相处了几个月啊，那可是个对上帝十分虔诚的大好青年呢！

相见不如怀念

1856年春天，罗孝全再次回到广州，继续执着寻找进入太平天国的机会，而太平天国也没有忘记他：1860年，围困天京的江南大营被击溃，太平军李秀成部占领苏州，和洋人聚居的上海间道路畅通，许多外国人、尤其是商人和传教士纷纷进入太平天国辖区，并受到热情接待。
一如当年的韦昌辉、罗大纲，李秀成同样津津乐道于打听“罗先生”，对基督教似乎没有特别兴趣的他，显然是受洪秀全委托或影响在做这件事，事实上两年前，洪秀全就特意在给来访的英国特使额尔金诏书里打听过罗孝全了（还是分不清英美）。这时外国传教士都知道，“罗先生”就是罗孝全，他们渴望罗孝全赶紧去天京，协助已经在天京的“纯正基督徒”洪仁玕，把莫名其妙的洪氏上帝教，尽快“拉回正轨”。
得到消息的罗孝全大喜过望，旋即离开广州，在9月抵达上海，24日，他到达太平天国苏福省会苏州，见到了忠王李秀成。
这时李秀成正为上海各国公使不接他书信，反倒帮助清军守城而愤怒，他对罗孝全表示，无法理解英法联军一面和清廷在北方开战，一面帮着清廷在南方守城，究竟是什么逻辑——我们不是都信仰上帝么？
说实在的，李秀成也没弄清罗孝全是哪国人，不论在北方跟清军开战的，或在上海向他开火的，都是英国、法国正规军，而不是美国正规军（洋枪队的首领华尔、白聚文是美国人，但都是私人身份，华尔还入了中国籍），不过“一个上帝”的说法还是让罗孝全很惭愧，他写了许多为太平天国辩护、谴责英法的文章（反正骂的不是他的美国），派人送到上海报馆，产生了极大反响。
送了这个见面礼后，罗孝全在李秀成部下的护送下，风光十足地在1860年10月23日抵达天京，准备会晤他昔日的学生，那个印象中的虔诚青年洪秀全。
然而第一盆冷水也就在此时泼面浇来：太平天国官员告诉他，见洪秀全可以，但是得下跪。
要知道罗孝全是洪秀全老师，又是传教士，除了上帝、耶稣，照理是不该给任何人下跪的，洪秀全的要求似乎很过分；但照洪秀全的逻辑，全宇宙的人都是他（以及他的天父天兄）的臣民，他是半神半人的角色，任何人都该给他下跪。再说，他最讨厌见人，许多大臣几年见不到他一面，甚至陈玉成、李秀成解了天京之围，立下汗马功劳，他都没接见一下，外国人更是连一个见过天王洪秀全（不是当初那个复读生洪秀全）的也没有，破例见你罗孝全，已是天大面子了。
最终的结果是戏剧性的：太平天国宣称罗孝全下跪了，并得意洋洋地告诉当时在天京的其他外国人，结果罗孝全得到了“浦东大主教”的戏称，一度成为外国人交际圈的笑柄；而罗孝全后来声称他没有跪洪秀全——在那唯一的一次师生见面中，洪秀全起初答应不用跪，然后突然在一阵惊天动地、中西合璧的音乐声中拉住罗孝全说“让咱们一起来跪拜上帝吧”，因此罗孝全跪拜的是“天父天兄”，反正不是洪秀全。
不管他怎么辩解，从那天起，他被封为“通事官领袖”和接天义的爵位，此时封王的大臣只有10来位，义爵是王爵以下的头等爵位，许多独当一面的大将都还没份，罗孝全的官当得可够大的。
于是这位传教士就穿起古怪的黄色绸缎官袍，挂着十字架到处乱跑。他被安排在洪仁玕的干王府居住，没事就在城里各处逛游，因为洪秀全答应，给他准备18座大宅，供他和他找来的外国传教士开教堂用，他得先好好挑选一番。
然而罗孝全很快就感到不耐烦起来。
首先他发觉自己的教堂梦破灭了：一方面，洪秀全似乎压根就没真打算放外国人进来传教，所谓“18座大宅”，大约只能理解为“下次来玩”之类中国式客套；另一方面，那些原本划给他的教堂用宅，很快就变成了一座座官宅，因为洪秀全封的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总得给官大人们一座府邸吧？
