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字雨农。在今天的教科书或者说历史人物定义上，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面人物，“中国希姆莱”“屠夫”“革命者的刽子手”等贬义称谓。
但我们如果抛却曾经历史上的意识形态纷争，仅就职业属性和其国家独立精神而言，我们必须得客观的承认，其曾是一位不世出的间谍大师（管理大师），和一位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国民党将领。须知，在全面抗战未爆发之时，他就是国民党高官中，坚持必须铁血抗战的少数人之一，并且亲力亲为，在抗战爆发后，亲赴一线，布置了以后令日伪头疼不已的“刺客棋子”。
而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抗战过程中，他也并未全部待在重庆这个大后方，也是亲自赴东南敌后各省，亲自考察和组织了一系列的情报战。
不像现在的影视节目，蒋介石称呼戴笠“戴局长、雨农”什幺的。历史上蒋介石称呼戴笠多为“戴科长”。别看这个称呼似乎很官方，嫌有疏远之意，但其中透露出两人的关系非比一般。这个称呼可追溯至戴笠曾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时的职务。蒋介石的用人亲密程度，其实从称谓可窥，或称官衔，或称别号，或称兄道弟，因人因时不同，皆有一定之规。对陈诚、薛岳等人，直呼其字，称辞修、伯陵；对何应钦、李宗仁等人，则在字后面加“兄”字，称敬之兄、德邻兄；对李济深、程潜等人，在字后有“先生”二字，称任潮先生、颂云先生；对白崇禧、刘斐，直呼其职衔，称白副总长、刘次长；对胡宗南，则称宗南弟。
1938年底，戴笠秘密游走于浙赣皖各地，侦察情报。他发现沿途有不少我军碉堡，一旦碉堡被敌军占为据点，为其利用，势必使我军难于攻击。便连日电报蒋介石，建议拆除各地碉堡。道经江西上饶，戴笠看见当地警察由各乡征集壮丁从军，壮丁们全部被绳索捆绑着。戴笠展开调查后发现，各县征集壮丁均是如此。他认为这样的征募方式，不仅“不能为抗敌之用”，而且“影响政治实大”，立即向身处汉口的蒋介石发出急电，汇报情况。
1939年10月，戴笠行至贵州镇远，来到第二俘虏收容所考察。收容所内有俘虏130余人，其中有1名俄国人，5名中国人，其余都是日本人。戴笠发现，5名中国人都是哑子，据传是被敌打毒 针所致。戴笠又电告蒋：“应饬令军政部之卫生署及司法行政部之法医研究所共同研究，并聘请中外医药专家详细检验。如果敌用毒针残害我同胞，实为国际宣传之大好材料也。”继提出收容所环境不善，难以转变俘虏思想：“被服极其缺乏，破军毯旧军服污秽不堪，室内又颇凌乱。虽有自治会之组织，毫无实际表现，各俘虏大都以麻雀围棋为消遣，殊缺妥善之管教，不仅不能转变其思想，且将对我益形轻视也。”
戴笠的工作作风，以今天的术语来说，执行力超强。无论身在何处，戴笠对军统局各路人马的指令，对各地行政、军事长官，或是联络或是预警的密电，一刻不停。他的密台跟在其后，从不离身。一旦有事，或者对于实时计划的变更，情报的送达，他的指令和汇报都是在第一时间发出，上达蒋本人，下到军统内每一个执行者的耳朵里。
全面抗战期间，军统的规模是集合被增长，不仅是在全国布局，更开始了深耕海外情报线，设有星州、菲律宾、缅甸、泰国、越南等组。位于中国西部的印度次大陆，也为戴笠高度关注。抗战伊始，印度的战略地位与价值凸显。当时印度仍在英国控制之下，对印情报工作涉及中英关系，内容复杂而敏感，戴笠对傲慢的英国人向无好感，曾告知宋子文与英国情报组织合作为何中断：“英方无诚意合作，器材既不能作相当之供给，特务又不能公开教授，且在我国内各战区籍合作名义自由活动，搜集情报，实违反合作协定，故奉委座命令中止进行。”
1942年12月，在中美两国合作修建中印公路期间，军统局趁机向印度大举渗入，戴笠亲自前往印度布置情报网络，印度站下设德里、孟买两个分站。对此，戴笠有严苛指示：“本局在印度之工作，东起孟加拉国湾，西迄阿拉伯海，都应当密派人员建立组织，对整个局势发生瞰制作用，期能对欧亚两大轴心国在中东之会师，预为防制。”后又在加尔各答建站，并在全印境内广设情报点。曾经，军统情报网遍及阿萨姆小村与新、旧德里，远及锡兰及马达加斯加。
