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7月，杨振宁回到了自己阔别26年的祖国，此时他已经是誉满全球、荣获过诺贝尔奖的着名物理学家。

杨振宁之所以能回来，离不开4个月前中美关系因乒乓外交而解冻的大背景。这年4月，他从报纸上看到美国已经将中国从不可访问的国家的名单中移除了，就写信给国内的父亲杨武之，提出想抓住机会回国探亲。

杨武之收到信后非常高兴，立刻向统战部门做了汇报，并得到了“欢迎杨振宁回国”的答复。

这一年7月19日，杨振宁乘坐法航的班机回到了上海，接待他的是时任国家旅游游览事业管理总局副局长、国际旅行总社副经理岳岱衡。

杨振宁很快和自己的家人见了面，但这并不是他26年来第一次见到家人。在之前，他的家人曾三次获准去日内瓦和香港和他见面。

杨振宁回国当然不止探亲这么简单，回国后不久，他就向岳岱衡提交了一份自己想见的亲朋好友的名单，其中的第一名就是他的老同学、中国原子弹科学家邓稼先。这份名单很快被送到了周总理那里。

杨振宁和邓稼先两家属于世交，两人又在西南联大是同窗，后来先后去了美国留学。1950年，26岁的邓稼先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数天，就搭乘客轮踏上了回国的道路。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试爆成功的消息传到美国后，杨振宁一眼就在报纸上参与研发人员的名单中看到了邓稼先名字的音译。

在北京，杨振宁见到了邓稼先，问他在哪里工作，出于保密，邓稼先只是简单地回答他“在外地”。杨振宁离开北京前，邓稼先去机场送行，临别前杨振宁问道：“美国的报纸都在传说，是琼·希顿参与了中国的原子弹工作，是真的吗？”

邓稼先回答：“据我所知没有，我需要去证实一下才能给你答复。”

离开北京后，杨振宁去了山西大寨参观，巧合的是，他在这里竟然遇到了琼·希顿。

琼·希顿有一个被很多中国人熟知的名字——寒春，当年在二战中，她是费米的研究生和助手，和杨振宁师出同门，也是为数不多的参加过美国的曼哈顿计划的女科学家。1948年，寒春和未婚夫阳早一起来到了中国，此后一直在中国生活。美国报纸发挥自己的想象力，造谣说是在寒春的帮助下，中国才制造出了原子弹。

这次意料之外的重逢让两人都非常高兴，他们激动地回忆了当年在芝加哥一起读书的那段岁月。杨振宁再次向寒春提问，有没有参加中国的原子弹工作。得到的答复让他非常意外：49年后，寒春夫妇就开始从事奶牛养殖工作了。（寒春后来还成为了国务院农业机械部的顾问）

寒春说：“1945年，我被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爆炸的影像震惊到了，决定从此放弃核物理研究。”

杨振宁这次回家之旅的最后一站是上海，离开前，上海的领导在上海大厦为他设宴饯行。吃饭的时候，杨振宁收到了邓稼先的来信。邓稼先告诉杨振宁：经过证实，除了在59年前我们曾得到苏联专家极少的援助外，中国的原子弹工程没有任何外国人参与。

杨振宁看着这些文字，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以至于他不得不中途离席去洗手间整理仪容。他为什么会如此震动呢？杨振宁自己都没有答案，那是一种很复杂的感情，为祖国、为民族、为朋友……

他就这样怀着这种复杂的感情去了美国，他知道自己一定还会再回来的。

杨振宁面见毛主席：我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让中美两国的关系更加缓和，这年6月，杨振宁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回国之旅。

这次回国，杨振宁明显熟悉了很多，大家对他也熟悉很多，周总理在接见杨振宁时表示，希望他能多对国内的教育科研工作提提意见。

杨振宁坦率地指出：

中国在教育科研中重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好的。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条件下，这也是必需的。但是目前中国不重视基础教学和理论研究，这是目光短浅的表现，应引起重视。

他的话和周培源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周培源，曾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北大校长、国家科协主席），周培源趁机发表了一篇自己的迟迟未能面世的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他犀利地指出：

“现在理科教育革命中有一种倾向是‘理向工靠’，这是葬送理科。现在不研究基础理论，这是目光短浅。有些理论目前看来用不上，但从长远来看都有用。”

周总理原本想把这篇文章发表到《人民日报》上，但无奈主管宣传工作的张春桥不同意，总理只好把它批给《光明日报》。文章发表后，张春桥立刻就对《光明日报》展开了批判，说这篇文章是在搞“教育复辟”。

1973年5月，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病逝，杨振宁临时回国，参加了父亲的葬礼。两个月后，他再次回国，不同的是，这次回国有他的夫人杜致礼陪同。之前三次回国，杜致礼都因为要照顾小孩，未能和丈夫同行。

这次回国后，接待人员特意询问杨振宁想见谁，想去哪些单位？杨振宁脱口而出说自己想见毛主席。对方沉默以对，不置可否，杨振宁还以为自己说话唐突了，没想到几天后他就接到了通知，让他去中南海泳游池见毛主席。

