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是抗战中无法跳过去的一个环节。在皖南事变之前，国共大体还保持面子上的合作，但实际上早已内讧多时。皖南事变以后，国共几乎撕破脸，基本转为敌对，所谓的国共合作已经名存实亡。不过，皖南事变并不简单，它实在是一个极为复杂事件，是一系列重大事件积累到最后的必然结果。它就像火山爆发一样，逐步酝酿，发酵，最后喷发。

皖南事变是抗战中的一个大悲剧，也是中国人的大悲剧，下面就听老萨说一说。

新四军的由来

这个题目很大，老萨不想展开来说。相关文章很多，但允许出版的极少。老萨手中所有关于皖南事变的书，不是解放军作家，就是御用文人（官方身份），所有的论点完全一致，就是我党若干年前宣扬的口径，他们连一个字都不敢随便改。

说实在的，这里面一些老先生，已经年逾90，一把年纪了，儿孙满堂，却写这样的文章。文章中引用的一些内容荒唐可笑，漏洞百出，互相矛盾。

搞笑的是，他们列举的一些资料却被列为内部发行，普通人是极难搞到的，也导致很难对他们的论点进行批驳。

换句话说，你想证明我在说假话，你也找不到门路。

老萨为了揭穿他们造假和矛盾，此次花费很大精力和金钱，才搞来了他们的所谓原始资料（一部分是海外搞来的60年代大陆发行的历史书籍），一定让读者们满意。

其实皖南事变之所以爆发，只用一句话，甚至三个字就可以解释，那就是：抢地盘。

皖南事变的主角是新四军，新四军就是当年红军长征以后，留在南方的游击队编组而来。

当时红军在南方建有五大苏区，还有数十个小的苏区，以及不下数百支游击队。虽然这些苏区全部都被国军摧毁，但相当一部分武装还在坚持。较大的苏区为鄂豫皖，湘鄂赣，湘粤赣，浙闽，闽西等等，参与红军武装均有数百到数千人。

不过即使这样，相比八路军来说，新四军力量比较薄弱。

因为八路军在陕北是成建制的部队，正规军就有4万多人，而当时南方游击队已经完全被打散，没有大股游击队的活动，小股就像陈毅项英他们不过几十人，最小的也就是20，30人。

1937年10月12日新四军正式成立，这一天也是新四军的建军节。

新四军成立以后，收拢南方所有残部，最终也不过是1万人左右。

中央苏区撤退的时候，还留下2万多人，但其中1万人是伤病员，只有1万多人是作战部队，其中还有大量的民兵。

国军占领中央苏区以后，通过3年反复的围剿，将这1万多人打的还剩3000多人，分散在各处活动。但即使这样，中央苏区的红军数量还是最多的。另外就是当时较大股的游击队主要是豫皖边区高敬亭部，湘鄂赣边区傅秋涛部，浙闽边区刘英部，闽西张鼎丞部。比如鄂豫皖边去高敬亭的武装，他也在敌后坚持了3年多，他的各支游击队凑起来还有2000多人。其余各苏区的游击队拼凑起来4000多人，就成为新四军的这1万人。

只是，新四军改编过程也不顺利。

很多红军游击队因为身为红军参谋长龚楚等人的叛变，拒绝相信任何人，他们钻入深山自行进行革命的游击战。项英陈毅曾派了一些人去和游击队们联络，让他们下山加入国军，都被他们理解为叛变投降，联络人也都被作为叛徒杀了。

实际上，当时就凭国共合作这一句话，在游击队来看也足可以定为叛徒，可以处死。

就连陈毅自己，也差点被湘赣游击司令部政委谭余宝杀了。陈毅一度被绑起来，手枪也被收缴，等待执行死刑。因为机智的陈毅一次出乎意料的暴怒表演，才让谭余宝清醒过来，最后放了他。

陈毅侥幸从鬼门关上转了一圈。

不过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赣东北的杨文瀚游击队，将派来联络的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枪毙；赣北刘维泗的游击队，也杀死了来说服的红十六师政委明安娄，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

对于这两支游击队，我党表示不对他们负责，蒋介石随即出兵，将他们全部剿灭。

这也是所谓的悲剧，其实这些死硬到底的游击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才是真正决不妥协的马列原教旨主义者。

当年苏联有所谓托洛斯基派，这票马列原教旨主义者虽然人数不多，却享有极高的威望，核心分子都是极端死硬派。他们认为斯大林背叛了马列主义，所以拒绝和斯大林合作，他们宁愿被枪决或者苦役一辈子。

