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世纪初年唐宪宗嫁女儿时，还发出过感慨：“我们李家做了200年的天子，嫁女居然还不如五姓七望”

南朝的望族经过了侯景之乱，贵族的肉体和之前广泛的社会联系都烟消云散了。而北方世家大族的末日则是黄巢起义。这场动乱让门阀的肉体告别了中国的上层建筑，后来的封建王朝再也没有产生魏晋南北朝那样的顶级门阀。

加州大学伯克利的谭凯(Nicolas Tackett)在比对了3万2千个唐代的墓志后，发现黄巢起义后河洛关中的大族人家的墓志断崖式的下跌。

即使是安史之乱这样动乱世家大族受到了冲击，但是不久后墓志数量还是恢复了。说明唐代中后期世家大族的势力没有随着李唐政权的衰微而衰落，他们的政治势力依旧强大。比如博陵崔氏唐代出了29个宰相，清河崔氏出了12个。

880年后两京(长安洛阳）的墓志断崖式下降

唐宋之交时，世家大族不是因为科举、安史之乱的影响慢慢丧失影响力，而是被拦腰一刀被斩断的。这致命的一刀就是黄巢起义。

如果看唐代史料，经常碰到那些比较有名的家族，比方说赵郡李氏这样的家族，可是看宋代史料的时候比较少碰到他们。很多中国学者认为是宋代的科举制度扩大了招生人数，形成了稳定的职业官僚，导致门阀不能垄断上层资源。

但其实科举能扩招更像是门阀士族衰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因为门阀衰落了，皇权能更轻松的通过这项制度吸引更多的中小地主阶层进入国家政治机关。
唐代的门阀士族

唐代的门阀尽管依旧强势，但是相比于前朝有3个非常大的变化。

1.门阀能豢养的部曲大大减少，这得益于唐代开国的超强武力。让唐初的中央比前几个朝代更加强势。《唐律疏议》中严格限制了部曲的规模。后期随着均田制的崩溃，募兵制的兴起，赦免为良人的奴婢有了更多选择，不会依附于门阀，各个门阀家族家丁部曲大大减少。曾经遍布河北关中的坞堡不在了。这些人的祖先动则几千上万家丁，这些家丁部曲可以引之为战，是世家大族对抗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央政权的砝码。而到了唐代这个优势不在了。

2.全国各地的门阀“抛弃”了祖籍地，搬到河洛关中居住。尽管他们还会自称河西李、赵郡李。但是他们的家族基本集中到全国最精华的两京地区了。这么集中的聚集为黄巢后来一扫而空埋下了伏笔。

3.“城市化”，也就是唐朝门阀士族不在农村的大型庄园来居住，而以聚居在城市的家宅为主，特别是京兆府、河南府两京地区。门阀在乡野大量的土地、租客、佃农提供租金供养着他们京都奢靡的生活。

世家大族放弃乡村的庄园，进入城市生活

这个其实很像解放前上海、无锡、南京入城的新地主，全家搬进城市享受现代生活。老家的收取租金等工作安排给其他人。

我先说明一下一点。

美国汉学家的新清史研究我之前专门发文批判过，我说美国人写新清史包藏祸心就是用是史学观点解构中国边疆民族和汉族的关系，为边疆分裂势力背书。但是这些美国人研究历史选取的角度，数据的分析能力和下的苦功夫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谭凯这个老美怎么研究唐代历史的？就是一篇一篇的读墓志。他读一篇大约要2小时，然后分门别类放到电脑中，几十年功夫累积了海量的数据。抽丝剥茧把唐代门阀姻亲关系、升迁路径展示出来。
坚韧不拔的门阀

门阀大族在两汉之际萌芽，在东汉末年已经成为了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势力。南北朝时期影响力达到了极盛。隋唐之际依然把持了最重要的权利核心。

6、7百年的顶级影响力，让各个家族都修炼成了“人精”，这些家族广开枝叶，通过复杂的姻亲关系结成一个庞大的利益群体。即使碰到了唐高宗、武后时代那种针对山东士族抄家、流放、被“自杀”的措施也不怕。高宗前期的伴侣王皇后萧淑妃就是出自门阀大族。

