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与奥派一样自由放任
有人认为儒家在政治建设上毫无办法，其实儒家推崇的是小政府，认为政府管越少越好，自然不会下功夫去给政府提供各种手段来管制民众。《论语·卫灵公》载：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孔子褒扬舜帝（无论是想象中的还是事实中的）的政府无为而治，不插手民间事务，放任民间共同体发展，舜帝作为君王，其最大的意义就是通过“恭己正南面”的巫术，来作为民众的宗教领袖，增加社会的凝聚力，减少民众之间的争斗。
“恭己正南面”的具体操作方法，即“垂衣裳而天下治”，其说来自《周易·系辞下》：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只要国君保持向南端坐、衣裳下垂、怀着祭祀的心态向上天求福，别的少管，国家自然会良好的运行。这样的国君其实是虚君，跟现代的英女王、日本天皇相似，只作为国家象征，履行宗教职能，不掌握具体权力，但威望足以凝聚人心，减少社会争斗，有君主制之利而无其弊。
由于国君是宗教首领、国家象征，所以当然不能被人推翻，要是有人谋朝篡位，大家心里不服，新王朝只能用暴力压服，那样就会进入帝国时代，百弊丛生了，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导致战国的普遍秦化就是明证，所以儒家要强调忠君，但这只是为了维护政治秩序，孔子、孟子并无意为国君提供任何具体的集权的手段。
我知道有朋友会引《论语·季氏》中的话来反驳：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
这段话看似是要帮天子集权，实际上，礼乐是上古圣王所立的规范，后王只能遵守不能更改，除非证明自己是圣王，才可以制礼作乐或者说改动礼乐，但自证圣王是极难的事情，所以绝大部分天子只能恪守、光大先王的规范而难以用礼乐为自己集权。
“征伐”则是打击破坏礼乐规范的人，在孔子的理念里，天子征伐不庭同样是为了维持礼乐秩序，而不是为了自己作威作福。孔子主张“君君臣臣”（君守君道，臣守臣道），反对“君不君”，虽然他没明说“君不君”怎么样，但是在孔子延长线上的孟子补充了“诛一夫”的概念，如果君主不守君道，变成独夫，杀掉都没问题。
所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句话里，天子代表的是上古神圣巫王奠定的“先进”（至少对周边部族而言）的礼乐秩序，由天子来维护，具体内容包括鼓励遵守者和打击违反者两个侧面，在这个过程中天子尚须遵守一系列传统的、习惯的、道德的规范（不然就杀掉或换掉）。
中国上古时代巫师兼职军事首领，巫师凭借巫术表演、农业丰收和战争胜利来证明自己的仪式（礼）有效。到了儒家手里，一方面维护上古圣王奠定的仪式（礼），让社会拥有共同规范，从上古圣王到今日之天子，绵长的传统为“礼”提供强大的合法性背书（参看日本天皇的“万世一系”），如果各级臣僚来主导或者更改“礼”，合法性不足，会导致十世、五世、三世“希不失矣”，社会陷入失范。
另一方面，儒家则用已死天子的仪式限制活着的天子，避免王权恶性膨胀。在礼乐面前，今天的天子不过是执行者，如果要擅权改易，需要社会共同认证为圣王，整个社会得以共同参与规范的制定，儒教对巫师仪轨（礼）的这一创造性转化，不但不是为了强化君权，反而试图令巫王专制向民主共和（其程度大小可以讨论）转变，实在是高明之至。
另外一些朋友可能会以孔子“隳三都”为由，将孔子误解为商鞅、吴起之类的游士。其实孔子主张的是君臣各安其位，保持较为稳定的政治秩序，以免下限日渐降低的政治争斗干扰社会运转。
臣凌于君之上固然不行，要通过“隳三都”来让国君拥有维护秩序的能力，否则胜出的“臣”会集权来防止自己的臣跟自己学样；但国君要是想消灭贵族，孔子肯定也是不同意的。
从《论语》来看，孔子对周天子、鲁国国君、季氏都有善意，且善意相对均等，卿大夫季氏盗用天子的八佾固然不可以容忍，士盗用卿大夫季氏的二佾统同样也不肯容忍，归根结底孔子维护的是礼而不是君，正所谓“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可见，在先儒那里，“尊君”为的是保持社会的凝聚力，而不是加强君权和政府权力，最好的政府是仿佛不存在的政府，其中自然包括了经济上的自由放任，这跟奥地利经济学派岂不是非常相似？
