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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也就是乾隆诏令国史馆修编提出编纂《贰臣传》。

《贰臣传》分甲乙两编，附录于《清史列传》卷78、79两卷中，共收录了明末清初在明清两朝为官的人物120余人。

其实《贰臣传》全名是《明季贰臣传》，下旨时乾隆帝就已经直截了当地点名了工作目的：把虽然对“我大清”有赫赫功勋但原为前朝臣子的洪承畴、祖大寿、冯铨等一批人打入另册。而这样做的原因是“崇奖忠贞”，“风励臣节”。

上图_ 《贰臣传》

圣旨之中这样表述道：“因思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如洪承畴以经略表师，俘擒投顺；祖大寿以镇将惧祸，带城来投。及定鼎时，若冯铨、王铎、宋权、金之俊、党崇雅等，在明俱曾跻显铁，入本朝仍忝为阁臣。至若天戈所指，解甲乞降，如左梦庚、田雄等，不可胜数。盖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之录用，以靖人心，以明顺逆。

... ...

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能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名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即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此实乃朕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纲常！”

上图_ 乾隆皇帝

02

刚成书时《贰臣传》并未分甲乙两编，入册的降附人等“一视同仁”，一律以“贰臣”统称之。但到了乾隆四十三年二月，乾隆帝又降旨了。

“着交国史馆总裁，于应入《贰臣传》诸人，详加考核，分为甲乙二编，俾优者瑕瑜不掩，劣者斧钺凛然。于以传信简编，而待天下后世之公论，庶有合于《春秋》之义焉。”

意思是“贰臣”们也要有所区别，对大清确系忠诚有功者即使“大节有亏”亦可谅解，遂列“甲等”；而对大清不够忠诚甚至三心二意亦或出力不奋者，列位“乙等”。

特别要指出的是，乾隆专门圈出了一批人名进行了点评褒贬。比如以明朝蓟辽总督归附的洪承畴，不仅作为重要智囊随多尔衮入关，还在攻灭南明残余政权及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余部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更是一度入内阁总理军务，成为了最早入阁的一批汉人大臣。尤其是考虑到皇太极还特赐予了洪承畴正白旗包衣出身，使其具有了旗人录籍的情况，乾隆强调了洪承畴的降清乃情非得已，“则于洪承畴等又何深讥焉”。于是洪承畴得以入“甲等”行列。

上图_ 洪承畴（1593.10.16—1665.04.03），字彦演

与之相对的，钱谦益则是被乾隆点名批评。当年清兵入关后三路南下，豫亲王多铎统东路军主力进逼南京，时任南明小朝廷礼部尚书的钱谦益不仅以湖水太凉为由最后关头临阵脱逃没有投水自尽，反而自己剃了头发，蓄辫降清，早年间乾隆就曾鄙薄钱是“有才无形之人”，十分嫌弃。

说实话钱谦益降清后也不老实，虽然做到个礼部侍郎，但却秘密开展反清活动。陆续着《初学集》、《有学集》等作，用文字攻击清朝。大明尚在时不敢拼死一搏，现在做了大清的官，反倒拿起笔来做刀枪，站起来反抗了。

其实钱尚书当年如果不怕水凉为明朝尽节守志，那么以笔墨讽喻清朝，属于敌我不共戴天，可以理解。但既然吝惜一死，变节成了大清的侍郎，还吃着满清的俸禄，写着满清的段子，人品委实不咋地。乾隆就斥其把“狂吠之语刊入集中，其意不过欲借此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

上图_ 钱谦益（1582年10月22日—1664年6月17日）

显而易见，钱谦益只能进“乙等”。而比之钱谦益竟还有等而次之者。李自成攻进北京城后，当时崇祯的兵科给事中龚鼎孳不仅不做抵抗，更是开门迎降，被李自成授任直指使，负责在李自成进攻吴三桂期间巡视北城。不久李自成兵败山海关，匆忙登基后弃北京西逃。多尔衮八旗兵杀至，龚鼎孳旋即降清。