紧接着，他发现洪秀全的上帝教跟基督教实在不是一回事。的确，两者都有上帝和耶稣，可洪秀全的上帝有许多老婆和儿女，耶稣也是儿女成堆妻妾成群，洪秀全不仅是地上的王，而且是天上的上帝亲子、耶稣亲弟，受天妈天嫂的照顾；洪秀全的上帝允许官员娶很多妻子，不承认基督教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认为圣灵不过是天上的风，在地上归死去的杨秀清管，而杨秀清是耶稣和洪秀全的亲弟弟；洪秀全的上帝还有个了不起的孙子——洪天贵福，他不仅是洪秀全的儿子，还被过继给耶稣，因此成了耶稣和洪秀全的双料继承人。
他觉得这简直是荒谬绝伦，就上书请求洪秀全多读圣经，结果令他更加惊讶：洪秀全居然把圣经改了个乱七八糟，里面所有有利于证明洪秀全的话都给大字加黑加粗，甚至把所有提到太阳的地方都标明“太阳就是天王”，说旧约里的犹太王麦基洗德就是洪秀全的化身。碰上无法自圆其说的，就干脆注明“圣经有错记”——既然只有我洪秀全活着见过上帝，那么你们就照我记录的上帝最新指示去做也就是了。
他想再见见洪秀全，可洪秀全躲着不见他，只是拼命给他发指示，让他认真领会那些天父天兄，天妈天嫂之类古怪学说，这让他觉得十分苦闷。
正当他十分烦闷之际，一件更烦闷的事又找上门：1861年3月13日，洪秀全突然下诏，让所有在天京的外国人只要打官司，就都去罗孝全那儿打。原来这时各国官方、军方都在天京派有代表，外国传教士、商人来天京的也络绎不绝，其中有些人本来就不是什么良善之辈，有时不免寻衅滋事，洪秀全既头疼也不知从何管起，就把这差事都推给了罗孝全。
罗孝全是传教士，从来没当过官，自然是一肚子莫名其妙，结果事没管起来，反倒得了个“外务丞相”的外号，又被西洋人损了一通。
就这样不尴不尬地消沉了许久，熬到了1862年1月20日，这天是天历辛酉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洪秀全的生日，天京城里一片节日气氛，没有人关注罗孝全的动静，他趁机溜出干王府，一口气跑出城，跑到下关江边，登上停泊在那里的英国军舰“深淘”号，结束了他在太平天国为期15个月的“官员生涯”。
逃出洪秀全“魔爪”的罗孝全仿佛换了一个人，用非常恶毒的语言咒骂洪秀全，说他妄自尊大，亵渎上帝，说太平天国政务紊乱，不成体统，说上帝教根本就是异端邪说。由于谁都知道他曾是洪秀全的老师，是太平天国最坚决的辩护者，他的反戈一击震撼力极强，从此几乎整个基督教体系，都将太平天国打入另册，列强对中国内战的所谓“中立”，也很快便被撕毁。
然而不论如何，当初自己送上门，如今却不告而别逃回来，身为传教士却接受太平天国官爵（也是唯一一个被证明接受太平天国爵位的外国人），当了太平天国大官又不好好干，这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因为这些，罗孝全被上海洋人圈好一阵奚落，他的一系列借口也被人认为不可信。
郁闷的罗孝全于1866年回到美国，此后在落魄中度过余生，1871年因麻风病去世。他与洪秀全这段虎头蛇尾的因缘，正应了“相见不如怀念”这句话。

情变缘由

王庆成先生评论说，罗孝全和洪秀全当初的相互仰慕，是因为相互不了解：洪秀全只记得罗孝全学识渊博，对自己十分赏识，认为如今自己当了天王，“洋先生”自然更加赏识，殊不知罗孝全赏识的，是当初那个热心传教的洪秀全，而不是自称上帝亲儿子、耶稣亲弟弟，没事修改圣经解闷的洪天王；罗孝全只记得洪秀全热心传教，信仰坚定，殊不知如今的洪天王，已不是当初那个为一个月8块钱斤斤计较的候补传教士洪秀全，而是以神人自居的“专制的天王”。两个刻舟求剑的人一旦相逢，见光死几乎是必然的宿命。
