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迷魂案 (上)

一、飞来横祸

1950年早春。广州市。

其时的羊城划分为二十八个区，其中城区二十个、水上区一个、郊区七个。二十个城区中的长寿区有条七星巷，不长，不过三四十家住户，却很有名，因为那里有一家“雄宇骨科诊所”。该诊所由留德医学博士凌雄宇创办，因医术精湛且服务周到，渐渐在广州乃至广东全省打响了招牌。当时的广州市民说起七星巷，真个是无人不知。抗战时期，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常来广州，闻听凌雄宇之名，曾派人将凌雄宇接往下榻的公馆为其治疗膝关节，据说疗效很好。本案发生这年，凌雄宇正好六十挂零。

这天是2月24日，年初八。诊所按惯例是过了初十才上班，凌雄宇新年头七天迎客访友忙碌下来，这天方有些空闲，上午睡到九点多才起来，洗漱后吃了早点，信步出门，想去附近溜达溜达。刚到巷口，迎面来了三个少女，一齐朝他鞠躬：“凌伯新年快乐！”

凌雄宇定睛一看，原来是女儿凌兰馨的同学，这才想起女儿昨晚说过，明天有同学来做客，她要请她们吃午餐，然后出门玩耍。如此，凌雄宇只好取消散步，领着三位小客人回家。凌家常年雇着一个女佣，能烧家常菜，凌雄宇的妻子也有一手不错的厨艺，可是，女儿昨晚却点名老爸届时上厨烧两道拿手菜肴。凌雄宇有二子一女，凌兰馨的两个哥哥都已出道，一个子承父业也做了骨科医生，是博济医院的骨干；另一个喜欢化学，是药厂工程师。两个儿子都已成家，另有住所，七星巷家里就住着凌兰馨一个女儿。凌兰馨这年十七岁，从小立志长大后做一名医生，不料去年中考时大意失手，以三分之差与心仪的高中擦肩而过，遂进了一家私立补习学校，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上复读班。此刻登门的这三个少女，就是凌兰馨在补习学校的同学。

那时候没有电视，更没有互联网和电子游戏，午餐后，四个少女商议去看电影。临出门时，凌雄宇夫妇特地关照她们，看完电影仍到七星巷这边来，吃了晚饭再回去。她们出门后，凌雄宇这才有了空闲，于是便外出溜达了一个多小时。回家后觉得有些疲乏，便倚在沙发上小憩。他觉得才迷糊了片刻，醒来一看却已是下午五点。他从楼上来到客厅时，几个少女也回来了，她们一进门就问：“兰馨呢？”

凌雄宇夫妇自是吃惊：“不是和你们一起去看电影了吗？”

三个少女一起点头，接着又一起摇头，脸上露出惊奇的神情。凌雄宇夫妇连忙问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三位你一言她一语，凌雄宇夫妇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情况——

凌兰馨等四少女去的是离家一里多的福寿路“幸福电影院”，那里正在上映《再见，我的1948》。这是一部反映1948年北平市的一群学生从国民党枪械修理厂智取武器支援地下党的故事片，很适合凌兰馨这样年龄段的学生观看。当时已是下午两点多，下午的头一场电影快结束了。她们先去买了四张票，每人一张。凌兰馨想起应该买些零食，就说去附近的“荣大成茶食店”看看。她离开后，第一场电影结束，观众蜂拥退场，人流把在原地等候的三个少女冲散了。好在手里都有电影票，三个少女各自进场，很快就在电影院里面会合了，却没看见凌兰馨。几个女孩儿寻思，凌兰馨买了零食回来找不到她们，也会像她们一样自己进场，可是一直等到灯光熄灭电影开始放映也没看到她。三个少女估计凌兰馨可能是进场迟了，找不到座位，就在另外的空位上坐了。想起凌兰馨买了零食，不禁有一种要流口水的感觉，好在电影情节很吸引人，她们的注意力很快就转移到电影上了。

电影放完，灯光亮起，三个少女四下寻找凌兰馨，边找边喊她的名字，却没有回应，只得随着人流退场。在电影院门前的空场上又等候了片刻，仍然不见凌兰馨的影子。处于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儿，没有社会经验，考虑问题喜欢按照自己的思维轨迹运行，她们议论下来，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凌兰馨其实并没进电影院，可能家里有急事，买零食的时候被家人叫回去了；另一种可能是她买好零食进了电影院，不过是坐在其他座位上，看完电影后出去等她们，可这时三个女孩儿尚在电影院里寻找，还没出来。凌兰馨大概以为她们已经先去七星巷她家了，所以她也就回家了。