这次和毛主席见面，两人谈话谈了一个半小时，内容从物理到哲学，从古今到中外，氛围非常愉悦。临别前，杨振宁动容地说：“我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笑着说：“你不要讲，这句话不对，不科学。”

一天后的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了杨振宁夫妇和杜聿明夫妇，在这次宴会上，杨振宁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和张春桥。

小平同志的精干和敏锐给杨振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杨振宁后来回忆，两个月前，周总理已经被查出了罹患膀胱癌，而小平同志则刚刚复出，周总理安排特意安排小平同志参加这次见面，是想把国家和海外华人科学家接触的事情交接小平同志。

这次宴会并非一帆风顺，席间，杨振宁能明显感觉到旁边的张春桥对自己有敌意，答案显而易见，是周培源先生的那篇文章得罪了他。

服务员上了一道辣菜后，杨振宁说：“从前只知道湘菜和川菜辣，不知道别的地方的菜也这么辣。”

这本是一句很平常的话，张春桥却抓住不放，说：“杨博士，没想到你也有不知道的事情，看来你还是得多多学习。”此话敌意十足，老实的杨振宁有些尴尬，不知道如何反驳。

一旁的杜致礼决定为丈夫打抱不平，她找机会问了张春桥一个问题，张春桥说自己不知道。杜致礼立刻笑道：“张先生，你也得多多学习。”

江青在北海公园宴请杨振宁：杨教授，你不知道我小时候多苦

1974年6月，杨振宁第五次踏上了回国访问的旅途。可惜的是，此时的周总理已经因病情严重住进了解放军305医院，他再也不能接见杨振宁了。

回国后不久，江青就代表中央在北海公园的仿膳饭庄设宴接待了杨振宁，当时江青坐在一张很大的椅子上，杨振宁被安排到了她的正对面，两侧分别是陈锡联、纪登奎、乔冠华、钱学森、章含之、唐闻生、王海容等人，这种布局俨然一副江青是女主人的样子。

杨振宁对江青没有什么好印象，觉得她举手投足之间做作得厉害，一副急于树立自己形象的样子。她对杨振宁说：“杨教授，你不知道我小时候有多苦，所以今天在北海我要养鱼。你不要以为我常来这里吃饭，我也是第一次。”

杨振宁一听就觉得她在信口开河。

从71年起，北海公园就不再对外开放了，因为江青非常喜欢这里，也常来这里。据曾任北海公园管理处主任的马文贵回忆：江青也老来北海仿膳吃饭，一次由于时间仓促，她喜爱的宫廷冷点豌豆黄没有来得及做。江青当场并没有流露出任何不悦。

晚上开会时，她遇到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便抱怨没有在仿膳饭庄吃到豌豆黄，要求吴德再请她吃一次。

事后，吴德只好让秘书给马文贵打电话，要他在仿膳安排一顿饭，要有豌豆黄。江青还常常在这里骑马、游玩、摘苹果，她怎么可能是第一次在这里吃饭？

这次宴会之前的几次一样，都登上了《人民日报》。回到美国后，美国的记者对江青非常感兴趣，不断向杨振宁提问关于江青的情况，杨振宁虽然对她印象不好，但也不能讲她不好，只是简单地评价道：“她是个很好的hostess（女主人）。”

第六次回国，意外促成华国锋和叶剑英联手

1975年，杨振宁因为要在欧洲授课，所以没有腾出时间回国。76年4月，杨振宁第六次回国，到上海后，负责接待他的是王洪文。

此时的周总理已经病逝，小平同志也正在经历他“三落三起”中的第三落。

那天晚上八点，电台播报了小平同志被撤销职务的决定。听完广播后，王洪文等人非常得意，给杨振宁讲了很多国内的局势，徐景贤则大谈“批邓”，并给杨振宁送来了很多“批邓”的文件让他带走，杨振宁婉拒道：“我的箱子满了，已经装不下了。”

来到北京后，杨振宁先去拜访了邓颖超。按照之前定下的日程安排，接下来应该由分管科教的副总理华国锋接见杨振宁，但此时的华国锋已经升任国务院总理，按照常规，国务院总理接待的应该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一级的人物，而杨振宁二者都不是。但华国锋又不想让张春桥见杨振宁，因此还是决定见杨一面。

当时担任中调部副部长的熊向晖负责协助华国锋完成此事，华国锋问熊向晖，杨振宁和谁比较熟悉，熊向晖回答：周培源、乔冠华、吴有训……华国锋便点名让这些陪同。

这是杨振宁第一次见到华国锋，在近两个小时的谈话中，华国锋和杨振宁谈了很多美国学术界，尤其是华人科学家对新中国的看法，接触下来，杨振宁感觉华国锋确实是一个忠厚能干的人。

杨振宁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这次谈话会促成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联手。据熊向晖的女儿熊蕾后来回忆，由于华国锋在这次谈话中只字未提“批邓”，熊向晖对他的感觉非常好，不久他去西山看叶剑英，便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叶，并提出希望叶帅能见华国锋一面。

叶帅听后沉思了一会儿说：“这个人是含而不露。”并表示自己会安排和华国锋见面。

杨振宁离开后不久，在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联手下，“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后来杨振宁回忆：“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们的这次见面有这么大的意义，直到看了熊蕾的文章，才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