罗孝全一心想的，是借助洪秀全这个手握大权的能干徒弟，为外国人在中国内地传教打开方便之门；洪秀全所期望的，则是这位曾给自己很大帮助的“洋先生”，为自己上帝次子、耶稣亲弟，天父天兄人间继承人的神圣身份背书，替自己和自己儿子的“家天下”增添合法依据，两人所想完全不合拍，加上列强和太平天国所签订的《宾汉-蒙时雍中立条约》即将到期，罗孝全自然只能一走了之。
这里还要谈到另一个人——洪仁玕。
罗孝全即使在咒骂洪秀全时，仍然表示就私交而言，洪秀全始终对他热情友好，但对另一个学生洪仁玕就是另一种评价。他说洪仁玕曾虐待自己，让自己住在一个很不成样子的房屋二楼，而且不许他留宿外国朋友；还说狂怒的洪仁玕曾杀死他的仆人，并亲手打过他耳光。对于这些说辞，即使反对太平天国的许多外国人也觉得不可信，认为是罗孝全为找台阶编出的童话故事。
这些事有的恐怕未必是真的（如洪仁玕打耳光、杀人），有些则是理解问题，如洪仁玕给他安排的住处，是干殿六部的二楼，论级别不算差，房屋“很不成样子”是因为好房子都被洪仁玕自己占了，六部的办公条件本身就很糟糕，不让留宿外国人，则是因为洪仁玕已经变成多妻主义者，府邸里有很多女眷、女官，洋人、尤其陌生洋人夜间到处乱窜，也的确容易出乱子。
不过洪仁玕对罗孝全，似乎的确缺乏好感。
本来洪仁玕是跟洪秀全一起去罗孝全教堂学习的，但据罗孝全的回忆，洪仁玕只待了几天就走了。金田起义爆发后，洪仁玕并没有去广州投奔罗孝全，而是跑到香港，加入了英国的教会“伦敦会”，而不是罗孝全的南部浸信会。两人都想去天京，并且前后脚到了小刀会控制的上海，而且跟随罗孝全的两位冯云山家属，又都是洪仁玕的熟人。当时的上海可没今天这么大，也就是今天中华路-人民路范围内、曾经叫南市区的那一小块，洪仁玕要想找罗孝全可谓轻而易举，但两人似乎压根没见面。等两个人先后返回华南，尽管洪仁玕认识罗孝全，也知道洪秀全在找他，但近在咫尺的二人仍然是老死不相往来。等洪仁玕做了干王，以“太平天国总理”的身份和各国传教士频繁接触，但他却从不主动打听、甚至很少提到“罗先生”，这对于一个当过传教士的人而言实在不同寻常，要知道就连跟罗孝全毫无瓜葛的李秀成，都在认真地找寻这位“罗先生”。
在新教中，伦敦会以改革着称，而南部浸信会则有加尔文清教徒的原教旨色彩，从后来的表现看，洪仁玕崇尚变通，而罗孝全主张回到正统基督教思想，在宗教信仰和个人志趣上，两人恐怕都没有太多共同语言。
洪仁玕喜欢喝酒，甚至洪秀全都管不了他，而罗孝全对酒深恶痛绝，两人同处一个王府，磕磕碰碰在所难免；洪仁玕分管外务，罗孝全却被封为外务领袖，受洪秀全委托主管外国侨民词讼，这显然不合喜欢揽权的洪仁玕胃口，偶尔借着酒疯制造些小磕绊，怕也不无可能，而后来一心逃走的罗孝全正好利用这些小磕绊大做文章，为自己的出尔反尔寻找借口。
在当时的外国知情者眼中，罗孝全的脾气是很坏的：他的助手——就是抢洪秀全饭碗的黄爱、黄乾，一个据说被他累到过劳死，另一个吓得躲起来，说什么不肯回他的教堂；他的妻子也受不了其苛刻，后来拒绝再陪他来中国。他在广州时住房被流氓烧毁，他没完没了地跟广州地方官死缠烂打磨赔偿，最后不胜其扰的地方官扔给他2500美元了事，被许多外国传教士讥讽为“不成体统的小商贩行为”。
有趣的是，他在很多方面的性格、习惯都酷似洪秀全：两个人都是暴躁脾气，都喜欢砸庙砸佛像，都自以为是且自我感觉良好，还有，都对喝酒深恶痛绝。
总之，罗孝全的天国之恋，最终被证明是个美丽而苦涩的误会。作为虎头蛇尾亲密之情的结束，他在国际舆论上恶毒地咒骂太平天国、上帝教和洪秀全，在早已千疮百孔的、西方对上帝教的“同教之谊”纸糊灯笼上，戳下最后重重的一刀；作为洪秀全的私人朋友，他始终公开强调后者对他个人的“盛情”，并把洪秀全亲笔写给他的、通篇天父天兄荒诞神话的黄缎诏书，当做最珍贵的纪念品，一直珍藏在自己家中，成为存世三篇洪秀全亲笔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