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缉“暗杀队”（上）

一、分散藏匿

这是一个空中飘着细雨夹着雪花的中午，天气的不爽加上时局的诡谲变化，使一向热闹非凡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着名的秦淮河畔夫子庙出现了少见的冷清。当这一行七人打着油纸雨伞步入淮扬名馆“广瑶酒家”时，令亲自站在棉门帘后面迎客的柳老板喜出望外，连忙点头哈腰恭迎。

在看久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顾客，早已练就一眼能将其身份判个八九不离十的柳老板眼里，望着鱼贯而入的七位顾客，身份一时似乎还不大好作出判断。几人都是三四十岁的精壮汉子，穿着各异，或长衫礼帽，或对襟丝棉短袄，或西装革履，或时尚的皮夹克，但不管怎生打扮，每个人的腰里都鼓鼓囊囊，显然揣着家伙。如此模样，就使柳老板无法准确判断这些人的身份了：特务？气质不像，似乎缺少了那份阴险奸猾；土匪？没有这么大胆；国民党军队的侦缉人员？举止间缺少受过正规训练的军人做派；首都警察厅的便衣？没见过便衣侦探会在公共场所这等张扬的……柳老板正纳闷儿，七人中有人开腔了，让给安排一间僻静的包房。这一开口，柳老板就大致清楚了：一口苏北口音，看来是从北边逃过来的。

这位柳老板猜对了。这七人是来自苏北的“还乡团”。所谓“还乡团”，其实并不是一个什么正规的编制队伍，而是对当时一些逃亡到国统区的地主、富农、恶霸等分子为了反攻倒算而组成的杀回家乡的反动武装的一种称谓。眼前这七位，分别是盐城、涟水、台北、建阳（台北、建阳两县于1951年7月11日分别改称“大丰”、“建湖”）四县的地主、富农、恶霸，1946年为逃避老区人民的斗争而逃亡在外，后来随着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返回家乡反攻倒算。从这点上来说，他们是“还乡团”分子。而且他们在“还乡团”分子中又具有一种特殊身份——是由国民党军队陆军总司令长官顾祝同亲自下令组建的“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直属特别暗杀队”的主要骨干。这支由清一色的“还乡团”分子组成的暗杀队，人数不多，共32人，专门袭杀共产党军政干部和农会积极分子，他们之中亲手杀人最少的一个也欠下了13条人命，血债累累。

恶有恶报。当时光的年轮进入到1949年元月时，这个以顾颐昌为首的暗杀队的结局基本已定，除了此刻走进“广瑶酒家”的7名骨干之外，其余25名恶魔在已经过去的两年不到的时间里，一个因急病而殁，有8人在执行暗杀使命时被行动对象击毙，剩下的16人都是被解放区方面设法缉拿后公审枪决了。

暗杀队的历史是短暂的，随着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以共产党胜利而宣告结束，暗杀队尽管还剩有7名骨干成员，但事实上大势已去。这天，这些分散在南京城里的恶魔，被“大当家”（暗杀队虽系陆军总司令长官顾祝同亲自下令组建，但并非国民党军队编制，因此没有“队长”之类的职务，其内部遂仿效土匪规矩称谓头目）顾颐昌招来。

顾颐昌，江苏省涟水县人，这年37岁，是顾祝同的同族人，据其自述，按辈分他应当是顾祝同的远房侄子，别人猜测，这可能也是他组建暗杀队能够得到顾祝同首肯的一个重要原因。顾颐昌出身地主家庭，自幼顽劣，心狠手辣，胆大妄为，行事不计后果。幼年上私塾时，他就敢把先生打得钻桌子底下；后来读初中，全校学生不分男女见到他无不战战兢兢；成人后，顾颐昌继承了其父传下的土地，靠收租过着不劳而获的日子。后来开了一家商行，不久又当了保长。日伪时期，摇身一变又成了汉奸。二十年来，顾颐昌作恶多端，是当地民愤很大的一个恶霸。抗战胜利后，共产党执政的当地政府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决定清算其罪行。顾颐昌闻风出逃，临行前将被怀疑向政府举报其劣迹的长工、女佣四人杀害。当地政府随即将其财产分给贫苦群众，并在解放区对其进行通缉。顾颐昌逃往徐州，投奔时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的顾祝同，提供了解放区的情报。不久，顾祝同出任国民党军队陆军总司令，指挥军队进犯解放区，拉开了内战之幕。顾颐昌不失时机地聚集了一批从苏北逃亡出来，跟他情况一样的地主、富农、恶霸、反动军官，要随国民党军队杀回家乡反攻倒算。这些人中，有一个名叫颜宗绪的盐城人，曾当过国民党的区长，替顾颐昌出谋划策：组建暗杀队，利用对苏北地形社情民风熟悉之便，以暗杀方式袭击共产党及其民众积极分子，既可报仇雪恨实施清算，又能为党国立功，日后按功论赏时或可获得一官半职，也好光宗耀祖。顾颐昌对此议深以为然，遂去对顾祝同进言，获得顾的首肯，当场写了一纸手令，发给暗杀队一批美制枪支、军用匕首和毒药。由顾颐昌出任大当家，暗杀队由此开始欠下累累血债，也开始为他们自己挖掘坟墓。