一个来月间连仕三朝，身份转换如此丝滑，毫无半分犹豫卡顿，令人啧啧称奇。

不过说起来，这个龚鼎孳和钱谦益还颇有渊源，都是安徽合肥老乡，龚鼎孳以诗文得名和吴伟业、钱谦益并称为“江左三大家”，龚鼎孳降清后初任太常寺少卿，后累官晋礼部尚书，还成了钱谦益的上司。生活作风上也向钱谦益致敬看齐，龚鼎孳亦纳与柳如是齐名的“秦淮八艳”之一的名妓顾横波为妾，并携其进京。

虽然没有背地里搞新主子的小动作，但是须臾反复叛负的负面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广受非议，“为清流所不齿”，所以“乙等”的名额必须安排上。而有趣的是，“江左三大家”的余下一人吴伟业，也不甘落后，同样是《贰臣传》榜上有名。三大家倒是整整齐齐。

上图_ 龚鼎孳（1616年1月5日—1673年10月12日），字孝升

03

贰臣现象历朝历代皆有，本不足为奇，但为何唯独满清搞出来个《贰臣传》呢？初时甜言蜜语，甘辞厚利，封官许愿，一转脸便翻脸不认账，还倒打一耙，占据道德高地理直气壮地教训归顺者“畏死悻生，腼颜降附”。不嫌器量狭窄吗？如此出尔反尔，前恭后倨，与始乱终弃的“负心汉”何异？

尤其是乾隆下旨时其诏有曰：“如王永吉、龚鼎孳、吴伟业……等，在明已等仕版，又复身仕本朝，其人既不足齿，其言岂当复存。”听听，听听，当初挖大明的墙角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现在轮到大清竖起“精忠”大旗来了。

说到底，爱新觉罗室并不是简单的气量狭隘，更是缺乏自信的一种现实表现。

每逢新朝建立，由乱转治，出于理政治理需要，罗致前朝故吏为己所用实属正常，并非满清首创。然而明清鼎革之际又与前代有所不同。以前改朝换代，归顺者往往是以顺应天意自命，自诩弃暗投明。然而满清以关外蛮夷，原大明藩属之邦，乘李自成作乱之机入主中原，颇有趁火打劫的意思。

上图_ 闯王进京 （李自成）

许多转投清廷的明朝旧臣，不仅是归附了新的朝廷，还剃了头，蓄了辫子，穿了马蹄袖的“非人”服饰。华夷之辩带来的屈辱感觉使得儒生出身的士大夫们心理和感情上备受煎熬。

不单是有屡征不仕，以明朝遗民终老的顾景星之辈，即便是龚鼎孳之流，亦通过诗文“失路人悲故国秋”来表达对仕清的自责与悔恨。

长此以往，如果人心依旧思追故国前朝，对于来自白山黑水之间的爱新觉罗氏来说是大大不利的。

如果撇开龚鼎孳、钱谦益这样的个体，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也许会有答案。

上图_ 满清入关

首先，明清迭代不同于隋唐秦宋这些普通的改朝换代，“以外国之君入主天下”（雍正之言）的大清朝，打入关一开始就带着文化与种族冲突的问题。

大明子民要适应的不仅仅是皇帝换了个姓氏，更是重新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原则问题”。实行了几千年的小儿垂黄髫，成年及弁，一下子改成了生发则剃，脑后蓄辫若一尾。左服右衽变作孔子所言之“吾其被发左衽矣”。

这种强烈的抵触情绪一直长期存在，许多文人码字，对大清始终不待见，“略其善而不传，诬其恶而妄载”。如此种种，令爱新觉罗皇帝们如坐针毡。

不单是文人，即使是赳赳武夫亦不消停，致有三藩之叛。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亦都是清廷着力延揽来投的，结果昔日的成果成今日苦果。也难怪乾隆从热衷吊膀子遽变为倡励忠贞不二的道德卫道士。

所以不过是时过境迁，后金如今成了大清国，原来努力挖别人墙角，现在角色换了过来要严加防范别人挖自己墙角了。

上图_ 吴三桂（1612年6月8日—1678年10月2日）

因此，清廷没有文化自信，害怕终不能得到臣民效忠，才是出尔反尔、“既乱之，又诟其不贞”（谭嗣同语），搞出《贰臣传》这么个四不像来。

而对于吴三桂这类反复之徒，乾隆帝则于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又特别下旨编纂《逆臣传》，收录其言行，昭告天下，贰臣都不配，令其永世不得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