二、儒家与奥派一样重视传统
小政府、经济自由放任有一个前提，就是社会自身具有保持秩序的能力，为此必须重视传统的作用，传统能够让人自觉地遵守社会规范，而不需要公权力来强制。如果传统崩塌，维持秩序就不得不依靠公权力，然后就会百弊丛生。
所以奥地利经济学派是很珍视文化传统的，哈耶克对此论述尤多。其实，孔子早看到了这一点，见《论语·为政》：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如果只用公权力来维持社会秩序，老百姓会避免触犯法律，但无时无刻不想钻法律的空子，法律为此不得不日益细密，对社会的管控日益增加，令老百姓变得更穷，于是“法令滋彰，盗贼多有”，陷入恶性循环。
如果重视宗教传统和文化传统维持秩序的功能，则老百姓会自觉遵守秩序，主动避免破坏秩序，法律也就不用那么细密，社会的自由度就大，经济自由放任也就可以实现。
为了让更多人理解传统，发挥传统的力量，就需要教育，所以儒家很重视教育，用教育来让更多的人具有相似的情感（具体措施上重视“乐”的作用），从而形成超越血缘宗族的较大规模的共同体，促进民间自生秩序的发育。
民间自生秩序既可以保障经济自由放任，又可以制衡公权力的肆意妄为，堪称有百利而无一害。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我之前写的文章：
三、儒家重商而不抑商
不过，“仓廪实而知礼节”，教育的前提是民众的富裕，否则连饭都吃不饱的人哪有心思接受教育。所以，儒家不但重视教育，而且致力于保证教育的前提，见《论语·子路》：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可见，儒教的主张是，先增殖人口以保障社群的生存和延续（庶之），再想办法让社群富裕（富之），然后再加以教育（教之），促进更高层级的社会共同体的发育。
致富是儒家的重要主张，“重农抑商”是汉儒吸收法家理念后扭曲的产物。《论语·述而》载孔子的话：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执鞭之士是指市场的安保人员（执鞭之士），在当时属于贱职，孔子认为只要富裕合乎道义，就可以大胆追求，当贱职也无妨。
《论语·里仁》载：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这里孔子充分肯定人求富、求贵的欲望，只是要求要取之有道。对待富人，孔子的心态也非常open，《论语·学而》载：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孔子并不像现在一些人那样认为应该把资本家挂路灯，也不像法家那样认为商人是害虫，他不但承认致富的正当性，还给富人提出了精神追求和提升的路径，那就是富而好礼、为富而仁，让富人成为社会楷模，从而更加长久地保持其富贵。
而且，如果孔子歧视商人，他又怎么会看重身为巨商的弟子子贡呢？
相比之下，欧洲的古希腊、古罗马虽然商业很发达，但商人在哲学家眼里仍然是被嘲讽和贬斥的群体。到了中世纪，意大利海洋城邦的商人地位有所提高，但善于经商的犹太人和威尼斯人还是文学作品中揶揄的对象，只有到了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商人才得到全社会包括知识人的尊重。
这么看起来，孔子不但没有抑商，对商人的态度简直可以说是超前了。而且，他还要通过教育让更多人知道商人和商业的好处。
总结起来，在儒家被秦制污染之前，先儒的政治和社会主张可以用“小政府大教育”六个字来概括，这与奥派经济上自由放任、文化上重视传统是高度一致的。
今天网上有一些瓦房店奥派对先秦思想认知近乎于零，鄙视儒家，却推崇墨家甚至法家，甚至想把哈耶克开除奥籍，可谓数典忘祖、神经错乱，简直是奥派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