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上甘岭”这个名字许多人会误认为这是一个山头的名字，但事实上其和辽沈战役时的“塔山”一样仅是个小村庄的名字。

1951年经过五次战役的鏖战敌我双方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其中平康与金化之间的五圣山正好位于我军防线的中央地带。五圣山的主峰高达海拔1061.7米，而且地势极为险峻易守难攻。

在五圣山以南有2个小山头，后来分别被命名为597.9高地和537.7高地。在三座山头中间的凹地曾经有一个叫上甘岭的小村子，第五次战役时志愿军总部还在那里召开过军事会议。

但谁也没想到这个早已被战火夷平的“上甘岭”，会成为志愿军与“联合国军”最后一次大战的代名词。

战场

当朝鲜战争进行到1952年时双方都无法通过大规模进攻扩大战果，“三八线”附近的小规模争夺战互有胜负[1] 。

1952年4月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奉命回北京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由邓华任志愿军代司令员兼政委。

由于之前我军各部都遭受一定的损失，所以彭德怀在回国之前决定将作为总预备队的第15军调到上甘岭地区驻守。

时任军长秦基伟事后回忆，彭德怀会后专门留下他说“五圣山是朝鲜半岛中线的门户，失掉这里我们将要后退200公里。你要记住谁丢了五圣山，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

抗美援朝

秦基伟率部和26军交接阵地后，立即命战士们开挖后来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坑道阵地[2]。

不过由于地形所限第15军最后只派出45师135团负责防御五圣山，和那两处后来双方反复鏖战的小高地。

其中597.9高地部署了135团三营九连加八连一个排，而135团一营一连则防御537.7高地。

与此同时新任“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也在为打破战场上的僵局而冥思苦想，美军地面部队司令范弗里特则想通过一次战术胜利为自己的好友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提供助力。

彭德怀

他和参谋们在地图上反复琢磨后，认为可以在五圣山地区发动一次营级规模的进攻。

不同于我方对敌突破五圣山后长驱直入，逼迫志愿军全线后撤的猜想；按照范弗里特的设想由美七师第31团的一个营、加韩军第二师的一个营，以最多伤亡200人的代价攻取这两个小阵地就能完成战斗意图。

可是他和克拉克怎么都无法想到，最后为了这2个小山头居然会损失100倍于计划的士兵。

战场

1952年10月秦基伟与第三兵团司令员王立山等人通过分析情报，也判断出敌人有可能发动一次进攻。

但这是基于之前我志愿军38军在进攻白马山时打成了拉锯战，故而判断敌人很可能会在五圣山方向对我军发动猛烈反扑。

而10月5日韩军二师32团1营参谋李镇球主动向我投降，并详细披露了韩军第二师的作战任务。

但是万分遗憾的是这一份重要的情报却并没有引起秦基伟和王近山的重视，因为他们压根不相信敌军会出动主力部队去进攻连单兵攀登都非常困难的2个小山头。

秦基伟判断敌人进攻两个小高地是佯攻，实际用意是在平康口子方向突破我军阵地。于是他下令第44师在平康口子方向严阵以待，甚至将本可以支援135团作战的全部炮兵都调到了平康方向。

秦基伟

10月14日凌晨四时踌躇满志的范弗里特在司令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摊牌行动”开始。

半个小时后敌18个炮兵营的300多门大炮，40架飞机和120辆坦克同时向我军阵地发起猛烈炮轰。

秦基伟与135师师长崔建功都在第一时间被炮声所惊醒，但仍然没有判断出敌人的主攻方向。以“范弗里特弹药量”而被世人熟知的范弗里特为了对付我阵地上区区2个连的守军，居然一口气发射了30万发炮弹。

据统计每一秒就有六发炮弹落在我军阵地上，一平方米的落弹量高达67发。许多幸存的老战士后来回忆当时他们在掩体里就如同坐在被台风摆布的小船上，甚至许多人的牙都因为身体剧烈的晃动而脱落。