唐高宗李治的第一任皇后出自太原王氏

经过几百年的修炼，每一个大家族，在不同岗位，各个支系都做了“灾备”系统。能做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会说话的墓志

谭凯(Nicolas Tackett)通过多年时间研究墓志得到墓志主人的家庭关系，从政经历，身边关系网。一点一点的描摹出唐代政治精英的庞大社会网络。

汉学家谭凯

这个汉学家做学问的劲头真的值得我们学习。

“所以，为了研究，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关系数据库，那个数据库里面有3.2万人左右，数据来源也比较丰富，一部分来自比较传统的史料，比如《新唐书》，但很多墓志也比较重要。这几年越来越多墓志被发现，它们会让我们更了解唐代历史。”

唐代墓志的3个特点。

两京地区（长安、洛阳）的墓志：

两京走廊大部分门阀墓志的主人大部分世代为官家。他们的父亲、祖父、曾祖都当过官，是比较有政治权力的家族。不少人青壮时也会被委派到地方当官，他们会去一个很远地方当官三年，再去另外的地方，最后再回到中央政府当官。这样的官僚经历更像是今天的干部锻炼。两京地区产出了大量国家精英，并世代相传。

河北特别是幽州的墓志：

这个地区墓志的主人也是世代为官，可基本只在幽州当官。研究唐代历史的人不会特别惊讶，是因为三个河北藩镇其实是一个独立的地方，和朝廷关系不紧密。

其他地方的墓志：

大部分墓志的主人，跟政府没有什么关系，一看那个墓志找不到什么从政记录，父亲、祖父、曾祖、儿子，都没有做过官。大部分是平述了一生的抱负，娶了哪家媳妇等等。
精英网络

所有洛阳或者长安的墓志，差不多四分之三墓志的主人是从门阀家族出来的，他们的前代人都当过官。不少人在新旧唐书里面只是一两个名字，或者只言片语的描述，或者根本不记于史册。但是顺着家族链能找到一个很牛逼的祖先或者姻亲。

比如王忠嗣神道碑补充了唐书里面这位传奇的四镇节度使一生的从军细节

比如韦沨 (735~810)曾身兼洛阳令和华州司马，这两官职因地处京畿而炙手可热，这明显得益于其优良的社会关系。

他的数位亲戚在各自一生中，曾任重要的地方官。包括其父亲、两位兄弟、岳父以及一个儿子，都在不同地方出任刺史。他另一个儿子是杨汉公 (785~861)的岳父，杨汉公日后出任河南东部的节度使以的荆南节度使。

韦沨的祖父韦安石(651-714)曾在武则天期间出任宰相，叔父韦涉(696-760)都担任过吏部尚书一职，他的孙女则嫁给了宰相白敏中 (792-861)，从而使韦氏通过联姻成为中晚唐大诗人白居易的姻亲。

以上看得出一个横亘了一个半世纪顶层家族怎么通过婚姻结成政治同盟的。

两京走廊其他地区发掘的墓志（关中、河洛的郡县），50%以上人的墓志也很像两京那样，很多墓志的主人生前是国家精英，出自门阀大家的某一支。

几个显耀的北方门阀父子传承和墓志出土区域分析

上图是谭凯(Nicolas Tackett)整理的门阀各个偏房父子链，看得出连续6、7代的墓主人占据了大量高层职位。

两京走廊属于一个特别的地方，在洛阳发掘的墓志，墓志主人中40%是从宰相家族来的，唐代其他地方很少碰到这种情况。

从墓志铭数据分析也看的出，唐代的两京地区权贵集中程度。这里是天下的核心！

唐帝国的中心——长安

就像欧洲贵族通过婚姻结成更大网络。唐代的门阀一样通过婚姻在上层结构的各个角落埋下了无数个“种子”。一旦家族主干被打压了，营养就会顺着管道流向其他枝叶，保证了整个家族在历史长河中长盛不衰。

在《旧唐书》《新唐书》里，我们能知道一个人的籍贯或者背后的家族。但是我们很少知道一个人的夫人是出自什么家族，夫人家族的情况。这些信息都在墓志中显露出来了。谭凯(Nicolas Tackett)用墓志构建了一个世家大族的婚姻网络。

墓志有几个特殊地方:

