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洪仁玕心急如焚，从南京前往苏州，劝说李秀成西征武昌，与陈玉成联合作战，解救安庆。李秀成不好意思拒绝，但西征不积极，半路就回来了。

安庆之战，李秀成也派吴定彩、黄金爱去增援，但主力并未出动。洪仁玕很无奈，便书信李秀成：“一旦上游丢失，得到江浙又如何，必不能长久。”

陈玉成、李秀成，广西藤县人，也是太平天国后期双子星，台柱级人物。他们联合作战，一致对外，太平军所向披靡，取得桐城大捷、浦口大捷、三河大捷、舒城大捷、摧毁江北大营、江南大营，第一次拿下江浙，等等。

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奄奄一息，陈玉成、李秀成却一度中兴了太平天国，可知他们能力并不差。如果不是基本盘太弱，以及缺乏强有力的朝廷，说不定陈玉成、李秀成就成功了。

但是，陈玉成、李秀成之间很难长期合作，他们之间的矛盾，几乎是无解，不是洪仁玕协调就能搞定。

那么，陈玉成、李秀成之间的矛盾，究竟是什么呢？答案是，领导权，谁才是太平天国主帅，谁要服从对方指挥。

要想弄明白这个问题，不妨先了解太平天国的军事指挥体系，以及陈玉成、李秀成的成长经历，他们注定不会一直合作下去，这个矛盾解决不了。

第一，太平天国早期，理论上有军事统一指挥体系，但相当脆弱。

太平天国有绝对的军事统一指挥吗？答案是否定，即便是杨秀清、萧朝贵时代都做不到，无论是“天父”杨秀清，还是“天兄”萧朝贵，都无法真正指挥全军。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太平天国属于“股份制”王朝，而不是“独家”。洪秀全与冯云山是创始人，但直属兵马不多，又被杨秀清、萧朝贵以“下凡”来夺权，反而受制于人。

杨秀清、萧朝贵可以“下凡”，但家族背景太弱，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实力派本身就不信“下凡”这件事，只是为了避免信仰崩溃，暂时默许而已。

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以“股份”形式创办太平天国。如此，太平天国建立之初，就有“山头主义”，只是不明显。

1851年12月，永安封王，东王杨秀清可以“节制诸侯王”，也只是理论上。如果韦昌辉、石达开这些实力派不认可，或者利益受损，杨秀清就什么都不是。

天京事变为何爆发，杨秀清为何这么快出局，归根到底是实力不足，不能正面与韦昌辉、石达开掰手腕。北王、翼王掀桌子，东王毫无招架之力。

杨秀清时代，他是如何指挥全军，犯错之后还能及时纠正呢？答案是，借助“天父下凡”，以“天父”名义来掩饰自己的错误，并得到改正的机会。

杨秀清杖责诸侯王，剥夺韦昌辉水师领导权，以及京师卫戍权，也不是以东王名义，而是“天父”。韦昌辉之所以吞下苦果，是担心信仰崩溃，而不是杨秀清多强大。

股份制的太平天国，“首义六王”具有开府与设置幕僚的权力，都有一套完整的军政体系，且互不统属。但是，杨秀清有“天父下凡”加持，只要不触及诸侯王的根本利益，还是能最大限度的维持军事统一指挥。

诸侯王不想拜上帝教瓦解，不想让太平天国失去根基，也会尽可能地服从杨秀清领导，以大局为重，能忍则忍。但是，天京事变爆发，这一脆弱的军事指挥体系也荡然无存。

第二，陈玉成、李秀成的成长经历，谁都没资格压倒对方。

1851年9月，罗大纲拿下永安，陈玉成、李秀成同时来投军，但他们的成长路径差别很大。陈玉成参军，年14岁，隶属“童子军”战斗序列，还是他们的首领，并参与战斗。

陈承瑢，陈玉成的叔叔，杨秀清东王集团首席文官。陈玉成能打仗，敢于跟清军血战厮杀，又有陈承瑢依靠，故而成长很快。

1853年，太平天国西征，陈玉成就是前锋之一，两次协助韦俊拿下武昌，还纵横鄂西北，斩杀西安将军扎拉芬，关中的八旗劲旅覆没。

1856年，秦日纲率“五丞相”东征，陈玉成也是绝对主力，第一次摧毁“江北大营”与“江南大营”，解除了长达3年之久的京师包围，太平天国迎来军事上全盛时期。

以上，是陈玉成在天京事变前的主要军事活动，西征、东征，陈玉成都是主力之一，他是曾国藩眼中“最强贼寇，从未见过如此强悍之贼。”

相对陈玉成而言，李秀成在天京事变之前，籍籍无名，影响不大。李秀成比陈玉成大14岁，比杨秀清、石达开都还要老，但没有家族背景支撑，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在军政活动的边缘。

李秀成的优点，是勤劳，能吃苦，也善于学习，办事认真踏实。杨秀清让李秀成镇守太平门，他就好好修筑营垒，挖掘长壕。后来，李秀成又相继跟罗大纲、胡以晃、石达开、秦日纲去安庆、庐州治理地方，也任劳任怨，深得领导赏识。