此刻，尽管顾颐昌竭力掩饰着自己的恶劣情绪，想用那种带有若干喜庆成分的语气来说话，但他那6个部属还是听出了其声调中明显的绝望。顾颐昌说，进入阳历新年以来，我们弟兄还没见过面，眼看就要过年了，咱们一起聚聚，顺便给大家说点事情，先干了这杯酒吧。这个有着初中文化、当过保长的家伙平时很喜欢说话，也擅长表达，常常侃侃而谈。此刻，他想说得简单些，却也是洋洋洒洒吐出了一大堆：“徐蚌会战”（国民党方面对淮海战役的称谓）已经结束，很不幸，国民党军队80万大军败于共产党，而且败得很惨，17万人阵亡或者负伤，阵亡者中包括黄百韬等6名将领；32万人被俘，其中包括杜聿明将军以下124名国民党军队少将以上高级军官。在此之前，国民党军队已经在东北、平津接连大败，加上这次徐蚌会战之败，目前形势极为不妙。前天我去拜见了墨三叔（顾祝同字墨三），说到时势，他认为如果美国不出兵相助一把的话，党国在一年内必定彻底失败。我告辞回到住处之后，反复考虑下来，觉得眼下我们确实已经大势已去，无法可想了。看看我们暗杀队的32人，如今只剩下在座的7位弟兄了。按照我墨三叔的估计，如果一年之内“党国”彻底失败了，那我们7人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我想从现在起，我们应该考虑我们的去路了。今天我请诸位来此小聚，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顾颐昌的这番话，有真有假，对于淮海战役的陈述是真的，但他根本没有跟顾祝同见过面。他逃到南京已有八个多月，至少不下二十次前往顾公馆求见顾祝同，但人家警卫连门都没让他跨进一步；他也曾给“墨三叔”写过十来封信，却都是石沉大海。元旦过后，当顾颐昌再一次去顾公馆求见遭到拒绝被驱赶后，他终于意识到局势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因为如果国民党还有能力搞什么战略进攻之类的军事行动的话，顾祝同肯定不会这样对待他的。因为，顾颐昌所掌管的暗杀队在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中是有点影响的，他们的血腥活动为那些参加“重点进攻苏鲁豫皖共产党区域”的将领所率领的部队顺利执行军事使命曾经立下过汗马功劳，而且知道他是顾祝同的同族侄子。顾祝同身为陆军总司令、“国防部”参谋总长，如果还准备打仗的话，是需要维持形象的，那就不会疏远直至抛弃他顾颐昌。现在顾祝同这样做了，那就说明国民党军队已经没有能力再跟共产党军队作战了。如此，大局已定，顾颐昌就需要考虑自己的出路了。

在座这7人虽然没有人上过大学或者出洋留过学，有的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全，但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能全身而退，不少胳膊不断腿地活到现在，除了运气好，都还有着一份特别的能力。换句话说，这些家伙都是鬼精灵。因此，他们虽然不像顾颐昌这样能够用数据来说明时局的险恶，但心里都是有数的，对于自己的出路问题早就在考虑了。只是他们明白由于自己罪大恶极，迟早得遭到即将成立的新政权方面的缉拿，按照这几年来跟着暗杀队活动所形成的习惯思维——孤掌难鸣，越是危险的时候越需要结伙抱团，所以没有人敢撇下其他同伙单独逃到哪个角落去寻求安全。大当家顾颐昌也是这种思路，当然，他还另有打算：7人抱成团，万一在城市里无法躲避了，即使上山当土匪跟共产党打游击力量也大。如果出现乱世情况，重新拉一支队伍，在座7人就是骨干精英了。