第一它们会告诉你大家族之间婚姻联系。

知乎网友根据姻亲故交的关系整理的玄宗前期宰相的关系图

这里借用知乎网友的一张图，这个网友总结整理唐玄宗前期任用的宰相，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论。到杨国忠之前，所有的宰相都可以顺着姻亲关系、师生门第关系关联到玄宗在做临淄王时潜邸的好友姜姣。姜姣可谓是开元宰相的“伯乐”。

也就是说直到杨国忠担任宰相之前，唐玄宗前期宰相群体中的核心都是自己家的家臣！

第二墓志会告诉你，那个家族的基地在哪里。《旧唐书》《新唐书》，仅仅知道一个人姓李，他是赵郡人，但很可能他不住在赵郡，只是是他的祖先住在那边，那个人现在住其他的地方。很大可能就是两京或者两京走廊地区。

第三墓志会告诉精英阶层最后的归宿。

一个人不重要，一群人才重要。很多墓志的主人不曾在中央或地方任职。但是他们的姻亲、族亲在朝堂任职，他们亲朋的名字记入了《旧唐书》《新唐书》。这些墓志的主人是属于一个大的精英网络，只是这一代没有染指权力，但是下一代或下下代又活跃起来。

唐代两京这个庞大的姻亲网络，里面的大部分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主宰了200多年。

看《旧唐书》《新唐书》仅仅知道权力和地位最高的人，只有他们会有传记。

如果看《新唐书》世系表会发现很多地位不那么高的人，他们的亲戚是宰相，可是他们不是，他们和那些权力最高的人有关系，或者来自同一家族，或者有婚姻关系。

最后看挖掘出来的墓志，发现很多人虽然没有染指政治权力，但是这些人的一生也过得很精彩，或经商或从事文艺，寄情于山水。他们的下一代也在接受最好的教育。后来可能也会脱颖而出入仕从政。

唐代不是所有人有墓志，只有比较重要的人才有。因为需要一定财富才可以安排一个比较好的葬礼，其中包括墓志。目前出土的墓志来看，特别是两京地区的门阀后人们在唐代过的很不错，他们出将入相，家人子弟也把持了资源最多的岗位，影响了唐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风气。

唐代的两京，顶级门阀的聚集地

在社会网络中，所有人的关系也有价值，我们可以把这个叫做社会资本。社会资本非常重要。

虽然唐代的政治精英放弃老家的土地，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没有减弱，只要有他们的关系网存在，他们的地位是不需要担心的。

用墓志来分析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用处，就是可以更了解那个时代的政治权力传承的细节。用墓志数据来重建很多不一样的家族谱系。唐代很多家族从隋代北周时期就已经有人在最高层任官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八、九世纪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大部分都是从一个比较小的婚姻网络出来的。一部分家族特别有政治权力，他们是从隋代之前已经有政治权力。

科举制度虽然诞生但没有那么多平民染指国家最高层。
安史之乱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国内学者的观点是，安史之乱造成了两京河南河北地区的严重破坏。导致这一地区的门阀影响力也逐渐衰退，最终在唐宋之间趋于消亡。

虽然安史之乱对河北关中破坏很大，但是门阀大族有很多资源对冲这种影响。他们在乱世有更多的办法和资源保存自己的宗族。安史之乱后的史料，他们的社会地位还是很高。河北的清河崔氏还出了8个宰相，唐末还有跟着皇帝殉国的崔氏宰相。

安史之乱叛军攻克潼关，拿下长安、洛阳

安史之乱尽管肆虐了除了江南以外的半壁江山，造成了无数离乱。但是战乱平息后，很多家族又回到了两京。学者可能夸大了安史之乱的影响。

这符合人们的思维逻辑，大家觉得安史之乱后唐朝的一切都走下坡路了，但实际在河北淮西都是藩镇的局面下。唐中央很快通过税收、漕运的改革适应了战乱后的形势，朝廷掌握的资源还是非常雄厚的。