可是，三个少女到了七星巷，却发现凌兰馨根本没回来过，不禁愣在原地。凌雄宇夫妇的反应就不只是呆愣了，而是大惊失色：女儿去哪里了呢？！

凌雄宇最先回过神来，说了声“快去找”就冲出屋门。要说他的思路绝对正确，不往其他地方去，直奔“荣大成茶食店”。到得茶食店一问，人家说白天并无如他所说的那么一个小姑娘来买过茶食。这下，凌雄宇着急了。很快，其妻和三个少女也都气喘吁吁地赶到了。茶食店有店员认出来人乃是骨科名医凌雄宇，立刻去后院的工场告知正在忙碌的老板。老板听了经过，给凌雄宇出了一个主意——既然小姑娘说要来这里买零食，那她肯定是要从电影院往茶食店的方向走的，这段路不过一箭之距，一个十七岁的姑娘当然不可能平白无故不见了。老板建议凌雄宇顺着这段路来回走两圈，向沿途商家、小贩、住户打听，这段路比较热闹，大白天如果发生不寻常的情况，那肯定会被人注意到。

凌雄宇觉得言之有理，遂朝妻子和三个少女一挥手，说我们分两拨，沿马路两边一家家问过去。

这时路灯已经亮了，多数店铺已关门打烊，沿街叫卖的小贩也大多回家了，但凌雄宇等人还是一家家挨门挨户地叩门，甚至遇到叫花子也驻步询问。可令人失望的是，竟然没有人留意过有这么一个小姑娘经过。

无奈之下，凌雄宇只得向派出所求援。当时广州解放不过四个月零十天，社会治安相当混乱，敌特、土匪以及各种刑事犯罪活动数不胜数，可想而知公安方面是何等忙碌。凌雄宇夫妇以及三个少女赶到派出所时，那里只有一个年近六旬的留用警察在看家。老警察当然认识凌雄宇，对他很是客气。不过听他说了来意，却表示无能为力，别说所里只有他一个老头儿了，就是人多也无法提供帮助，因为派出所受理报案是有规定的，这规定是上级制定的，不符合立案标准的就没法受理。比如眼下这事儿暂时就无法立案，因为从凌兰馨离开三个女同学到现在，不过一个下午的时间，还不能肯定她失踪了。而且，即使真的失踪了，也不能确定究竟是她自个儿有意出走呢，还是被他人胁迫。这老警察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一本厚册子，那是省公安厅发给全省每个派出所的铅印文件，里面对各种治安情况及处置方式都有规定。凌雄宇一看，关于人员失踪的处置方式，果然如老警察所说。他不免对这种规定颇有微词。老警察显然也看出了他的不满，给他出主意说，碰上这种情况，最好是发动所有的亲朋好友四处寻找，凡是小姑娘有可能去的地方都要一一打听到，这些方法都用过了还不见人，派出所才好介入。

凌雄宇夫妇也只得如此了。那三个少女要留下一起寻找，凌雄宇让她们回去，说再不回家你们的父母都要着急了。不过，这三个少女的家长都非常识大体，听女儿回家一说，不约而同叫了若干热心朋友赶到七星巷凌家帮忙。不久，凌雄宇的两个儿子得到消息后也带了几个好友过来，另外还有十几个亲戚，七星巷则是全巷家家户户出动，每家少则一人，多则三四位甚至全家上阵。这些人加在一起上百，可分头寻找了一夜，依然毫无收获！

次日清晨，筋疲力尽的各路人员返回七星巷，都是满脸的沮丧和焦虑。留守家里照顾高血压症发作的婆婆的凌兰馨的两个嫂子，忙着和女佣一起准备早餐。就在这时，前面诊所的电话机忽然铃声大作，凌雄宇接听之下，又惊又喜。电话是“瑞祥旅馆”打来的，说有一个自称凌兰馨的姑娘在他们那里，说是凌医生的女儿，可能出了点儿事，请凌医生给孩子带上衣服速去旅馆。凌雄宇忙不迭地让妻子、儿媳妇准备衣服的同时，七星巷这边众人对这个电话传递过来的信息进行了分析——首先是凌兰馨有了下落，听上去应该还算平安，这是好事儿；不过，一个姑娘家贸然入住旅馆，而且彻夜不归，还要凌医生给带上衣物，那恐怕就不怎么乐观了。

凌雄宇和儿子、儿媳妇带着衣服赶到“瑞祥旅馆”，出乎意料的是，派出所的两个警察已经先一步过来了。看到警察，凌雄宇暗道不妙。原来警方不肯受理案子，那是因为没达到立案标准，这会儿警察不请自到，那只有一个原因——在他们看来，这已经算案子了。果然，警察问明他们的身份后，说凌兰馨此刻在楼上5号房间的床上躺着，因为她的衣服已经失窃。警察只允许她的嫂子进屋，把衣服送进去立刻退出，目前她的情绪很不稳定，所以什么也不要问。等她穿好衣服，所有人——包括旅馆方面的人一起去派出所。

凌兰馨穿好衣服刚下楼，还没跟父兄等人说上话，长寿分局的刑警也风风火火地赶来了。派出所民警把刑警引进一个空房间，向刑警介绍过情况，出来对凌雄宇说还是照前面说的办，大家先去派出所，回头分局的同志勘查完现场也会来所里。凌雄宇听说刑警还要勘查现场，心里又是一沉，看来他之前的预料没错，女儿真的是遭了大祸！