中国托派也是类似，他们的代表人郑超麟被捕关押27年，却绝对不放弃自己的主张。

这也并非偶然现象，当时一谈国共合作，很多红军战士都认为是叛变投敌，所以纷纷开小差跑了。连一些走过二万五千里的老红军，也扔掉枪，脱离军队走了。

其实也不止这些军人，有些党的重要干部也是这样。

读过老萨西安事变的人都听过冯雪峰这个名字。这个冯雪峰是我党在上海的重要干部，外交战线的功臣，很大程度促进了西安事变的成功。但得知国共合作以后，在白区残酷环境坚持多年，有10年党龄的冯雪峰勃然大怒。他大骂道：我们牺牲了那么多战友，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和国民党反动派合作。我们带上青天白日徽章，做国民党的大官，又怎么对得起就义的那么多烈士。要合作你们去，我就算回家去种田挑粪，也绝对不做这样的事情。

冯雪峰在1937年愤然脱离党组织，回到老家义乌靠写小说惨淡为生，直到1950年建国以后，才勉强担任上海文联副主席职务。

其实如果冯雪峰不脱党回老家，以他的地位和贡献，建国以后最少也是一个地方大市的市长，或者是外交部的头面人物。

再说回来。既然来自于中央苏区的官兵最多，显然新四军的领袖必须在这里选择。

当时红军留守中央苏区的三大巨头是陈毅，项英，龚楚。龚楚叛变投敌，不用再提，剩下的陈毅和项英都成为新四军的领袖。

这两人都是受过多年残酷战争考验的人，能力上也是伯仲之间，但一般认为项英比陈毅会打仗。所以此次新四军成立以后，项英成为新四军的副司令员兼政委，坐镇云岭新四军总部，而陈毅则成为副军长和第一支队政委，做开路先锋去了。

相比起来，项英的官做得更大，但主要在后方指挥规划，而陈毅是第一线的指挥官，重要性丝毫不亚于项英，两人都是新四军的最核心人物。

由于国共合作，叶挺被蒋介石任命为新四军军长，对于这点，中共方面并不是很满意的。

叶挺曾经也是共产党员，但大革命失败以后，因为种种原因脱党，在欧洲以摆小摊，做中餐馆厨师为生。

虽然退党，但他的政治主张大体还是和共产党员一样，之后参加了福建事变反蒋。期间，叶挺遇到前来做工作的中共将领张云逸，表示自己还想为中共做点事的想法。

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直接任命他为军长，实际上是在新四军中揉沙子。

本来蒋介石想让大将陈诚去做新四军军长，但一来陈诚职务重要，老蒋离不开他，二来陈诚知道新四军情况复杂，自己去了以后没办法工作，搞不好甚至送命，断然拒绝了。

老蒋又想到了不是嫡系的大将张发奎。张发奎在南昌起义之前和中共关系不错，同新四军八路军很多将领都很熟悉，加上又不是中央军，比陈诚好的多。

不过，张发奎对中共颇有看法，他对南昌起义时候，中共毫不留情撬他墙角的行为记忆犹新，加上广州起义叶剑英他们对张也毫不留情。张发奎认为，共产党不好对付，让他去做新四军军长就是把他放在火上烤，也委婉的拒绝了。

其实，蒋介石也明白，任何人去做这个军长，也都是没用的，根本不可能左右新四军。

所以，他派一个基本是中共党员的叶挺去，也就是想给新四军多少制造点麻烦，却又能让中共接受这个人。

果然，叶挺就惨了。

我党原则上自然不同意外人来做军长，他们内定的人选是叶剑英。花帅是所谓文武全才，又是紧跟党中央的人物。张国焘和毛泽东闹事时，花帅坚决支持老毛，卷走了张国焘的作战地图开溜，非常值得信任。就军事上来说，叶剑英也是个出色的高级参谋，曾经是红军总参谋长，是最好的人选。

不过，蒋介石既然已经内定了叶挺，我党也不好说什么，于是叶剑英就成为了八路军参谋长，叶挺成为新四军军长。

对于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我党开始并不同意，但也没有公然反对。直到1937年11月，叶挺亲自赶到延安同毛泽东见面，表示虽然在党组织之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这才被党所接收，同意他担任军长。

只是，这个军长却相当尴尬。

叶挺名义上是新四军军长，应该是全军的领袖，军事上的一号负责人，政委项英只有辅助和最终否决权。实际上，新四军大小所有事情都是项英决定，叶挺基本没有权利，完全被架空。

当然，这并不是说项英一个人自己抓权，实际上也是中共中央的意思。原因很简单，叶挺目前不是党员，不是自己人，不能信任。

所以很多中共发给新四军的电报，项英根本不给叶挺过目，一些重要的党内文件，项英甚至不告诉叶挺有这么个东西。更有甚者，皖南事变爆发前，中共中央发的严厉批评叶挺项英的电报，叶挺居然也看不到。当时项英也是犹豫再三，最终才将电报交给叶挺看。叶挺看完以后，立即要求辞职，不干了。