当然，也仅限于赏识而已，李秀成并没得到他们的栽培。秦日纲“五丞相”东征镇江，杨秀清为了培养新生力量，才让李秀成去帮忙，这是他第一参加战斗，与陈玉成并肩作战。

作为“五丞相”之一，李秀成在汤头表现很不错，击败张国梁。但是，李秀成没有陈玉成抢眼，因为他才是主角。不过，李秀成却通过这次战斗，掌握了部分武装力量，这是他的本钱。

天京事变前，李秀成没有陈玉成出色。天京事变后，由于李秀成实力弱小，几乎都是配合陈玉成作战。这点，李秀成在自述书中明说：“当时名气不显，处处为英王算计”，意思是协助陈玉成，帮他策划。

无论桐城之战、浦口之战，还是三河大捷，陈玉成都是绝对主力，没有之一。但李秀成也有不服气的理由，因为是李秀成策划这些作战方案，也是李秀成联络各路诸侯，方才取得胜利。

第一次枞阳会议，取得桐城大捷；第二次枞阳会议，取得浦口大捷、三河大捷、舒城大捷；建平会议，彻底摧毁“江南大营”。这些会议，都是李秀成主持，陈玉成是主要执行者。

第三，现实利益冲突，矛盾无法协调，陈玉成、李秀成都不会轻易让步。

缺乏统一指挥，太平军之所以能在天京事变后，还屡次取得大捷，主要靠诸侯王相互联系，制定作战方案。陈玉成兵力最强，打仗最勇猛；李秀成谋略深，也善于协调关系，故而太平军屡次击败湘军，甚至全歼李续宾军团。

但是，陈玉成、李秀成并没明确隶属关系，资历也差不多。如此，随着太平天国局势稳定，以及李秀成实力上升，他与陈玉成之间的矛盾很快就暴露，在现实利益冲突面前，矛盾难以解决。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干脆摆烂，太平天国既然没军事统一指挥，又担心第二个杨秀清出现，便推广“封地制”，划分势力范围，诸侯的独自承担防务。

“封地制”下，诸侯王目光变得狭窄，没有了大局观。无论英王陈玉成，还是忠王李秀成，都把领地当成第一紧要之事，不容许他人染指。

皖北是陈玉成的领地，也是太平天国首都屏障，以及粮食储存基地，战略地位非常重要。陈玉成看来，皖北是自己的，在皖北的太平军都应该接受他指挥；没有陈玉成同意，皖北军队不能随意调动。

李昭寿，李秀成部将，因纪律糟糕，不服从指挥，陈玉成想要杀他，李秀成多次求情，李昭寿才捡回一条命。皖北作战，陈玉成说了算，李昭寿不配合，英王无法容忍。

韦俊，陈玉成的老上司，此时是“右军主将”，地位在陈玉成“前军主将”之下。韦俊不能忍受洪秀全、杨辅清的挑衅，为了避免再次内斗，便率兵离开池州，去江北投奔李秀成。

陈玉成就过分了，他居然封锁长江，阻止韦俊渡江，双方武力冲突。韦俊忍无可忍，走投无路，干脆投降胡林翼，然后带兵夺取枞阳，断了安庆粮道，在陈玉成背后捅刀子。

陈玉成看重领地，李秀成也是如此。起初，李秀成的领地在江北，范围很小，李昭寿、薛之元叛变后，江北再次沦陷，李秀成仅剩浦口一座城池，元气大伤。

为了打破困境，李秀成才下定决心摧毁“江南大营”，然后东征江浙，建立新的根据地。李秀成眼中，江浙是自己的，其他人不能染指，包括陈玉成。

1860年夏，太平军东征江浙，李秀成把杨辅清、古隆贤、刘官芳、赖文鸿的皖南军团排挤在外，不让他们来战斗，即便他们协助自己摧毁“江南大营”。

首次东征江浙，陈玉成、李秀成是主力。黄文金接受陈玉成指挥，拿下常州，但矛盾旋即出现。李秀成不希望英王势力在江浙，便通过朝中盟友林绍璋帮助，顺利控制苏州、常州。

陈玉成也不服气，双方部下相互挑衅，视对方为“野长毛”。后来，由于安庆战场告急，以及陈玉成得到丹阳，双方暂时和解。如此，丹阳是陈玉成唯一位于江浙的基地，守将是族叔陈时永。

“封地制”下，领地就是诸侯王的生命，他们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即便洪仁玕多次调解，也是无济于事。随着实力增长，李秀成不可能继续配合陈玉成作战；陈玉成能打仗，经验丰富，也不会接受李秀成指挥。

陈玉成、李秀成都是一代名将，军事水平高超，但矛盾无法解决，因为谁都不愿意当辅助。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军无二帅。两位旗鼓相当的帅才，处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阵营，却没有统一指挥体系，迟早会出问题。

三国时期，钟会、邓艾都是一代人杰，但司马昭不是皇帝且想篡位，没能真正控制全军。如此，钟会、邓艾一直在较劲，终于酿成大祸，姜维、钟会、邓艾都死于非命，殃及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