凌兰馨遇到了什么大祸呢？她告诉警察，昨天下午她和同学到了电影院门口，买了电影票后，想起应该买些零食，就让同学原地等候，她去附近的“荣大成茶食店”。穿过马路，往前走了不过二三十米，经过一条小巷口时，迎面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身穿有点儿陈旧的紫色绸缎面薄丝棉袄，黑色细灯芯绒裤子，头戴一顶米黄色卡其鸭舌帽，使人不得不注目的是，他的左前臂即肘弯至手掌部分打着石膏，只露出手指头，用一条白色棉布三角巾挂在脖颈上。那人见凌兰馨朝他注视，便微微一笑，驻步轻声问道：“小姐，我想打听一下，‘紫藤巷’在哪个方向？”

凌兰馨自小就在这一带生活，对附近的地理情况很是熟悉，可印象中并无“紫藤巷”，便摇头说：“附近没有‘紫藤巷’呀！”

“鸭舌帽”皱皱眉头，眼里掠过一丝失望的神色：“哦……可是，人家给我的地址就写着‘福寿路紫藤巷’嘛……要不，我看错了？”一边说，一边用右手从外套侧边的衣袋里掏出一个一折为三的牛皮纸信封，用只露出手指头的左手夹住了，试图抽取信封内的信纸，只是，这动作明显力不从心，左手瑟瑟抖得厉害。凌兰馨看着不忍，便说“我帮你看看”，说着接过信封，从里面抽出信纸，展开，然后……然后，她就迷糊了。

这种迷糊不是完全丧失意识，凌兰馨还能看见周围的景象，也能听见车来人往、小贩吆喝的声音，可是，她已经完全丧失了自我意识，更记不得自己是准备去“荣大成”买零食的，三个同学还在电影院门口等着她呢。她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鸭舌帽”身上，只想听从“鸭舌帽”发出的指令。于是，她就按照对方的指示（至于是怎么指示的，她已经想不起来了）随其而行，穿过那条巷子，来到巷口对面的“瑞祥旅馆”……

凌兰馨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清晨五时多。她发现自己赤身裸体躺在床上，头晕脑胀。对于一个年方十七的姑娘来说，面对这种情况，她根本不知道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反应。片刻，她才想起应该先穿上衣服，可四下一看，除了放在床边的内衣，其他衣物以及手表、项链、钢笔、钱包等随身物品都已不翼而飞。凌兰馨终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当下痛哭失声，哭得没有力气了，就呆呆地躺在床上。终于，外面走廊里传来旅馆女佣扫地的声音，她下床把房门开了一条缝，让女佣把老板叫来。

“瑞祥旅馆”的郭老板闻讯大惊，赶紧按照凌兰馨报出的号码给凌医生打电话。郭老板寻思，这是强奸抢劫案，传出去肯定会影响旅馆的生意。可转念一想，受害人是名医凌雄宇之女，这事儿说不准很快就会传遍全城，瞒是绝对瞒不住的。如果警方知道自己故意隐瞒，那就不是影响生意的事了。当下不敢迟缓，立即向长寿公安分局报案。

二、一个嫌疑人

这是一起恶性刑事案件，长寿分局随即立案侦查，由三名前往勘查现场的刑警彭友山、陈春钟、蓝邦坚组成专案组，彭友山任组长。彭友山是承德人氏，1945年承德解放时参加革命，成为承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的一名刑警，一年后加入中共。北平解放前，被抽调至工作组参加培训准备接管，后在北平市公安局从事便衣侦查工作。广州解放后，又调来羊城，在长寿分局担任刑警队副队长兼第三组组长。另二位专案组成员，陈春钟原是南昌市的高中学生，是地下共青团员，南昌解放后进公安局工作，广州解放后调来羊城充实公安队伍；另一位蓝邦坚则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做过十八年旧刑警，广州解放后，经甄别并无历史劣迹，遂准予留用。

之前三刑警在“瑞祥旅馆”进行现场勘查时，提取到了案犯的脚印、指纹，还在床单上发现了案犯遗留的精斑。不过，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人知晓什么DNA技术，所以这类痕迹对于此刻的侦查也没有用处。虽然提取到了清晰的脚印和指纹，可眼下对于专案组破案也只是起个辅助作用，要找到案犯，还得靠脚踏实地的调查。

现场勘查时，刑警已然向旅馆方面了解了“鸭舌帽”的情况。当时公安局已经制定了对住宿旅馆的规定，不管本地还是外埠人员住宿旅馆，都须出示工作证或者户口本，农村人员没有户口本的，则需村委会或者乡政府出具证明，没有证件或者证明的一律不准入住；管段派出所每周还会不定期地对各旅馆的住宿登记资料进行检查。“瑞祥旅馆”的登记资料上，“鸭舌帽”填写的姓名叫“叶志仁”，四十五岁，他是持台山县台城镇派出所的证明入住的，证明上说此人“系本镇居民，历史清白，前来广州治疗骨伤”。

