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后，为了毛主席的身体，便安排其住院治疗，不再适合接见外宾，正因如此，布托也成了毛主席生前最后一位会见的外国领导人。

但毛主席始终关心国家事务。

9月8日晚，毛主席还特意让秘书给他读日本大选的新闻，仍在关注日本局势对我国的影响。

令人伤心的是第二天凌晨，毛主席逝世，终年83岁。

作为新中国的奠基者，毛主席是深受人民爱戴的一代伟人，正因如此，当他去世的噩耗公布以后，全国人民都陷入悲痛之中。

从城市到农村，从学校到工厂，每一个地方都自发组建起吊唁活动，不仅如此，海外国家也对毛主席的离去表达了哀悼之情。

在其逝世后的10天里，共有123个国家的政府和首脑向我国发来了唁电或唁函，105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他们的代表到中国使馆吊唁，53个国家降半旗致哀。

正如一位记者所说的那样，“9月9日下午4时这一悲痛时刻，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转动。”。

而如何为毛主席举办一场庄严的追悼仪式，成了中央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华国锋、叶剑英等人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成立了毛主席治丧委员会，并公布了374人组成的委员会名单。

名单中，既有刘伯承、聂荣臻、粟裕等开国将帅，也有李敏、李讷等毛主席的亲人，可谓是囊括了毛主席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批人员。

不过，在这个名单的最后，有三个人的名字有些特殊，也引起了大家的疑惑，他们分别是杜聿明、宋希濂及黄维。

要知道，这三位都曾是蒋介石的得力干将，也在解放战争中给我军制造过不小的麻烦，为何要将他们纳入名单之中呢？他们又何特殊之处呢？
三位国军名将，遭到我军俘虏

解放战争爆发前夕，杜聿明便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官。

之后，他又在蒋介石的命令下，率军攻克了北镇、黑山、平泉等重要地区，为全面内战的爆发做好准备。

战争打响后，杜聿明历任徐州“剿总”副司令、第二兵团司令员等职务，曾指挥军队，与解放军进行过多次正面的较量与交锋。

在淮海战役中，解放军强大的攻势令国军闻风丧胆，大名鼎鼎李弥军团被击溃，杜聿明带着十来个卫士突围，最终于1949年1月10日被我军俘虏。

黄维的命运和杜聿明颇有相似。

在国军中，他因在讨伐陈炯明和孙传芳的战斗中立下大功，从而被蒋介石重用。

他先后担任31军军长、第12兵团司令，1948年11月6日，解放军发起淮海战役，黄维接过刘峙命令，率领第12兵团，前往徐州集中。

当时大片地区都被解放军解放，蒋介石让黄维前去解救黄百韬。

当黄维军团赶到后，解放军便运用起围点打援的战术，逐步缩小包围圈，突围失败后，黄维换上普通士兵的服装，想要蒙混过关，逃跑。

不过，这一切都被解放军识破，黄维于12月25日被正式俘虏，整个12兵团也由此宣告覆灭。

而在淮海战役爆发之际，蒋介石也一度想要推宋希濂上徐州“剿总”司令的位子。

不过，宋希濂却看出了国军在徐州的颓势，坚持不就，转而前往湘鄂边区绥靖司令部任司令官兼第14兵团司令。

宋希濂人称“鹰犬将军”，目光敏锐，作战风格凌厉，他本想着，退居湘鄂边境的偏僻地区，以躲避解放军。

但1949年11月开始，二野与四野便先后向川东南、鄂西及湘西发动猛烈攻势。

此时的国民党已经一触即溃，根本毫无抵抗之力，不到一个月时间，宋希濂残部便被围困于大渡河地区，已经是穷途末路。

就在宋希濂准备举枪自杀时，却被警卫拦了下来，与此同时，解放军赶到，宋希濂被俘。
入狱改造，进步显着

新中国建立后，杜聿明、宋希濂与黄维都被移送到功德林监狱进行改造，入狱之初，三人都极不配合。

杜聿明和宋希濂都曾经动过自杀的念头，杜聿明更是尝试了上吊、服安眠药等多种手段。

在被监狱看守救下后，杜聿明成了重点关照的对象，被关进了单人监室里，没想到，杜聿明索性拿头撞墙，一心求死，让监狱管理人员伤透了脑筋。

黄维就更不必说了，被问及为何不早点投降，黄维却拍桌而起道，

“只有战死的烈士，没有苟活的将军，我愿战至只有一兵一卒。”