想法一致，凡事就容易商量。坐到酒席结束时，他们已经定下了逃亡藏匿的方案：由顾颐昌根据其社会关系给其余6人安排去处，从安全角度考虑，6人即使处于同一地方也必须佯装互不相识，如果互相之间有什么情况需要沟通的，就通过顾颐昌单线联络。

顾颐昌在开商行时为进货曾经跑过一些码头，在江湖上结交了一些跟他差不多德行的朋友。这些年来，他始终跟这些朋友保持着联系，因为他相信“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说不定哪天就需要这些朋友相帮了。此时，他立刻跟其中的几位取得了联系，很快就给6位弟兄找到了藏身之处。

顾颐昌的安排如下：颜宗绪、羊龙生去苏州，金蒙、毕平步去昆山，庄高峰去松江。当时苏州、昆山、松江都属于苏南行政公署区域。史离坤去上海，顾颐昌本人也去了上海。分别时，顾颐昌交待了需要时跟他联系的方式。

二、线索得而复失

三个月后，1949年4月21日，苏北地区的人民政权——苏北行政公署在泰州成立。同日，辖属于苏北行署的公安局也正式开始运转。苏北行署下辖泰州、扬州、盐城、淮阴、南通5个行政分区，41个县、市，都有各自所辖的公安局，这些公安局在行署公安局成立不到半个月后，就收到了下发的文件，要求各地注意缉拿曾在苏北各地大搞反攻倒算、制造累累血案，给解放区党政军和人民群众造成很大危害的“还乡团”分子。苏北各地公安机关闻风而动，纷纷清理人口，积极排查，大力侦缉。

顾颐昌7人所在的县属于盐城行政分区，当时称为“专区”或者“地区”，当地公安局早在苏北行署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调查残余“还乡团”分子的下落，在长达一年的连续排查中，尽管发现并捉拿了多个“还乡团”分子，但始终没有获得顾颐昌等7名暗杀队骨干分子的确切消息，倒是收集到了不少传言，有说顾颐昌等人已经跟着顾祝同逃往台湾了，有说结伙去了海外，有说藏匿于南京、上海，还有说已经死了，等等。

与此同时，暗杀队曾经制造过血案的泰州、淮阴专区的公安局，也在侦缉顾颐昌等7人，同样未有结果。由于各地公安局收集到的情报中都有7人逃往南京、上海或者苏南的说法，因此，盐城、泰州、淮阴三专区的公安局都曾以各自的名义分别向南京、上海公安局以及苏南行政公署公安处发出了协查通报，并向苏北行署公安局呈递了相关专项报告。苏北行署公安局领导对此很是重视，局长邵幼和在每次专区、市、县公安局长会议上都要提到这件事。

1950年1月17日，苏北行署公安局局长邵幼和收到了一份来自华东社会部的注明“保密”字样的机要公函，内附一份检举材料。

一个国民党军队李姓上尉军官所写的关于检举苏北暗杀队的材料。这位李上尉原是国民党军队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的一名参谋，跟当时经常出入于司令部的顾颐昌相识，由顾颐昌介绍又结识了暗杀队的几个骨干分子。淮海战役结束后，李上尉离开行伍前往南京经商，几个月后又移居上海生活。上海解放后，他按照军管会的布告前往公安局对自己的历史身份作了登记。他属于旧军官，不是特务，也没有犯过血债，按照人民政府的政策应该是不会动他的。几天后，李上尉接待了一位自称是从外地来沪办事的原军校同学，热情留其在家里小住数日。殊不料这人是从海外潜来上海搞破坏活动的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特务，当时正遭到华东社会部的追缉，由于李上尉的接待而使侦查员白白耗费了警力、财力。这样，当抓获这个特务时，社会部当然不会放弃对李上尉的特别关照，把他一起请进了局子。

李上尉到这会儿方才知道玩江湖义气也是有讲究的，他得争取宽大处理，于是就写了几份检举材料，其中有一份就是跟苏北暗杀队有关的：1949年元旦那天，他在南京街头遇到暗杀队骨干分子史离坤。史离坤说就住在附近，还热情邀请他去坐坐。李上尉当时也是闲着没事，于是就去史离坤的住处坐了一会儿。解放后，李上尉从苏北家乡来沪的亲戚嘴里听说，当地正在严查暗杀队，现在还有7名骨干分子没有下落，其中一个就是史离坤。现在，李上尉为了将功折罪，决定将这个情况向政府检举，请求政府调查。