专案组马上向台城镇派出所了解“叶志仁”的情况。广州距台城镇一百三十五公里，以当时的条件，刑警不可能赶去调查，只能打电话了解。电话也得层层转接，跟总机说好要接哪里，然后就挂上电话等着。至于需要等候多长时间，那要看线路忙不忙，不过，通常等候半小时已经算是快的了。刑警等了将近一小时，终于跟台城镇派出所通了电话，了解下来，得知该所并未出具过这样的证明。

旅馆方面还提供了另一个关于该嫌疑人的线索。“叶志仁”是2月22日下午入住的，出示那张派出所证明时，说他的胳膊是半个多月前不小心摔断的，台山当地的医院给他上了石膏。日前去医院复查照了张X光片子，发现折断处没有对准，医生说必须重新接骨再上石膏。他寻思当地医生的诊疗技术是不敢再领教了，就决定到广州来，找靠谱的医生解决这个问题。但被害人凌兰馨却回忆说，进了旅馆后，那案犯随手就把石膏从手臂上卸脱了。如此看来，“叶志仁”所谓到广州治疗的说法肯定有诈。不过，“叶志仁”跟旅馆厨师王师傅喝酒聊天时透露的一些信息则被刑警认为可能具有潜在价值。

“瑞祥旅馆”雇佣了一位王姓厨师，负责给旅馆老板以及账房伙计烹饪三餐，住店的旅客如果需要在旅馆搭伙的，王师傅也会准备。那个“叶志仁”就是在旅馆搭伙的，不过他对旅馆东伙的伙食似乎不感兴趣，要求王师傅为其加菜。头天晚上吃饭时，他去外面买了一瓶“白沙液”，可能一个人喝嫌寂寞，便邀请王师傅同饮。两人喝酒，自然要闲聊，王师傅寻思对方是台山来的，可能对广州不甚熟悉，便打算给他介绍羊城的情况。可谈话间却发现，“叶志仁”对羊城很熟悉，尤其是对六榕寺一带，其熟悉程度甚至会让人以为他在那里住过相当长的时间。

六榕寺是羊城一处历史悠久的名胜古迹，别说广东了，在全国都有知名度。所以，按理来说，“叶志仁”知道这个地方也并不稀奇。刑警感兴趣的是，此人不是跟王师傅说这座名刹本身，而是对六榕寺周边的路巷、店铺、大户人家都非常熟悉，甚至这里曾经发生过的如失火、兄弟反目拔刀相向、赌博耗尽家财合家自杀之类的民间轶事都能信手拈来，侃侃而谈。王师傅不过是去六榕寺逛过几次，走马观花而已，连六榕路的长度是多少也说不上来，原想蹭了人家的老酒有些不好意思，便介绍些当地情况供其出行参考，哪知反过来倒成了“叶志仁”的听众。

上述情况是刑警勘查现场时听王师傅说的，专案组认为，似乎可以从中觅得“叶志仁”的蛛丝马迹。彭友山就让蓝邦坚给“瑞祥旅馆”打电话作补充询问：“叶志仁”说话操何方口音？旅馆方面让跟“叶志仁”接触最多的王师傅接听电话，其回答是：肯定是广东人，但听其口音，却难以吃准究竟是哪个地区的粤语，广州以及周边一二百里的粤语词汇似乎都有。

专案组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作了分析，认为“叶志仁”具有以下特点：从其对广州市的熟悉程度和其口音来看，他可能是广州本地人。所谓胳膊骨折什么的，显然是伪装，但没负伤的胳膊上要打上从外表看极为逼真的石膏，那就并非外行能够做到的，所以，这人可能有过行医经历，或者跟骨科医生交往较深——否则，人家不会同意为其制造骨折假象。从“叶志仁”所操粤语较杂来判断，这人可能有过在广州及周边区域游荡生活的经历，其职业可能是游医、艺人等，但不会是工匠，因为其肤色在中年人中属于细白类型，且手指细长，手掌看似柔软，不像是体力劳动者 

专案组决定前往六榕寺周边打听“叶志仁”其人——当然，既然那张台山县台城镇派出所的证明是假的，那么“叶志仁”这个名字应该也是假的，此刻不过是作为案犯的一个代号罢了。六榕寺区域属于越秀区辖区，三刑警当即直奔越秀分局。

越秀分局刑警队的活儿并不比长寿分局轻松。彭友山三人过去时，只有两个刑警在值班，其余的都出去了，勘查现场、调查案件、追缉案犯，各司其职。专案组三人一听对方说的都是北方话，便知没有希望打听到什么信息了，那二位显然跟彭友山、陈春钟一样，是南下干部，对当地情况不会很熟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得找派出所去了。不过，他们的运气似乎还不错，刚说了来意，对方其中一位马上抓起电话机，要的是内部电话——刑警队的上级部门治安科，说刚才有位姓丁的老同志从我们这里去治安科了，还在吗？在的话，请他办完事到刑警队来一下。挂断电话，那刑警告诉彭友山等人，老丁是六榕街派出所的副所长，他对那一带的情况应该很熟悉。

