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初，红四方面军到达包座。中央获悉这一情况后 ，立马下令，让红四方面军速度北上，到达哈达铺才休息。此时，中央正在执行一个关键计划。

如果西安事变未发生，教员会如何破局？1936年，红军被老蒋围困在陕北，四面都有强敌，随时都有被围歼的危险。

教员是在最艰难的时刻，接过红军和中国革命这一重担的，大厦将倾，现实情况如此残酷，智慧如教员，一时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率领红军走出困境，只能确定一个模糊的大方向，然后视具体情况，走一步看一步。

计划和理想再宏大，活不下去都是空谈。

紧迫的现实倒逼红军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但像教员这样伟大的战略家，绝不会坐以待毙，必定会想尽各种办法在“十面围杀”的死局中找到一条活路，而且教员向来重视自主权和主动权。

当红军到达陕北后，教员便已经开始筹谋在西北站稳脚跟的计划了。这个能让红军在西北站稳脚跟的计划就是组建“西北国防政府”。

西北大联合的主体构想是这样：

“以红军与东北军两个西北主力起而举事”，迅速肃清蒋系势力，控制西北局面，“以兰州作大本营”，建立国防政府，由张学良担任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中共方面“则任其副”。同时，努力“打通苏联”，获取国际援助，形成西北大联合的抗日局面。

西北大联合计划是教员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和调动现有资源后的杰出构想。

陕北红军在东征过后，满打满算也才2万多人，东北军则有十几万大军。实力如此悬殊，教员又是如何说服张学良跟红军合作的呢？

西北大联合计划最大的支柱既不是张学良的东北军，也不是教员率领的红军，而是苏联。

张学良愿意和中共合作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在中国本土势力中，中共和苏联的关系最紧密，因为在张学良的认知中，苏联才是中国抗日最大的助力，要想抗日，必须得到苏联的支持和认可。

在教员的论持久战出来前，单靠中国人自己打不赢抗日战争是全民族共识。有点眼光的军阀和将领，都很清楚，靠中国自己的力量不可能战胜侵华日军，要想抗日，只有得到外国的支持。

实际上，当时的中国，但凡有点实力的势力背后都站着一个或多个列强，包括中共。

中共是背靠苏联才能跟张学良谈条件的，而不管苏联在华的真实意图如何，教员都充分利用了这一“靠山”，成功拉拢了东北军和西北军。（算是扯虎皮）

1936年1月下旬，联络局长李克农代表中共在洛川和张学良会面，作了首次会谈。临行前，教员曾电告李克农，可暗示张学良，“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则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

虽然教员有给张学良画大饼的嫌疑，可我们和东北军的合作意愿是做不得假的。

1936年1月25日，教员和20多名红军将领发出了 《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中共和红军愿与任何抗日武装联合组织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

在瓦窑堡开会的时候，我们提出来的口号是“抗日反蒋”，就是将侵华日军和老蒋放在同等位置，都是我们的打击对象，但张学良本人和老蒋的关系很好，他不愿意提讨蒋，只愿意联蒋，可他也说了，如果老蒋降日，他就会果断离蒋。

我们一再催促张学良快点向外公布计划，可两方在一些理念和合作方式上，还有分歧，故此西北国防政府一直没有立起来。

此外张学良再三交代教员等人，不要着急公布抗日联军这一口号。并且从张学良暗示的一些话语中，周恩来等人看出，张学良本人有一个“不小的计划”，但张学良一直不愿明说这个计划，对内也只说等到11月份便会有一个不小的变化。

张学良对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后他当主席的确有点心动，可他也很犹豫，迟迟不愿公开这一计划，也不愿过早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对于张学良的一拖再拖，教员等人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因为当时我们处于被动，双方只有口头上的协议，而手握十几万大军的张学良，随时可以推翻这一切构想。

我们想借助张学良在西北站稳脚跟取得合法地位，而张学良则想借助中共榜上苏联的大腿。

大家都不是傻子，大家都有所求。

1936年6月，突发两广事件，这个时候张学良为了考察各方的反应，没跟中共打招呼，就突然离开了驻地，先乘坐飞机从西安到兰州考察，随后又到宁夏，紧接又去上海逛了一圈。