久侦不着的暗杀队残余分子总算有消息了，邵幼和局长当即决定指派专人前往南京进行秘密调查。

当天下午，苏北行署公安局情报员王舍富直接从邵幼和局长那里受领了秘密调查史离坤下落的使命，次日即动身前往南京。

王舍富是一个参加革命工作六年的28岁的青年，他一开始干的就是情报工作，以饭馆跑堂身份在泰州城里收集日伪军方面的各类情报，一干就是三年。期间，上线和下线都被捕牺牲，幸运的他没有暴露，照常提供着情报。抗战胜利后，王舍富想参加部队，组织上也批准了，但军装却没穿上，因为公安局看中了他那份收集情报的沉稳、老练，就把他要去搞起了另一类情报工作。这一干，又是三年。一个青年人能够无师自通地连续干六年情报工作，而且干得到位，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王舍富深受领导赏识。这次，邵幼和局长一出手就甩出了王舍富这张王牌，由此可见对调查暗杀队的重视程度。

王舍富到达南京后，尽管身上带着介绍信，但他不想一开始就去找南京市公安局帮忙。他化装成收旧货的来到李上尉所说的史离坤所租的住处附近暗自查看。李上尉的检举材料中没有写史离坤在南京的具体地址，当时他根本没有想到过一年后会遭遇这种事儿，他只记得史离坤所住的地方是沿街的一排平房中一户有着三个门面的人家中靠后面小河畔的一间屋子，这间屋子的窗户正好面对着小河对岸的一座石牌坊。对于情报员来说，这就是很明确的门牌了，王舍富认为凭这点就已经足够能找到那户人家了。

王舍富在小河对岸找到了那座石牌坊，观察了李上尉所说的那个位置，确认坐标后又来到了小河这边，随即就找到了这户人家的确切位置，暗暗记下了门牌。然后，他就去了派出所，派出所长看了王舍富出示的介绍信后，马上热情地询问需要提供什么帮助。王舍富说请你在保证不会打草惊蛇的前提下把这户人家的情况给我查一下。

所长当即召来了户籍警，让他向王舍富介绍情况。王舍富听户籍警一说，心里一个激灵：那户人家并没有住着一个跟史离坤相符的外人。那么，难道是看错了坐标？王舍富于是向户籍警了解左右相邻两户人家的情况，也是没有住着外人。于是，他不得不接受这个很不愿意出现的事实：即使李上尉提供的情况是属实的，那个史离坤也已经离开了。

既然离开了那就不怕什么打草惊蛇了，王舍富决定登门直接打听。当然，考虑到种种情况，他不能以公安身份去的，而是需要得到户籍警的配合，于是便向户籍警如此这般交待了一番。

户籍警带着收旧货装束的王舍富去了那户人家，对户主说这人是从泰州那边过来的，受人之托前往寻一位长得怎生模样的先生，据说那人是住在你们这边的，不知道他此刻在不在？户主是一位六十岁出头的老大爷，一看便知是一个性格平和的好人，他说这里确实住过一个如你所说的房客，他姓金（史离坤故意改了姓名），我们称他“金先生”，但这位金先生早在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就已经走了。金先生很豪爽，临走时多付了一个月房钱，那是一个好人啊！

王舍富拿出了一张有史离坤在内的十几个人的合影，请对方辨认其中是否有“金先生”。户主老眼昏花已经看不大清楚了，迟迟疑疑没有指认，唤来老伴看也看不真切。户籍警问你们有老花镜吗，戴上眼镜再看看。人家特地从泰州过来的，人走了没关系，但最好有一个说法，也好让他回去有个交待。于是就去拿老花镜，老太太进了里间还没有出来时，从外面来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出现，给王舍富带来了意外之喜。

这是一个年方8岁的男孩，小名阿森，是户主的孙子，也是户主这一辈的第三代中唯一的男性，所以特受宠爱。阿森此刻刚放学回家，进门一叫“爷爷”，户主就撇下来人拥着孙子亲热。阿森说要爷爷带他去外面玩耍，户主面露难色，指着户籍警和王舍富说爷爷有事。那小孙子竟然小大人样地问他们是谁，有什么事。跟这么小的孩子解释来人是谁那是不明智的，户主就只说了他们是外地来的，要找原先住在咱家的那位金伯伯，可是金伯伯已经离开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这时，阿森开腔了，他说我知道金伯伯去了哪里！户主以为孙子是信口瞎说，正要阻止，户籍警已经在阿森跟前蹲下，说孩子你怎么知道金伯伯去了哪里的？你的本领可真大呀！