片刻，老丁过来了。这人其实也就四十来岁，不过警察已经当了二十二年，而且一直在六榕街，对专案组而言，这份业务资历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老丁是中共地下党员，广州解放后留下来当了副所长。听刑警介绍了情况，老丁沉思了片刻才开腔：“你们说的那个嫌疑犯的特征，跟我们所管段里一个姓郎的男子好像对得上号。”

说起来，那个郎姓的男子还是老丁小时候的同学，比老丁大一岁，大名叫中后，连起来读就是“郎中后”。这名字起得有点儿别致，不过倒也符合实际情况，这人的父亲确实是个中医，而且是个传了三代的骨科中医。旧时中医称为“郎中”，老郎给儿子起名“郎中后”，想必是希望他子承父业，好把祖传医术传承下去。据说，郎中后小时候对接骨治伤之类有点儿兴趣，一有空闲就跟在老爸后面，偶尔还搭一把手。可惜到十六岁上，家里出了变故，那时郎中后还在念初二。有一天老郎被病家接到乡下出诊，治疗后接受人家的宴请，酒喝得过了量，被对方用小舟送回途中失足落水身亡。此后，郎中后就辍学了，家里把他送到老郎生前的老友、小有名气的粤剧丑生李尤道那里当徒弟。郎中后对演戏倒是情有独钟，尤其是丑角，自小就有天赋，上学时只要学校有文娱演出，必然有他的节目。不过，对于唱戏来说，十六岁方才入行正式拜师学艺，那就有点儿难了，丑生更是如此。须知演丑角并非仅仅会插科打诨便可，还需要一些武术的底子，比如有时需要饰演侏儒，那丑角演员就得满舞台走矮步，还要走得逼真，不能让台下观众发现破绽。这种底盘功夫，都是靠从小练习打的基础。郎中后十六岁入行已经晚了，加上他不肯加倍出力，即使有李尤道亲自执教，鞭子、板子挨了不少，也没有什么大成，最终只能到草台班子去混。

大约二十五六岁时，郎中后娶了个不明来历的女子为妻。成家后不再做戏子，而是跑了趟上海，待了半年，据说是学西医骨科去了。回来后自己开了家诊所，打出的牌子有点儿吓人，说是“留英本科，专治骨伤”。同行对此颇为不满，曾有人登门质问为何伪造履历。郎中后心平气和地向对方解释，说他的“留英”并非伪造，那“英”是上海英租界的简称，把对方气得干瞪眼。郎中后医术平平，但也确实治好过一些骨折病人，当然，治不好的也不少，所以他那家小诊所纠纷不断，还数次被人砸掉。不久抗战爆发，广州失陷，郎中后合家逃难去了北方，抗战胜利后返回羊城，但已是单身一人。他时不时还会在六榕街露面，从其穿着和气色判断，似乎混得不错，但没人知道他操何营生。此后有段时间郎中后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一直到广州解放前夕方才重新出现。

广州解放后这几个月里，老丁经常遇到这位老同学。作为派出所民警，当然要问问郎中后靠什么谋生。朗说自己目前正在做生意，介绍中西药及医疗器械买卖之类。由于郎中后没有参加过反动党政军警宪特、反动会道门的记录，也未听说与什么刑事案子有涉，所以警方对他也没什么兴趣。

刑警听老丁如此这般介绍后，觉得这个郎中后有些可疑，因为他具备专案组之前分析的案犯“可能当过艺人、有过行医经历”等特征，年龄也相符，遂决定对其进行外围调查。彭友山三人稍一商量，接受老刑警蓝邦坚的建议，先弄张郎的照片去找“瑞祥旅馆”方面辨认一下，看是不是跟案犯相似，这样做既便捷，又不至于打草惊蛇。于是，他们就跟着老丁去了派出所，那里有国民党统治时期留下的底卡档案，内有照片。慎重起见，刑警一共提取了跟郎中后年龄相仿的七名男性居民的照片，混在一起，让“瑞祥旅馆”的厨子王师傅等人辨认。

旅馆方面一共有四人见过那个持假证明住店的特殊旅客“叶志仁”，辨认下来的结果，账房金先生、茶房小王和女佣张嫂都认定郎中后就是“叶志仁”，可厨子王师傅仔细看过之后，却说“不像”。尽管从人数上来说，辨认结果是三比一，王师傅是少数，但他却是跟“叶志仁”交道打得最多且一起喝过老酒侃过大山的人，所以刑警对于他的说法自是特别重视。讨论下来，决定让受害人凌兰馨辨认。

凌兰馨辨认的结果也是否定的。

尽管如此，专案组还是认为有必要调查一下郎中后是否有作案时间。一番调查下来，最终确认郎并无作案时间。案发前后三天，他在郊区一个复姓司马的朋友家，该朋友的儿子娶妻，邀郎相帮，出任总管，负责一应大大小小的事务，忙得脚不沾地，根本没有时间往外面跑。