1943年8月，后任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乐斯由美来华，途中在印度停留。其间去加尔各答，经北方邦东南部城市、印度教圣地之一的阿拉哈巴德，下车在月台上散步时，被一不明身份的人连砍二刀，一刀在大腿，一刀在左臂。梅乐斯与其搏斗时，一脚踹在对方下巴上，致使对方咬断自己一小段舌头。趁着茫茫夜色，凶手跌跌撞撞地钻进一列停靠的列车下逃逸，梅乐斯不敢再追。美海军驻加尔各答联络官帮梅乐斯找来医生，把他伤口中一片断在里面的刀刃挑出来。梅乐斯将那小半段舌头和刀刃，交给了军统驻加尔各答人员。随后，梅乐斯几乎一身绷带地来到重庆。“我起初认为，戴将军大概对于我在印度的遭遇，不会怎幺太关心，想不到他关心得很”（梅乐斯着《另一种战争》）。戴笠严令部属，一定要把行凶者查出来。结果，在当年印度近四亿人口的茫茫人海中，只花了两周时间，就锁定刺客，乃是一个有一半中国血统、一半韩国血统，在山东烟台附近一所日本人办的间谍学校里训练出来的特工。。。梅乐斯不得不感叹:“想不到戴将军的手臂竟然伸得如此之长！”
抗战到了持久阶段，那是中国抗战最为艰苦的时期，我国东南沿海港口全为日军占据，对外联络、重要的军民用物资运送，全靠唯一的陆上通道，滇缅公路。缅甸对于中国抗战具有战略要冲的重要意义。戴笠预先布子，抗战前已在缅甸首都仰光、北方重镇腊戌设有军统站；以西南运输处的两处分公司名义对外，一边主持重要物资内运，一边搜集情报，联系在缅北的军统游击队。
题外话，近几年，对滇缅战场上国军部队浴血奋战的抗日事迹，报道频频，也是图书、影视剧领域的热门题材。尤其是那些流落异国、苦难一生的国军老兵，在公益人士的帮助下终于回到故土，一下拉近了国人与70多年前那场战争的情感距离。但回到那个血肉横飞，今日不知明日生的战争年代，现实比想象复杂得多。军统曾对云南怒江前线部队展开过调查。
1943年7月17日，戴笠紧急直呈蒋一封名为“请严查各师缺额并严格取缔官兵走私”电报：
“今年2月间，何总长由印度过昆明召集在滇中央各军师长会议时，各师长提出报告，皆称各师现有战斗士兵八九千人，87师师长张绍勋为人爽直，席间照实报告该师仅有战斗士兵五千人，并以战线过长，请求补充。何总长以各师皆有八九千人，该师独仅有五千人，缺额过大，加以责备。实则各师士兵缺额 均甚巨大，如36师现在腾北一带游击，实数仅约四千人，88师现任怒江西面防务，实数仅约四千五百人，87师现任怒江正面防务，其战斗士兵有五千人，尚较其他各师为多。但其他各师师长所报之人数，均非实在之数目也。又查怒江前线各驻军官兵，现多勾结商人，走私运货。目前敌人缺乏食盐，商人将食盐由下关、保山等地运至前线后，则勾结当地驻军官兵，送过怒江，换得棉纱布疋而回，交易地点有五、六处之多，但敌人狡猾异常，月前曾有我方军官五、六人，因贩卖食盐，私渡怒江，被敌发觉虏去。今年5月间，怒江西面马面关之失，亦因敌人利用走私道路，化装商人，乘隙侵入。查各师缺额过大，影响作战实力，官兵走私运货，每予敌人以可乘之机。当此怒江西岸敌人常思蠢动之际，上述情形，深可忧虑，似应一面严格查验各师缺额，加以补充，并从严取缔官兵走私，以免贻误大局。”
准备开赴怒江前线的国军士兵
该电报所指怒江前线部队两大问题，军官普遍吃空饷，勾结商人向敌占区走私，实是抗战期间国军普遍性劣迹。戴笠向蒋所指滇缅战场腐化堕落之严重，已经到了令人发指，怒江前线关乎抗战大后方之安危，各师官长为吃空饷，竟坐视部队半数战力缺损而拒绝补员。
类似情报并非个案。在1942年夏，日军大本营决定摧毁浙赣两省中国军队机场，打通浙赣铁路，历史上称为“浙赣会战”。以顾祝同为总司令的国军第三战区虽予以狙击，使日军伤亡1.7万人，但日军仍然基本达到没收和破坏铁路设施和器材、抢掠物资、掳劫青壮年等“以战养战”的目标。
顾祝同在抗战期间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兼江苏省主席。在黄埔嫡系将领中，顾祝同初为“八大金刚”之一，后又列名“五虎上将”之一，在国民党军政高层里，有“军中圣人”之称，蒋介石嫡系中嫡系、亲信中亲信。
戴笠同样对这位“恩眷如天”的顾祝同，没有留下情面1942年6月1日，戴笠致电蒋，汇报三战区作战部队的军纪涣散情形：
各级官长大都有家眷随身。日来，各部队眷属均向江山浦城一带迁移，行李甚多，大都派兵护送，沿途拉夫，到处占住民房，查军队原有军盐发给，今则所过地方，则强要地方供给食盐，而以所领军盐高价出售。因是各县乡镇保长，均有无法供应之痛苦。
1942年6月24日，“浙赣会战”结束，戴笠再度致电胡宗南，让其呈蒋（彼时蒋就在西安胡处，且戴、胡交情匪浅），再度直击顾祝同。电报称：
此次三战区战事之失败，完全因生活优裕，官兵均无斗志也。三分校学生。。。到处拉夫、鸣枪示威；前线退下之士兵，则到处搜劫；高级军官平日，甚（至）有派副官赴上海接女子来玩者。
当然，戴笠本人的系统也未见得清廉，以查走私为名，无辜扣留（走私）各类战略物资也是比比查例。但就戴笠总体在抗战中，其对敌表现，不可全部抹杀。国民党高管层在抗战后期至抗战胜利后，对其无不咬牙痛恨，固有军统之坐大，阴暗手段无数之原因。其中部分原因也有，对内部的侦查让一些贪腐的国军指挥员着实难受。
而从戴笠侦查国军军队内部情况，加之以后这些官员依旧被重用的历史过程来看，蒋介石政权的崩塌也是在理所应当之中。自己酿就的腐烂，自己吞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