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近三十年艰苦奋斗的革命果实，而我党从一个仅有数十人的小党发展成席卷全国的红色潮流，期间有无数先烈中道崩殂，更不乏我党的创始人们。

而李大钊就是其中之一。

李大钊同志15岁就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当时他正在日本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后，李大钊的思想发生了巨变。16岁回国后，他立即投身国内的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礼教乃至封建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让李大钊看到了救亡图存的希望和中国未来的方向。他翻译引进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撰写了很多宣传介绍相关理论的文章，是我国发展共产主义的先行者和传播者。

特别是五四运动后，大量有志青年、爱国人士觉醒，革命成了社会共识。正是在这个环境中，李大钊的一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他们以及其他仁人志士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他的身边也可以聚拢一批人，更加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

北京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而这个研究会很快进一步发展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前身或者说雏形--共产党早期组织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到1921年，全国共建立了8个这样的早期组织，分处大江南北。

1921年，忧国忧民的李大钊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全国号召所有共产主义人士建立一个团体、一个政党，担负起救国的责任。在他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于当年7月正式成立。而李大钊也毋庸置疑地成为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

由于错过了一大，李大钊从中共二大起才成为中央委员之一，但他一直负责我党在北方地区的革命工作，指导各地建立党的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同时极具前瞻性地提出要将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参加革命，在他的领导下，我党事业在北方进行地轰轰烈烈。

同时，他也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笔杆子”，反而对武装革命的必要性有极深的认识。李大钊积极奔走于各军阀之间，将他们争取到革命这一边来。孙中山在纠治国民党整治观念时还邀请他亲赴广州给予指导，一手促成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同时他还领导我党在北方不断发起革命运动，为北伐军的胜利作出了极大贡献。

然而，随着他影响力越来越大，军阀对他也越来越仇视，在北京的李大钊不得不低调行事。1927年，张作霖攻入北平，其欲加害李大钊之心昭然若揭。为了保全有用之身，李大钊不得不带着家人躲避，搬进了东交民巷暂住。

然而由于叛徒的出卖，李大钊的住处还是被查出，大批警察强行闯入将李大钊一家4口一起抓捕。后来，虽然在友人的斡旋之下，妻子和孩子被释放，但李大钊却一直被张作霖关押。

面对敌人的诱惑和拷打，李大钊至死没有屈服，更没有吐露关于我党情报的任何言语。当年4月28日，恼羞成怒的敌人将李大钊绞死，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就此陨落，年仅38岁。

但足以让李大钊欣慰的是，他的精神和遗志在子女身上得到了传承。他共有三子三女，都投身革命事业，其中长子李葆华最为出色。

李葆华在父亲遇害后，得到了亲友掩护离开北京，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他积极从事抗日、反蒋等革命工作，在新中国担任过水利部副部长、华东局第三书记、政协常委、中央委员等职，53岁出任安徽省省委书记，退休前官至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属于正部级。

而李大钊的孙辈也是人才辈出，其中长孙李青，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从县农林局的一名普通技术员干起，一直升任省委统战部部长、政协副主席，同时还是全国政协委员，其级别仅比父亲李葆华低半级，是副省级。

还有一位是也是李葆华之子--李宏塔，他16岁当兵，29岁入党，退伍后干过工人，历任合肥市委常委、共青团省委副书记、民政厅厅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还当选了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同样官至副省级。

李大钊先生推开了共产主义进入中国的大门，虽然他中年壮烈牺牲，但家风长存，精神不灭， 后人仍在为我党的革命事业和新中国的全面建设而奋斗，这样一位先辈，值得我们永远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