如此，郎中后的作案嫌疑就给排除了。

三、连续发案

2月26日上午，专案组正准备重新分析案情寻找侦查方向时，传来一个消息：太平区“黄仁泰旅社”发生一起类似的案件！

该案的受害人名叫袁美雯，是个二十八岁的青年女子。此女系江门人氏，其祖父当过清廷的武备道，大致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员，算得上是高干了；其父亦曾中过秀才，可惜1906年清廷废除科举，否则一路举人、进士考上去，说不定官做得比老子还大。辛亥革命后，袁家败落，到1930年袁美雯八岁时，几近家破人亡，她是靠母亲替人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做杂工拉扯大的。袁美雯的母亲是其已故老爸的姨太太，出身不详，但长相俏丽是亲友邻里一致公认的，袁美雯的模样跟其生母惟妙惟肖，也是当地出名的美女。因此，在十一岁上母亲患病实在无法抚养她时，就不得不将其送进戏班子学艺。学了五年，登台即一炮打响，不过其母此时已经去世了。

袁美雯红得很快，眼看就可以跻身当时的粤剧明星行列，可是她拒绝了地方恶霸的“捧场”——就是“接受赴宴邀请、收受贵重礼物、然后上床”的潜规则，于是麻烦就来了。好在有人悄悄给她送了信，她得以在恶霸的家丁赶到之前潜逃。家丁们当然不是吃素的，这些地头蛇当即循踪追赶，还真给他们追上了。动手劫人之际，被一个正好经过的国民党军官撞见，当即鸣枪制止，命卫士上前查问是怎么回事。听了袁美雯的哭诉，军官撵走了家丁，说你不要干这一行了，我给你介绍一份工作，去团部卫生所当看护吧。袁美雯正在走投无路之际，自是求之不得，遂跟着军官到了广州。路上知道，这个国民党军官叫熊兴晖，是个营长。两年后，袁美雯成为熊营长的妻子。

结婚后，袁美雯不再当看护，而是做起了全职太太，过着一份比较舒适的日子。不过好景不长，1940年，已经沦为汉奸的丈夫在与游击队作战时中弹身亡，她由全职太太变成了寡妇。守寡至1946年初，她又成了以前在军队当看护时认识的医官钱某的小妾，当时钱某已经不做军医了，而是国民党政府部门的一个处长。钱处长利用接收的便利，搞了一套“敌产房”作为金屋藏娇之所。这样过了一年多，钱处长突然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是死是活。钱在广州另有明媒正娶的家室，袁美雯是正室与其子女均不认可的小妾，自然连出面打听钱处长消息的资格都没有。幸好钱处长当初金屋藏娇时给她弄了这么一套房子，平时按月给她生活费，时不时还赠送些首饰，所以她的生活还不至于成问题。广州解放后，袁美雯在一家私立医院谋得了一份护士工作，一周六天上班，一天休息。

昨天，即2月25日，正好是星期六。袁美雯很重视过周末，即使现在过单身日子也不肯委屈自己。傍晚下班后，她先去住所附近的一家小饭馆用了晚餐，然后去隔壁一个正在甩卖商品准备歇业回国的英国人开的商行转了转，买了两罐咖啡、一盒方糖。拎着往回走经过“南国大戏院”的时候，一眼看见了京剧名角周信芳出演《清风亭》的海报。袁美雯虽然早已离开舞台，但对戏剧还是一往情深，当即决定观看。可是，戏票已经售罄。失望之下，她只好站在售票口等退票。这天的运气似乎特别好，等候没多久，背后就传来一个清脆的童声：“小姐，要票吗？”她刚要回身，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儿已经蹿到面前，把手里的一张戏票朝她扬了扬，说是10排的，好位置！袁美雯大喜，当即决定买下来。原以为对方会加价，但那孩子却仅收了原价。

座位确实不错，10排1座，堪堪在场子的中轴线上，前后距离也适中，她感到很满意。坐下后没多久，戏就开演了。袁美雯有个特点，遇到她所喜欢的事儿，就会全神贯注心无旁骛，所以，即使在演出进行到一半幕间休息电灯大亮时，她也没留意两侧的2座、3座坐的是什么人。演出结束，观众们纷纷起身退场，她还坐在那里回味周信芳大师出神入化的技艺，直到右侧3座的那个男子站起来对她轻声说“小姐，劳驾您让一让”，她才有点儿回过神来。之所以说是“有点儿”，是因为这时10排的二十个座位只剩下她和该男子了，她也应该站起来退场了，可是她竟没有走，只是把放在膝盖上装着咖啡和方糖的纸袋拎在手里，侧过身子让对方通行。

事后想来，这个男子的举止一上来就显得可疑。他坐的位置是10排3座，此刻他要退场的话，应该往5座那个方向走，可是他却舍近求远，偏偏要从1座这边出去。但袁美雯根本没有留意到这一点，还真“让一让”了。这一让，她的魂就掉了——那个男子在侧身从她面前挤过的时候，肩上挂着的那个细帆布挎包的一侧微微蹭到了袁美雯的脸。袁美雯事后向刑警说，她好像那时脑子就迷糊了。前面凌兰馨的经历表明，迷糊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那个男子往过道方向走了三个座位后，忽然回头招呼袁美雯：“哎！你怎么还坐着不走啊？走，咱快回家……”他说话时的神情语气，宛如住在一个屋檐下的两口子，即使两侧过道正在退场的其他观众看见，也不会有人怀疑袁美雯此刻已经中了招。袁美雯呢，还真像该男子的“那口子”似的，听话地起身，随对方往过道挪步。到了过道，男子便挽着她的肘弯出了戏院。