叶挺的原话是：我辞职，不是我推卸责任，逃避斗争，实在是根据历史教训，我这个党外人士无能力负担起全军的重大责任。既然这样，就不要等负不下来的时候再辞职，到时候就来不及了。

其实，这是叶挺一种抱怨和真实的想法。虽然在具体指挥作战时候，叶挺可以参与绝大多数会议，但他的提议往往不被采纳，最终拍板的都是项英。

这让叶挺非常尴尬，他曾经抱怨说：我名义上是军长，实际上连警卫连都指挥不动（红军很多警卫员是负责监视首长的）。

对于一支部队来说，最忌讳的就是有两个头，你说这个我说那个。做事一旦犹豫不决，甚至内讧，军队就会不打自垮。

现在叶挺表面上是新四军领袖，实际上的领袖却是项英，但叶挺又必须承担整个军的重任，这就让他无法承受。

因为他没有决策权，实际上根本没有承担重任的资格，他的抱怨和反感、失望也就可以理解。

就个人作风上，两人差别也很大，叶挺虽然出身农家，却更像国军一方的将军，有时候讲一些排场，要一些面子。

叶挺很喜欢穿着军长的黄呢高级军服和马靴，佩戴者精美的手枪，有时候则穿皮夹克或者西装。

叶挺出门大部分都是警卫员前后开道，秘书，副官跟着一大群，派头很大。

项英则完全是工农干部作风，一双头已经破了的普通皮鞋，一套灰布军服，冬天是一套补了又补的棉衣。直到1938年2月项英冒险亲自去苏南视察，陈毅才将一件缴获的日军大衣送给他。本来项英穿的是一件有几个补丁的棉衣，现在也穿上了黄呢子大衣。

早年在中央苏区跟陈毅一起打游击，两人什么苦没吃过？没有粮食，吃青蛙，吃蛇，甚至吃蜂窝，树皮，草根，几个月吃不上盐，走路腿打晃，所以项英绝对不是一个享受物质的人。

当时新四军全体人员待遇都是平等的，普通伙夫，马夫一个月饷银1元多，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也不过4元钱，项英也是4元，仅仅比马夫高2块多钱。

两人的分歧从各个地方都可以看出来。

比如叶挺对饮食很讲究，单独吃小灶，还从广东带来一个厨师，常叫厨师做些广东客家名菜，邀请各界朋友一起聚餐。

不过，这个所谓小灶也不是叶挺挥霍公款，而是被允许的招待外界的朋友。

在叶挺看来，作为军长，搞个小灶接待外界朋友，又算得了什么，况且又是上级批准的。其实当年毛泽东也是这样，叶挺相比算不了什么。在抗战时期，毛泽东一天吃一只鸡，还有私人汽车。对于当时吃糠咽菜的延安民众而言，鸡肉已经是非常奢侈的“高级生活品”了，当时很多干部战士不满，有的干部甚至在大会上指出来。

负责中共官员的工作分配的陈云解释为：刚才这位同志问，既然共产党是讲平等的，为什么我们大家的生活这么苦，毛主席却总有鸡吃？

陈云接着做出回答说：是的，毛主席总有鸡吃，这不是毛主席愿意的。毛主席希望和我们大家过一样的生活，但是同志们想想，毛主席的健康对中国革命多么重要。所以，毛主席不愿吃鸡，党中央的命令一定要毛主席吃鸡。和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一样，毛主席吃鸡也是一种革命任务。

项英从没小灶一说，平时就和军部大伙一同吃大灶，他也曾经碍着面子勉强跟叶挺吃了两次小灶，随后就断然拒绝参加这种聚餐，理由是：好吃是好吃，要花多少钱。我们是人民的干部，这样不妥。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去新四军云岭总部访问，项英为了迎接他，特别让警卫员到事务长那里借三块钱，自己出钱招待她，还关照这三块钱从下个月津贴中扣除。结果吃饭的时候，伙夫端上来3菜1汤，很丰盛。

生活方面的分歧只是小事，军事上面的就是大事。

陈毅和项英私交极好，两人是在中央苏区打了3年游击战，同生共死的好兄弟，但陈还是说：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

项英从事多年游击战，对这方面比较了解，全部是血换来的经验。

但叶挺则是正规军出身，对于游击战认识有些局限，多还是用军校正规战的那套。两人经常为具体怎么打仗争吵，项英的积小胜为大胜，叶挺并不赞成，而叶挺的一些部署，项英则认为是正规军方法套用到游击队，摆明了是瞎搞。

至于对部队的态度上，两人也很不同，叶挺是保定军校出身，是标准的军人，所以对于军纪是极为严格的。而项英则没有上过军校，虽然也颇有军政经验，和叶挺相比，专业上有一定差距。

叶挺枪决高敬亭，表示了他对于不执行命令部下的态度，对此项英很不满，认为要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