秦基伟

敌炮击刚结束美第7师31团第一营与第三营，同时向我597.9高地发起进攻。这个31团就是在第二次战役时被志愿军全歼的“北极熊团”，唯恐再次丢脸的团长修改原计划派两个营同时进攻。

见敌人冲了上来我守军也迅速从坑道里进入阵地，但由于组织失误导致了不必要的伤亡。

幸好我第九连副指导员秦庚武随机应变，每次只派三个人到主阵地进行射击，倒下一个再重新派出一个。

但战至午后因伤亡太大，九连幸存人员只能退守坑道。而537.7高地遭遇了韩军第二师32团以一个营的猛攻，美军甚至出动了20余架B-26轰炸机投掷凝固汽油弹来支援。

战至下午2点一连仅存二十余人只能退守坑道，537.7高地表面阵地失守。事后统计不到一天的时间我防守阵地的两个连竟然消耗了40万发子弹、1万颗手雷和手榴弹，并打坏了12挺轻重机枪、62支冲锋枪和92支步枪。

战场

敌人进行第一轮炮击之后我坑道守军就难以保持和后方的联系，最后是靠被炸伤的营部电话班副班长牛保才用自己身体做导线，才换来了135团团部同九连官兵三分钟的通话。

秦基伟得到报告后终于相信敌人的主攻方向就是上甘岭那2个小山头，马上命令各级指挥所前移靠前指挥。他还下令一线连队除正常储备量外每连配备手榴弹8000枚，并迅速向坑道补充食物和水支持长期战斗。

当天下午7时我第45师就组织135团二连、三连、七连和134团五连，在坑道部队的配合下发起反击。

当天我军歼敌达1900余人，两个山头表面阵地再次被志愿军控制。

秦基伟

但从第二天开始双方在上甘岭地区不断逐次增兵，而且打成了白天敌人进攻、晚上我军反攻的战场节奏。

开战后的前3天美军还纳闷我军战士为何能在炮火下幸存，直到发现我军的坑道之后才不得不认真对待。

由于我军的坑道出口都在山的另一侧即反斜面，敌人的飞机大炮再怎么狂轰烂炸都很难将其摧毁。而美步兵之前缺少反坑道的相关经验，空有火力优势却无可奈何。但是敌人一旦在表面阵地站稳脚跟，我军再想夺回就非常困难。

所以每晚我坑道里守军都要在友军支持下果断出击，在天亮敌人飞机大炮发威之前将其赶出反斜面。

战场

10月19日我军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反击，在全军炮火掩护下第45师134团6连、侦察连和工兵连仅20分钟就反击537.7高地成功。

可第134团8连反击597.9高地时被美军主地堡阻拦，战士龙世昌在双腿炸断的情况下将爆破筒塞入敌地堡并用身体死死压住，为消灭敌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从另一个方向反击的135团6连在二营代理参谋长张广生指挥下，经过大半夜的血战却被拦在敌人一个子母堡下。此时张广生身边已经没有作战部队，只好派营通讯员黄继光与两名战士手持手雷前去爆破。

在另外两名战士倒下后黄继光拼尽最后力气接近了地堡，却不料一颗手雷仅将其炸毁一半。眼看我军一晚上的牺牲将前功尽弃，黄继光毅然站起身来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射击孔。

战场

在整个上甘岭战役中如龙世昌、黄继光这样同敌人同归于尽的烈士竟有38位，他们每一个人的牺牲都气壮山河。

我军虽然暂时恢复了表面阵地，但是范弗里特很快组织部队在优势的炮火之下重新发动反扑。

此时“联合国军”也已经陷入了骑虎难下的困境，一次营级攻势居然短短几天就让31团又损失了2个营。眼看再这么死人无法向国内舆论交代，范弗里特下令由韩军第二师接替美军发动进攻。

尽管一般认为韩军的战斗力要低于美军，但是韩第二师攻上上甘岭后用尽毒辣办法来破坏我军坑道。尽管如此韩军也未能创造战场奇迹，直到战役结束我军仍然钉在上甘岭的两处山头上。