刑警分析，案犯使用的是一种类似“拍花”的手段。对凌兰馨的作案手法跟“拍花”完全一致，把迷药置于信纸内，引受害人打开后，一瞬间就迷糊了。而对袁美雯的作案方法稍有不同，案犯是把迷药抹在那个细帆布挎包的表面，然后直接蹭在袁美雯的脸上。所以，袁美雯比凌兰馨迷糊的程度更严重。凌兰馨还记得她跟着案犯穿过小巷，进了一家旅馆，而袁美雯则是出了戏院后什么也记不得了。

案犯在当天晚上九点多把袁美雯带到“黄仁泰旅社”预先登记的房间，随即实施作案，然后于午夜时分以买夜宵为名溜出了旅馆。袁美雯则在一个多小时后完全恢复了神志，发现自己遭遇不测，随即让旅馆方面报警。

2月26日凌晨两点，太平分局刑警队接到“黄仁泰旅社”的报案电话。当晚值班的是指导员老封，这人的特点是沉默寡言，但喜欢琢磨。他之前已经从市局每天印发的《敌情通报》上知道了长寿区前天发生的那起迷奸抢劫案，此刻一听电话中所说的跟“瑞祥”的那起如出一辙，自是重视，当即亲率刑警前往“黄仁泰”勘查。

袁美雯遭到迷奸之后，昏昏沉沉睡了过去。如果不是正好有一辆晃着铃铛的救火车（当时消防车的警铃是手动操作）疾驰而过，或许她会一觉睡到天明。袁美雯完全清醒后，一检查，失身自不待说，还失财——白金项链、黄金手链、钻石戒指、手表、钱包自是在劫难逃，连羊毛衫、羊毛裤也不翼而飞，由于外套是已经穿旧了的卡其布料，没被案犯看上，得以幸免。

“黄仁泰旅社”的一个伙计告诉警方，案犯离开时，他正在柜台后犯迷糊，被案犯唤醒为其开门。对方身穿长及膝盖的黑色卡其风衣，似是觉得寒冷，双手紧抱在胸前——刑警认为案犯是用这个动作掩护他抢来的衣物。因为案犯说他要去外面买夜宵，店伙计没敢再瞌睡，一直等着，哪知这厮没回来，倒是等来了受害人袁美雯的惊呼。

刑警在查阅“黄仁泰旅社”的旅客登记簿时，不得不用“胆大妄为”四字来形容案犯。因为案犯使用的还是“叶志仁”这个名字，用来登记住宿的还是那张伪造的台山县台城镇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所不同的是，他胳膊上的石膏已经去除，他对店伙计的解释是骨伤已基本恢复，再观察一段时间就可以回家了。

 

“叶志仁”是2月25日上午十点登记入住“黄仁泰”的，说是住两天，预付了两天住宿费。刑警把从现场提取到的指纹送市局技术室鉴定，得到的结论是：与之前“瑞祥旅馆”迷奸抢劫案的作案者系同一人。

三天内连续发生两起迷奸抢劫案，太平分局当即向市局汇报。市局研究决定，“瑞祥”、“黄仁泰”二案并侦，由长寿、太平两个分局抽调刑警组建联合专案组进行侦查，仍由彭友山担任专案组长。太平分局派来的刑警谢毕生、甄路随即向彭友山报到，新的专案组马上讨论案情，研究应该如何寻找侦破二案的线索。

有人提出对赃物和住宿两个方面进行布控。赃物布控的理由众所周知，住宿方面布控的理由是，案犯已经尝到了两次甜头，没准儿还会第三次使用那纸假证明登记入住其他旅馆，因此有必要由市局治安处出面，急令各派出所对管段内的旅馆进行布控。这一提议立刻被采纳。不过，彭友山对住宿布控并未抱多大希望，案犯作案手段老练，他会两次使用那纸假证明，却不会再用第三次。

继续往下讨论，又有刑警提出一个疑问。袁美雯获得的那张戏票是一个少年退给她的，其时售票窗口的票已售罄，袁美雯正失望之际，突然就冒出个少年把票让给她，这是否有些突兀？很可能案犯事先已经买好了两张戏票，其中一张是专门为作案对象准备的。但买票时他尚未选定作案对象，因为他的作案对象须具备“财”、“色”两点，既要年轻貌美，穿戴也要上档次。由此判断，他应该早已守候在戏院门口，四处转悠物色作案对象，注意到袁美雯后，就地找了个少年，让他帮忙把戏票卖给袁美雯，自然会给少年些许好处。那么，如果找到这个少年，会不会顺藤摸瓜查摸到“叶志仁”的线索呢？众人讨论下来，都认为可以一试。