就在张学良走的时候，东北军也响应了老蒋围剿陕北红军的号召，兵分三路，矛头直指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张学良一方面拦着我们，不准向外公布成立西北国防政府的计划，一方面又四处考察，还在没有提前通告我们的情况下，让东北军摆出了这幅阵仗。

张学良并不是要跟我们翻脸，这只是表明他当时真的很犹豫，下不了决心，又或者有其他更为重要的计划，而且张学良这种表态，也有威慑中共的意思，毕竟我们给张学良画了这么大一张饼，却啥都没有兑现。

被动，实在被动至极。

面对如此被动的局面，教员也很无奈，能做的事情不多，第一要紧的事就是赶紧催促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跟中央军汇合 ，手里兵多，谈话的底气也足。

1936年7月，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这次大会让张学良更加动摇了成立西北国防政府的决心，因为他发现，老蒋也在谋划和苏联联合的事。7月中旬的时候，张学良从潘汉年的渠道给中共发出了消息，并提了三点要求：

“第一，红军应立即开始实施打通苏联，以便推动西北国防政府的建立；第二，打通苏联及西北发动的时间应考虑在9月……第三，打通苏联的实现暂以红军为主，东北军目前暂做隐蔽的配合。 ”

张学良的意思很明白，你们快点打通国际路线，让苏联把援助的武器弄过来，我自己还有大事要做，不方便帮你们打通国际线，而且时间紧迫，所以你们要快点搞，不见到苏联的武器援助，就算我们成立西北国防政府也是无用功。

张学良把话都说这么明白了，我们也没有其他选择了，并且我们的任务非常明确：快点和红二、四方面军汇合，打通国际线，然后成立西北国防政府，拿到抗日联军的领导权，这样就能彻底摆脱当前的困境，闯出一片新天地。（如果西安事变不发生，那这个方案就是红军翻身的最优解，但实现这个最优解也很困难，最坏的情况是到外蒙边境打游击）

事情弄到最后，张国焘又成了焦点。解决张国焘的问题才是改变红军被动局面的第一步。

那现在的张国焘又在干什么呢？

贺老总和任弼时终究还是没有看住他，他又要搞事情了。

教员他们在操办西北国防政府这件事的时候，只跟张国焘说了大概 ，一些细节和具体计划并没有跟他说。

1936年8月初，四方面军到达包座，中央便立即下令让四方面军速度北上，不要在包座久留，迅速到达哈达铺，再做休息，中央还将包座到哈达铺的各类情报都一并传给了四方面军。

中央让四方面军快点赶到哈达铺（位于宕昌县西北部），是想让张国焘和朱老总抓紧时间率领部队抢占岷州和西固（舟曲县），从地图上便能看出，这两个地方距离哈达铺很近，而且有拱卫兰州的地理优势。

抢占岷州和西固的就是想以此为根据地威胁兰州，或者从这里进入青海，然后进入新疆，以此打通国际线。

教员的一切布置都是为了打通国际线拿到苏联的援助和以兰州为中心建立西北国防政府。

当时陈昌浩带着5军、9军攻打岷州，而徐向前则带着4军、30军往渭源和漳县进攻，二方面军则负责掩护一、四方面军的行动，往成县和徽县方向进攻。

陈昌浩的任务是夺取岷州作为根据地，而徐向前的任务则是夺取漳县和渭源后，进一步向定西进攻，形成对兰州的威胁态势。徐向前很快就拿下了漳县和渭源，但陈昌浩那里却遇到了麻烦，迟迟打不下岷州。

1936年8月23日，中央又给张国焘发来电报，直接问他，如果红二方面军帮你们在甘中、甘南策应，那你们四方面军又没有把握独自拿下青海，随后联系新疆边境，有没有把握？

张国焘不擅长军事，他问徐向前能办到吗？徐向前果断的回答：行！

中央之所以在这个时候给张国焘发电报，询问他们能不能独自去新疆，是想将西进新疆作为备选方案。1936年8月前后，中央的一切目标就是打通苏联，而跟苏联沟通最便捷的方向就是新疆和外蒙。（当时国际的意思是想通过宁夏外蒙这路条沟通，并没有说从甘西新疆这条路联通）