战场

然而对于坑道里坚持战斗的我军战士来说，敌人的枪炮远不及缺水断粮要命。当时敌军使用了全部火力封锁我上甘岭阵地与后方的交通线，战后统计火线运输员的伤亡达到90%竟超过了一线同敌人拼杀的部队。

志愿军只能不断组织人力利用夜色付出了巨大的伤亡和物质损失，才将几筐萝卜和一个苹果送进了主坑道。

当双方都已经到了筋疲力竭的时候王近山曾经与秦基伟商议，是否将部队撤下来只防御五圣山主阵地。

但秦基伟认为经过西方媒体的大肆宣传，现在上甘岭已经不只是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村庄；或者是双方争夺的两个山头的代称，而是全世界都瞩目的焦点。

秦基伟

尽管从纯战术角度来说放弃2个山头能够减少我军伤亡，但战略上必然会大长敌人气焰。而且双方之前反复打打谈谈，我军绝对不能主动后撤来让朝鲜无端损失国土。

他说：“上甘岭战斗要坚持打下去，我们就是要和美国人比这个狠劲凶劲，这是朝鲜战场全局的需要。我们要坚决打下去，直到赢得最后胜利！”

王近山同意了秦基伟的判断，并同意秦基伟从直属队中反复抽掉官兵补充到45师。

双方在上甘岭的争夺一个多月后美军和韩军都已经难以为继，志愿军总部判断最后的反攻时机到来。

秦基伟等人

11月20日我15军45师与配合作战的12军，在12军副军长李德生的指挥下发起了决定性的反击作战。

此时敌军由于地形原因也只能各派2个连控制597.9高地和537.7高地，但构筑了非常坚固的防御阵地。

秦基伟和李德生决定使用炮兵反复轰击，诱敌出来再将其用炮弹歼灭。11月25日我军最后一次收复两个高地，敌人再也没有派部队来反扑。

这天黄昏我坚守坑道的部队终于如释重负走出坑道呼吸新鲜空气，看到已经被被炮弹削平了两米的山头不禁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

战场

尽管上甘岭之战中双方完全是误打误撞才把小规模战斗发展成大规模战役，但几乎体现了中美两军在当时朝鲜战场上的最高水平。

为了拿下两个小山头，美军不惜血本先后发射190万发炮弹，飞机还投掷了5000多颗重磅炸弹。

无论是炮弹消耗总量还是火力密度，都已经超越了二战时期的任何一场战役。而我军在利用之前构筑的坑道掩体保存自己的同时，也第一次大规模的运用炮兵给冲上表面阵地的敌人以重大打击。

战后统计美军的伤亡有70%由我军炮火造成，这也证明敌人妄图靠优势炮火取胜完全没有可能。我15军在12军的配合下死守上甘岭43天，尽管付出了一万多人的代价，但是在双方火力差距如此悬殊情况下歼敌2.5万人。

战场

由于范弗里特之前的牛吹得过了头，导致此战失利给整个西方世界都带来了震撼[3] 。

鏖战中有的美军连队一度只有两三个人能够正常作战，许多人没有被我军弹药所伤却在巨大的压力下精神失常。

甚至有人认为信奉上帝的普通美国军人，已经对上甘岭上的我军产生了神一样的敬仰之情。耗费如此巨量弹药仍然无法取得哪怕微小的胜利，这样的前景比伤亡数字更让美军士气一蹶不振。

此战之后“联合国军”被迫叫停了一切营以上的进攻计划，这也就意味着双方只能以“三八线”为基础进行最终的停战谈判。第15军原本是并不出名的第二野战军第九纵队，但上甘岭一战让15军和秦基伟成为了当时家喻户晓的人物。

秦基伟

秦基伟在上世第80年代做到了国防部长，而15军则在上世纪60年代被整体改编为空降军。

可以说今天我们再也不需要用15军去守上甘岭那样的孤立阵地，但在未来需要对敌人雷霆一击时第15军仍然是我军的一把尖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