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哈马斯突然发难，一天内就密集发射了5000多枚火箭，还在多处越境攻击，不仅短暂占领了一些以色列边境村镇和派出所，还俘获了100多名以军官兵和平民。以色列毫无准备。这肯定是情报失败，但又不完全是。

以色列情报系统有传奇式的声誉，但这主要是以色列建国前后到60年代的光荣事迹。

犹太人是从19世纪末开始成规模回归巴勒斯坦的，但直到以色列在1948年建国，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一直是少数。

历史上犹太人就零星回到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城墙外的橄榄山上的墓地俯瞰耶路撒冷老城，是犹太人最神圣的墓地，耶路撒冷老城内的犹太区也是四大区之一，其他三区是天主教、穆斯林和亚美尼亚东正教的地盘。但巴勒斯坦路途遥远，有文献指出，在中世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不过百。

由于早起基督教义里加害于耶稣的叙事，欧洲犹太人长期受到迫害，经常流离辗转。犹太人在被罗马人驱离巴勒斯坦之后，除了周边地区，首先聚居在当时发达的罗马，然后转向伊比利亚。在摩尔人时代，犹太人的日子其实很好过，在穆斯林的摩尔人手下当二鬼子。但天主教在伊比利亚“再征服”后，犹太人日子难过，开始向尚且蛮荒的中欧逃难，以后继续辗转到了东欧。只有在地广人稀的东欧，犹太人才被容许拥有土地。

19世纪末，东欧爆发了反犹屠杀（pogrom），大批犹太农民被迫逃亡，《屋顶上的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说的就是这个时代。

与此同时，英国贵族和浪漫文人（如拜伦）出于救世主情节，鼓吹以基督教义为基础的犹太复国主义，因为圣经里说到犹太人回归第二圣殿是天堂大门开启的前奏。西欧的犹太富商（尤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开始赞助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出钱购置土地以安置犹太移民。

这些因素促成了早期欧洲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移民，史称阿利雅。

以色列国父大卫·本-古里安是波兰犹太人，1906年移民以色列。一战期间的《贝尔福宣言》承认了犹太人回归以色列的合法性，开启了又一波犹太人回归的高潮，这一波的主力来自东欧，果尔达·梅厄（乌克兰犹太人）、伊扎克·拉宾的父母（乌克兰犹太人）、阿里尔·沙龙的父母（白俄罗斯犹太人）都是这个时代移民以色列的。

在英国托管时代，犹太人有自己的定居点，但也大量与阿拉伯人混居。他们不管从语言还是生活习惯上，都与阿拉伯邻居无异，在把巴勒斯坦从英国人手里解放出来这一点上，他们甚至是共同的。但他们的心是向着犹太复国大业的。

在某种程度上，这有点像抗战和国共内战时代的地下党，在坚定的信念和生存的驱动下，把对手渗透得筛子一样。对于对手的基本情况和思维方式的熟悉则极大地加强了情报判读的准确性。

但这一波犹太人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就大体断线了。

1948年，世界上有两个民族大迁徙，一个是印巴分治后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大迁徙，另一个就是以色列建国后犹太人和穆斯林的大迁徙。印巴分治的苦果今天依在，以巴分治也是一样，加沙、约旦、南黎巴嫩最早的巴勒斯坦难民就是以巴分治中来到这里，而遍布西亚、中东到北非的犹太人则迁徙到新生的以色列，促成以色列建国后的第一次人口爆发性增长。

来自西亚、中东和北非的犹太移民和来自欧洲的犹太移民一起，占据了逃难的阿拉伯人的居所和田园，现在成为难解的死结。按照联合国决议和国际法，巴勒斯坦难民有权回到自己的家园。按照以色列法律，这些居所和家园被征用，而犹太人遗留在西亚、中东、北非的家园已经被当地人占有，所以是“对等置换”，不需归还。

这只是以巴之间诸多矛盾的一个，但矛盾的存在使得以巴族裔高度分割，跨族裔的交流和融合不再可能。

以色列建国以来，犹太人从寻求历史公正的一方变为施加现实中新的不公正的一方，在阿拉伯世界和更多地方激起强烈反对。以色列成为失去人心的一方，越来越缩入小院高墙，与目标环境越来越深地隔绝。