入仕中央还是顶级豪门的首选。

高层门阀大族也很快办法适应制度和经济的转变，继续在中央挥斥方遒。

安史之乱开始，虽然社会慢慢开始改变。但是门阀通过婚姻网络、老师推荐、依旧生产生产了唐代最核心的政治精英——宰相、尚书、节度使。

即使是科举制度在中晚唐继续发展，但是录取的比例还是偏向高门的。这些世族门阀又凭借自己的家学渊源，利用科举在中晚唐再次兴盛起来。

高门中有才学的新人通过科举走向仕途不在少数。

与此同时受到上一代庇护的二代官僚大部分是从门阀的婚姻、故交、好友、师生关系中获得仕途上升的助力。这就是为什么门阀大族在安史之乱之后还在。虽然制度改变，但没有影响那些大族，他们很快适应制度新情况。

中晚唐的高门依旧生活的非常幸福，直到那个叫黄巢的人出现。

黄巢，我来了！

公元880年(黄巢占领长安)后什么都改变了。再次展示前文的一张图片，在安史之乱之后墓志少了一点，之后很快回到安史之乱前的数量，可是880年之后快没有墓志了，墓志很少。

黄巢和安禄山不一样。安禄山的部队虽然有屠城，但主要是针对反抗史思明的河北河南郡县。安禄山本人是经历过几十年唐朝高层的官场的。而且他要当皇帝，还要做出礼贤下士，拉拢旧日勋贵的举动。

史思明残暴，但还是最大程度尊崇了汉地的礼仪规制。他们都是体制内的反叛者。

唐末农民起义，高门子弟的末日来了

而黄巢这个落第者的屠刀则是完全不讲道理的，他无差别的砍向所有阶层。这个时候聚族居住在两京的昔日权贵们可倒了大霉。黄巢大军人数众多，军纪又差。昔日嚣张跋扈的权贵成了农民起义军泄愤的工具。而且门阀经过几个世纪的积累，他们的财富、房产正好是起义军的军饷。

两京被杀成了一片血海！
身死族灭

如果有人有时间，这些大家族肯定会给去世的亲戚做一个比较漂亮的墓志，880年之后墓志没办法做了。因为很多家族成员的肉身被起义军撕碎了。

这些家族尽管有足够多的财富，但是这一次他们逃不出去。

农民起义军带着刻骨的仇恨，发泄到这批高门身上。此刻的他们没有南北朝时可以看家护院的家丁部曲，在乌泱泱的起义军面前，这批高门显贵毫无还手之力。

这期间富户的女孩因拒绝从贼而被刺杀，更多的女孩被玩弄后直接投入火中，无处逃生。“烟中大叫犹求救，梁上暴户己作灰。”

随着大屠杀的消息传遍全国，待在相对安全的东南地区的诗人罗隐也写道:“三秦流血已成川。”

重糟糕的是，逃离长安城变得越来越难。根据杜光庭的记载，当时的长安“自是陋束，内外阻绝。”

当时唐朝的司空图本从长安艰难逃离时，幸运得到了以前的家奴段章的帮助才跑出长安。

“广明庚子岁冬十二月，寇犯京......群盗继至。有拥戈拒门者，熟视良久，乃就持吾手曰:“某段章也。....顾怀优养之仁，今乃相遇，天也!......导至通衢，即别去。愚因此得自开远门宵通，至咸阳桥，......乃抵都县。”

高门子弟能逃出京城已经是奢望

当然乱世肯定还有门阀大族的后裔活着，不是所有人都死掉了。

但是两京化为灰土，唐王朝中央名存实亡，权力下放到了拥有军队的藩镇，还活着的人，现在没有社会资本，他们的社会网络都覆灭了，他们当初纵横江湖的关系网没了。

黄巢之乱之后的时代，墓志断崖式下跌。此时的诗里也描写了那个时代的混乱，到处都是流血和离别。

晚唐的特殊“哀怨”题材诗歌出现了，诗人韦庄就是写这类诗歌的翘楚。韦庄882年从长安逃出，最后落脚到相对安定的蜀地。经过了怎样的艰险我们很难考证，不过他的诗句：“天街踏尽公卿骨，府库烧为锦绣灰。甲第朱门无一半，乱世往后不如鸡”成了这段历史最好的文学注脚。

很多人死掉了，还活着的人所写的诗会说——我的朋友、我的至亲，我不知道谁活着，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

活着的人已丢了所有的社会关系，他们家族的荣耀将永远被黄土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