在狱中，他是出了名的刺头，不仅如此，对于改造完成的前国军将领，黄维更是极尽讥讽之能事。

例如，国军少将邱行湘积极参加改造，黄维便嘲讽他“没有一点气节”，甚至与他大打出手。

但毛主席却始终认为，战犯们虽然犯下了重大罪行，但始终是中国人民、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他们完全有潜力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者，教育他们、改造他们，也是新中国人道主义精神的一种象征。

于是，功德林监狱一直对三人进行无微不至的照顾。

杜聿明背部、颈部都有旧伤，战犯管理所的医务人员便对他进行了精心治疗与细心呵护。

终于，杜聿明在战场上受的伤几乎都被治愈，此前没有发现的肺结核、胃溃疡等慢性疾病，也逐渐好转。

为了让他睡一个好觉，医务人员甚至给他定做一个贴合身材的石膏板，杜聿明对此大为感动。

宋希濂在陈赓的多次劝说下，也开始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得知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势如破竹时，宋希濂还忍不住感叹道，“中国人民确实站起来了”。

黄维算是其中比较固执的一个，但共产党对他的优待他看在眼里。

即便仍然嘴硬，却不再与管理人员公开叫板，内心里对共产党的领导也逐渐认可。

对比蒋介石对自己弃之如履的做法，以及共产党为他安排了三个孩子的上学问题后，他更是流下了惭愧的眼泪。
得到特赦，重新做人

时间一晃来到了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为了迎接这一盛事，毛主席下达指示，对表现良好的一批战犯进行特赦。

毛主席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正如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经过改造，很多前国民党将领都洗心革面，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

其次，这些战犯，很多都在抗日战争中立下大功，是着名的抗战功臣。

就拿杜聿明来说，1938年，他正担任国军第200师师长，当时蒋介石提出了所谓的“焦土抗战”，在无力抵抗日军的情况下，下令焚烧长沙城，延缓日军攻势。

11月12日，长沙城内浓烟滚滚，三天时间内2万名居民被活活烧死，损毁的财物不计其数，造成的损失无法弥补。

后来，放火人员又赶往湘潭，想要故技重施，杜聿明见状，连忙拦下了这种丧心病狂的行为，还怒斥放火队员草菅人命。

随后，杜聿明将放火队扣押，并张贴布告，严禁放火烧城，这才保全了湘潭数十万百姓的人身与财产安全。

可见，杜聿明虽然在解放战争中有过，但在抗战中也有功，加之他已经改造了十年，进行特赦实在是理所应当。

1959年的特赦名单中共有33人，除了杜聿明与宋希濂，还包括王耀武、曾扩情等国军高级将领。

1961年3月，杜聿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文史专员，而宋希濂也进入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宋希濂出狱那天，陈赓亲自前去迎接，宋希濂见到他以后激动不已，痛哭流涕道，

“真没想到我还有今天，我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共产党却对我如此宽大”。

比较可惜的是，因为黄维在功德林前几年的表现并不理想，没能进入到第一批特赦名单之中。

但在此之后，黄维已经不再抵触改造，不仅如此，他还在监狱中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甚至研究起永动机来。

1975年12月，黄维也得到特赦，入狱27年，他与管理所的工作人员早已结下深厚的感情。

十年后，黄维回到功德林参观，他竟然提出不住宾馆，而是在当年自己所在的2号监牢居住。

得到特赦后，黄维也进入政协文史委员会工作，此外，他还多次回到江西贵溪家乡，指导家乡发展建设。

杜聿明、宋希濂、黄维，都是当年的头号战犯，却因为中央的宽大为怀，得到重新做人的机会。

正因如此，他们时刻感激毛主席的恩情，1976年毛主席逝世时，三人都痛心疾首，痛哭不已。

于是，在拟定毛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时，中央特意将他们加了进去。

作为最后一批被释放的国民党战犯，黄维与毛主席渊源更深。

当时很多人都主张处决这样的“刺头”，是毛主席坚持要求“一个也不许杀”，黄维才得到了重见天日的机会。

因此，黄维不仅进入了治丧委员会，还主动申请为毛主席守灵，中央自然也打破惯例，同意了这一请求。

获释后，三人过上了不同的晚年生活，杜聿明与黄维一直留在北京，后来都当上了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宋希濂则前往美国定居，与家人团聚。

虽然经历不同，但三人都长期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做了大量工作，黄维表示，

“祈求祖国统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统一早日实现，我当亲赴台湾和你们把酒言欢”。

杜聿明更是终身不忘统一大业，在遗嘱中，他还叮嘱妻子子女，要为国家做贡献，并强调，

“盼在台湾之同学、亲友、同胞们以民族大义为重，早日促成和平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