然而，优秀的间谍不仅需要出色的人品、才华和融入敌对环境的本事，还需要在长期逆境中坚持理想和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优裕而安逸的环境里滋生的反而是对弱势对手的不屑和隔膜。以色列更高的生活水平、长期和平和“永远胜利”正是有这样的问题。

几方面的因素造成摩萨德的情报获取和情报判读都成为雾里看花。摩萨德的声名依然显赫，但实际情报能力显然大不如前，否则以色列就不会在1973年赎罪日被差点打灭了香火。

不过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不能完全怪罪于情报失误。不管是巴巴罗萨、珍珠港、911还是赎罪日，情报局永远不缺各种线索，关键在于解读。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之前，以色列从政到军到民，都沉浸在1967年“六天战争”大胜的狂欢中，根本不认为阿拉伯军队胆敢再次进攻。

在军事上，巴列夫防线本来只是哨兵线，在自我陶醉中真的被当作固若金汤的防线了。以军在巴列夫防线后方建立了快反坦克旅，在反击埃军小分队渡河渗透中制定了行之有效的快反增援模式，一旦遇到大规模进攻，则在以空中优势将来犯坦克消灭在沙漠之中，后方增援过来的预备役师也将在摩萨德的足够预警中及时赶到，扫清战场。但由于根本没有料到埃军真的大举进攻，快反的坦克分队在整个运河前线到处突发的增援呼叫中零打碎敲地消耗掉，而空军则意外地被埃军防空导弹保护伞打得怀疑人生，巴列夫防线迅速瓦解。

戈兰高地则因为本来就是短兵相接，叙军坦克一下子就顶到以军脑门了，战斗也是异常艰难。

这是从战略到战术的全层次误判，情报误判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现在，以色列的传统头号敌人埃及已经铸剑为犁，叙利亚没有了埃及已经孤掌难鸣，真主党和哈马斯在历史上只能骚扰，但不能对以色列构成生存级的威胁，哈马斯火箭弹在2021年被“铁穹”大量拦截，更使得以色列产生强烈的安全感。

内坦尼亚胡是“安全内阁”，他的安全方针是把以色列的绝对安全建立在巴勒斯坦人的绝对不安全之上。内坦尼亚胡本来就是右翼，现在必须与极右翼合作才能执政。极右翼的伊塔马尔·本-格维尔更加极端，公开宣扬“我们的生命比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更加重要”。他倒不是生来就是极端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其实是在世俗犹太人家庭长大，16岁后才成为虔诚的犹太教徒，以后走向原教旨主义，有可能是皈依者狂热。为了实施他的极端犹太复国主义理念，他要求成立独立于以色列国防军和警察的国民警卫队，用于国内镇暴等内卫作战，并得到内坦尼亚胡的支持和批准。

但不管是内坦尼亚胡还是格维尔，安全挑战主要来自于境内的阿拉伯人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而不是境外的哈马斯和真主党。在他们看来，哈马斯和真主党已经是拔掉牙齿的狼，不说不敢打，至少成不了事，尤其是在以色列有了“铁穹”这样的防火箭弹利器之后。

以色列建国时，大量阿拉伯人并没有逃走，他们被赋予以色列国籍。他们的后代现有210万，构成以色列人口的21%，但出生率却高于犹太人。假以时日，以色列可能成为阿拉伯人占多数的国家。以色列阿拉伯人也明显同情他们的巴勒斯坦邻居。

约旦河西岸则复杂得多。以色列控制区域是连贯的，但巴解控制区域星星点点分布在以色列控制区域之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需要通过以军哨卡。犹太人定居点还在不断蚕食巴勒斯坦人的区域，约旦河水的分配也高度偏向犹太人。

巴勒斯坦人的不时暴动很自然。警察压不住，国防军不宜用于国内镇暴，格维尔要求组建国民警卫队的想法并不出格。这才是以色列的头号安全威胁。

直到10月7日。

哈马斯重新证明了战斗力，而且以以色列大吃一惊为开场。时间上恰好在1973年10月6日赎罪日战争50周年的后一天。

与赎罪日战争一样，以色列的情报失败不完全是情报失败，更是政治判断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