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和太行山来的干部郭洪涛、张经武、朱瑞、徐向前、陈光、罗荣桓等人，都是在黎玉的基础上对山东纵队和八路军115师做了整合。可以说，如果没有黎玉，山东根据地不会如此强大。

抗战时期，黎玉是山东纵队政委（搭档张经武）、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主任（相当于省长）、山东军区副政委（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山东分局副书记（书记罗荣桓）。解放时期，黎玉任山野、华东军区副政委（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分局副书记（书记饶政委）。

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解放初期，黎玉的资历都足以授上将军衔。

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黎玉不但离开了军队，还从省部级的上海市委秘书长降为上海市委劳动工资处处长。造成如此落差的起因，就是1947年下半年的反“地方主义”和“山头主义”。

青年黎玉

为什么说，黎玉是山东革命的“点灯人”和根据地的创始人？

1955年9月第一次大授衔，在五大野战军兵员数量众多的山东却没有出现一位开国上将，军衔最高的也仅是3位开国中将：山东曲阜的孔庆德、山东莒南的刘兴元，以及山东曹县的孙继先。

这一数字，和开国将帅云集的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形成鲜明对比。

湖北，有3大元帅6大将以及萧克、王震等19员上将；湖北，有林帅、徐王2大将和韩先楚、陈再道等14员上将；四川（包括重庆），有4元帅、罗瑞卿大将和张爱萍、傅钟、陈伯钧等3员上将。

山西、广东、江西、陕西、安徽、福建、广西、辽宁、河南、贵州、内蒙等地，也都压过山东一头，都有开国上将。这是为什么名将辈出的山东，在红军时期的将领却屈指可数呢？

根本原因，是当时的山东还处于军阀张宗昌、吴佩孚、韩复榘等统治之下，尽管也出现过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等先驱，但是山东革命组织在白色恐怖下屡遭破坏，致使形势一直非常严峻。

1936年，黎玉被北方局派往山东重建省委。此前，黎玉在天津、石家庄、唐山、直南和冀鲁豫边的斗争中屡立战功，此番受命于危难之际也是不辱使命，山东省委的恢复给抗战新形势打下了基础。

韩复榘

为什么说，抗战和解放初期黎玉的资历足以授开国上将？

全面抗战爆发后，黎玉适时领导和发动了山东十大抗日武装起义。

这十大起义，包括天福山、徂徕山和黑铁山等着名起义，形成了八路军山东游击三、四、五等支队。1938年12月，山东纵队在沂水成立，延安干部张经武任总指挥，黎玉任政委，王彬任参谋长。

主席原本想派罗炳辉到山东，由于新四军的统战离不开，改派张经武。

山东纵队有10个支队2.45万人，加上1万余人地方部队，总兵力近4万人。而萧华支队只有8千人，徐向前、朱瑞八路军第一纵队和陈光、罗荣桓115师2万人，当时八路军总兵力也不过15万人。

在多次整军中，山东纵队先后输送到八路军115师3万余人，支援新四军1万余人，而115师也支援山东纵队2000多名军政干部。1940年7月，黎玉当选山东战工会首席组长，领先于罗荣桓、陈光等人。

1943年山东实行一元化，朱瑞、陈光调回延安，黎玉任山东军区副政委、

抗战胜利后，罗荣桓、萧华抢占东北，陈毅调任山东军区和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黎玉任山野副政委，参谋长则是后来的开国上将宋时轮。从抗战和解放初期的资历来看，黎玉妥妥的开国上将。

1938年12月，山东纵队一部由清河区前往沂蒙山

为什么说，“地方主义”和“山头主义”是黎玉命运转折的主因？

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时期，黎玉的搭档既有开国中将，也有陈毅、罗荣桓等开国元帅。就是黎玉本人也足以授上将军衔，导致其高开低走的是1947年下半年的“地方主义”和“山头主义”。

抗战胜利以后，山东分局改称华东局，书记由新四军饶政委担任，而山东野战军和华东军区副政委黎玉则出任副书记。由于饶政委一直忙于军调部的工作，多次往返北平、延安和东北，山东的土地改革工作和减租减息运动，一直由副书记黎玉主持开展。

针对山东的特殊情况如占地数千亩的孔家，黎玉采取了适当的照顾政策。

1946年下半年，山东解放区千万农民人均增加土地近半亩达到了2.15亩，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目标，这为解放战争农民踊跃支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1947年1月饶政委返回山东后，和延安来到的康生一起，对黎玉土改“富农路线”进行了严厉批判。

寿塔寺扩大会议后，对黎玉的批判升级为“地方主义”和“山头主义”。主要依据，则是黎玉把徂徕山起义当成山东的建军节。1948年初的诸城胶东高干会议，又给黎玉扣上了“宗派主义”帽子。

抗战时期在山东的罗荣桓

为什么在建国以后，黎玉的职务突然遭遇断崖式下降？

说到底，还是“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影响。1948年底，黎玉除了分管的支前工作，其他职务全部被停止。为了不影响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也为了不影响部队士气，黎玉选择了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放弃了提出申诉的机会。

1949年3月，黎玉跟随华东局一路南下，离开战斗了13年的山东。

建国初期，黎玉出任上海市委秘书长，对照市长陈毅后来授予开国元帅，饶政委也具备开国大将资历，所以黎玉在当时依然是和开国上将同一级别的规格。后来，黎玉还兼任了上海建委主任。

1952年2月，黎玉从市委秘书长直降劳动工资处处长，断崖式下降。

第二年，黎玉调任到了中财委工作，后来出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农机部和八机部副部长。由于早早转到地方工作，所以第一次大授衔时黎玉和军衔无缘，和开国上将擦肩而过。而山东纵队的总指挥张经武只是中将，而那些土生土长的山纵将领最高不过少将。

但是，黎玉给山东带来了不一样的趋势，抗战和解放时期山东成为我军最重要的兵源地，很多中基层干部在南下和抗美援朝成长为我军的新生代力量。1988年恢复军衔制后，走出了四分之一的上将。

山野的黎玉（前排左二）和陈毅（前排右二）等

建国初期，受到“地方主义”影响的还有方方、冯白驹等人。

1952年7月，广州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上，第三书记方被批“地方主义”。方方，红军时期是闽西苏区的主要领导人，红军主力长征以后和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等人在闽西南根据地坚持了3年游击战。

1937年5月，方方辗转到了延安，与组织恢复了联系。

抗战时期，方方担任过闽粤赣边区省委书记、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华南分局书记方方和尹林平等人在华南发展了8万武装，建立了大片根据地。1949年初，粤赣湘、闽粤赣等游击队和地方武装已发展到46万人，为迎接大军南下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广东的地方干部和中南局的南下干部，在土改中出现了严重分歧。

以方方为代表的地方干部6次被降职处分，还影响到了主持广东广州的叶剑英。而在“地方主义”、“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中受到影响的，还有让海南道红旗23年不倒的冯白驹将军。

琼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政委黄康和副司令员吴克之在一起

1954年的冯白驹，时任海南区委书记、海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如果参加评衔，可能授上将军衔，至少是中将。但是，冯白驹也因“地方主义”被免职，调到一个偏僻的县任副县长。

山纵创始人黎玉和琼纵创始人冯白驹，都因为同一个原因遗憾错失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