对于警方来说，要寻找一个在戏院、电影院、溜冰场等公共场所门口玩耍的少年，是一桩很容易的事儿。那个年代并无如今那么多消磨时间的方式，没有电视机，电脑互联网更是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东西，大多数老百姓家里连收音机都没有。孩子们除了玩泥巴、沙包或者捉迷藏、官兵捉强盗之类的游戏，就只有到戏院、电影院等娱乐场所门口去看热闹了。在每个公共场所门口玩耍的孩子基本是固定不变的，都是家住附近的那些小家伙。所以，只要找到他们中的一个，就好打听了。

当天下午三点多，专案组派出的两名刑警陈春钟、甄路通过管段派出所顺利找到了那个退票给袁美雯的少年。那少年不过十一岁，因为头发天生有点儿黄，绰号就叫“黄毛”。据“黄毛”说，那张戏票是一个“伯伯”让他卖给那个买不到票的阿姨的。卖票后，“伯伯”抽出一张一千元钞票给他作为酬劳（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为一百比一，下同）。那个“伯伯”还问了“黄毛”家住哪里，说以后可能还会叫他帮忙排队买戏票或者退票。二刑警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叮嘱“黄毛”此事必须严格保密，如果那人再来找他，立刻报告派出所。

陈春钟、甄路两人离开分局不过十来分钟，传来了“叶志仁”制造的第三起同类案件的消息。

这起案件发生于长寿区明复街上的“金雀咖啡馆”，受害者竟然有两人。一位叫易鸿莉，二十二岁，小学教师；一位叫纪佩兰，三十岁，银行职员，两人系姑嫂关系。易家老爷子易飞准曾是广州颇有名气的律师，抗战胜利后中风瘫痪，卧床不起。老爷子多年来收入颇丰，故易家家境富裕。易飞准生有二女一子，大女儿早已出嫁，儿子是机械工程师，九年前娶了纪佩兰。如今，小女儿易鸿莉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了，她本人倒似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父母兄嫂却在为其操心。这天是星期天，纪佩兰头天下午就打电话到易鸿莉供职的小学，请小姑子下午喝咖啡，聊聊找对象的事儿，她已经为其收罗了几个小伙子的照片，届时会一一介绍他们的情况。易鸿莉的反应不冷不热，答应赴约，不过要求把时间改一改，下午三点改到中午十二点，因为明天寒假就结束了，校长让全体教师下午两点到学校开会，这是必须参加的。

中午，易鸿莉准时赴约。这时，咖啡馆刚开门营业，这对姑嫂是第一拨客人。两人进到店堂深处，在位于角落隐蔽处的一个车厢式雅座落座，侍者送上咖啡和零食。因为小姑子还要去学校，时间有限，纪佩兰开门见山，立刻拿出四张男青年的照片，开始介绍各人的简况。才说了个开头，来了第二拨顾客，只有一位——案发后刑警从现场提取到了他的指纹，经鉴定，此人就是“叶志仁”。今天他又换了装束，西装革履、礼帽手杖，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俨然一副混得不错的富商或者高知阶层模样。他似乎看中了易、纪姑嫂对面的那副座头，走过来绕过隔断，才发现易、纪在座，马上转移到三座之隔的那个雅座去了，这给那对姑嫂留下了些许好印象。

侍者为“叶志仁”送上咖啡后，轻手轻脚地退回门口的服务台。“叶志仁”显然知道午后咖啡馆营业清淡时段不会很长，很快就会有新顾客进来，于是抓住机会立刻行动。他手里拿着一份折叠起的广州市地图，行至姑嫂所在座位，微微躬身，脸上挂着得体的微笑，彬彬有礼地说：“对不起，打扰您二位一下，我想去三元里，不知应该怎么走？”一边说，一边慢慢地打开地图，脚下却不动（估计是为防止目标反感），双手捧着朝纪佩兰面前送去。纪佩兰出身教授家庭，从事的又是银行工作，自有一份得体的社交礼仪，面对着这个虽说有些突如其来但应该还算是正常的情况，她不可能拒绝人家，下意识地低头去看地图。而另一位呢，也很热心，起身凑到嫂子近前一起看。

事后刑警勘查现场时，在地板上提取到少量白色粉末，这显然是从展开的地图上洒落下的。纪佩兰、易鸿莉的热心所导致的后果让两人终生难忘——她们佩戴的首饰、手表以及坤包里的钱包、钢笔（易鸿莉的包里有一支派克金笔）等都成了案犯的囊中之物，只是由于置身公共场所才免于失身。

案犯从进门到作案后离去，前后不过七八分钟，时间拿捏得很准，或者说运气不错——出门时，正好有两拨共五六个客人进来，其中一拨直接去了店堂深处那二位受害女子所在的角落，随即看到易、纪两人呆若木鸡地坐在那里，不言不语也不动弹，显得十分诡异。上前询问，发现二人已经神志模糊，知道可能发生了意外，随即报警。

贴主:wangguotong于2023_05_30 2:16:11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