原来，史离坤住在这户人家时，尽管南京还没有解放，但他杀了那么多人，总是担心遭到报复，平时没事就不大出门。老是待在家里当然会感到寂寞，于是就跟当时还没有上学的阿森接触比较多，大人小孩一天到晚说话很多。那天，史离坤在整理东西准备离开时，见阿森在旁边看着，就说孩子我要离开你们家了，送你一样东西给你留个纪念吧，随手拿出了一支钢笔给了阿森。史离坤不大识字，写字如画天书，根本不会用钢笔，这支钢笔是他搞暗杀行动时从一个被害的共产党干部身上搜得的。钢笔上还刻着那位烈士的姓名，后来这支钢笔作为罪证之一出现在法庭上了。阿森拿了钢笔，好奇地问金伯伯要去哪里。史离坤脱口说他准备去上海，是否回来要看以后的情况。

阿森这么一说，王舍富顿时窃喜。户籍警把照片拿给阿森，说孩子我试试你的眼力，你看看这张照片上是否有金伯伯。小孩子眼尖，只稍稍一瞟就指着其中一位说这就是金伯伯。这时，老太太把老花镜拿出来了，老夫妻俩也认出了史离坤。

王舍富清理了一下思路：立马奔上海？跑一趟倒也方便，问题是到了上海后跑哪里去寻找史离坤这么一个人？上海滩那么大，要找一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先去一趟史离坤的老家吧，看看是否会有什么线索。

主意打定，王舍富立马奔史离坤的老家台北县。这回他先去公安局。县公安局向王舍富提供了一条线索，说去年10月中旬，有人向公安局反映了一个情况，史离坤曾给姐姐寄过钱。公安局自是重视，连夜奔乡下去找当事人。史离坤的姐姐不敢隐瞒，说去年夏收时确实收到过一张汇款单子，她不识字，问了邮差，说是一个名叫“彭孝”的人从上海寄来的。她当时一听心里就明白了，知道那是她的弟弟史离坤。史离坤小时候据说对父母甚为孝顺，故家人都唤他“孝孝”；而彭姓是母亲的姓氏。

县公安局的侦查员从史离坤姐姐那里了解不出更多的情况了，于是就去了邮电局。邮电局找出了那张已经取款后被注销的汇款单，上面的寄款人果然是“彭孝”，地址是上海南码头路73号。这当然是一条令人振奋的线索，县公安局于是就派了三名警员前往上海缉拿史离坤。但南码头路73号的房东周某却告知说那个名叫“龚如柏”（史离坤的又一化名）房客已经在两个月前离开了。他去哪里了？房东说这个就不清楚了，他没有说，我也没有问。那么，后来你是否见到过他或者听说过这人的消息？周某连连摇头。

这样，这三名警员就兴冲冲而去，垂头丧气而回。但是，县公安局还是专为这事办理了一份卷宗，里面保存着那张汇款单，警员跟那位上海房东的谈话笔录，此外，还有一份这三位警员亲笔签名的情况说明。

王舍富对接待他的那位同志说，我现在需要这份卷宗，我带着介绍信，这就办个手续把这份卷宗带走，算是调拨给行署公安局了。那位同志请示局长后，马上给王舍富办理了手续。

王舍富从盐城返回扬州，向邵幼和局长汇报了调查情况，说了他下一步的打算：去上海寻觅史离坤的下落。邵局长批准了这一计划。

生活中有一个无法解释的现象，坏运气往往接二连三，但好运气却不大肯频频光顾。王舍富此番赴沪就是这样，没有撞上像在南京那样的好运。他所走的调查路子，跟去年10月间台北县公安局那三名警员所进行的一模一样，其结果也一模一样，最后无功而返。当然，他是专门搞情报的，多年来尝惯了失利的滋味，所以并不像台北县三名警员那样垂头丧气而归，他依然信心十足，认为这不过是时间迟缓而已，史离坤的线索还是能够捕捉到的。

王舍富不知道，就在他返回扬州市苏北行署公安局向邵幼和局长汇报赴沪调查的情况时，上海滩着名的游览点城隍庙里，也正有两个人在一起说话，这两个人的说话对于往下的案情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