给张国焘发完电报，得到了徐向前的肯定答复后，教员等人也有底气给王明发电报了。电报里是这样说的：

“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能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

从措辞中，不难看出教员等人可谓是用心良苦，只要你们真给我们武器援助，我们就算拼了命也会去拿。

教员等人为了实现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目标，可真是费尽了心思，一方面教员又要跟张学良做好解释工作，另一方面教员等人还要确保王明和苏联有帮助红军的决心，此外，教员还要安抚张国焘，确保让他北上。

到了这个时间点，教员可能最不放心三件事，一是不放心老蒋又有什么新动作，二是不放心张国焘。教员等人一直催让张国焘北上跟中央汇合主要是为了拿到四方面军的控制权，他要是不来，中央就不好拿控制权，三是不放心苏联那边。教员担心苏联那边有什么变故，突然不给援助了，又或者援助大大缩减。

对于红军来说，目前最大的好消息就是两广事变调走了胡宗南，所以教员等人是快马加鞭，要快点实施夺取西北的战略，把所有不确定的因素都给确定了。

兵贵神速。

红军战士的信仰是如此坚定，教员等人为了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是如此的努力，一路走来，红军战胜了各种险阻，闯过了一道道险关，与天斗与人斗，艰难至极，都说风雨过后见彩虹，可似乎命运依然没有要眷顾红军的意思，反而又给红军的前途制造了波澜。

就在教员利用两广事变创造出的窗口期，紧锣密鼓的安排部队抢占西北打通国际线时，却突闻老蒋已经平息了两广事变，而胡宗南的1军也在快速往兰州行军。

1军是老蒋嫡系，国军的主力部队，战斗力不容小觑。

胡宗南的到来，打乱了教员的布置，面对这样一个具有不俗战斗力的部队，整个打通国际线的计划都要重新规划，而且一、四方面军尚未汇合，胡宗南的行军方向还有切断一、四方面军的意图，形势急转直下。

张国焘和朱老总等人想在会宁、静宁地区，一、四方面军联手，从南北夹击胡宗南，并在9月13日给中央去了一封电报询问能否实行夹击计划。

一方面军的主力在宁夏，准备消灭马鸿逵，如果这个时候一方面军南下，马鸿逵势必会跟着南下，如果到时不能顺利消灭胡宗南，那一、四方面军就会陷入包围之中，很危险。（还有一个没有明说的理由，一方面军的正在夺取宁夏，然后从宁夏打通国际线，这是事关全局的大事）

中央回复张国焘，让四方面军继续北上靠近一方面军，到时可以在西兰大道上堵截胡宗南，必要时，四方面军的主力可以和胡宗南来一场硬仗，到时一方面军也会抽调出一个军出来帮助四方面军。

中央的意思是，我现在不能动，要消灭马鸿逵才能动，你们最好快点北上到会宁、静宁一带，如果路上碰到了胡宗南，那就来一场硬仗，总之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动，其次一、四方面军要尽快汇合，防止被胡宗南分隔开。

看到中央的回电后，张国焘陷入了沉默。

张国焘是一个具有军阀主义特性的人，让他带着部队单独去和胡宗南硬碰硬，这显然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如果胡宗南部的战斗力弱，那张国焘估计会抢着去，但张国焘此前跟胡宗南交过手，还吃了亏，并且经过一波南下后，四方面军实力已有折损。

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国焘显然不愿意继续执行中央的北上计划了。他本来就对北上到陕北有心理包袱，这下半路杀出来一个胡宗南，彻底让张国焘坚定了不去陕北的心。

张国焘在岷州城待了三天，任凭中央如何催促他快点北上，他就是一句话不说。1936年9月16日，无奈之下，西北局在岷州三十里铺的四方面军总部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这次会议对于张国焘来说，就是翻版的“两河口会议”，但这次张国焘不再坚持南下，这次他想往甘南青海去，他想到新疆边境自己打通国际路线。

当年在两河口，张国焘拒绝北上的理由，和他现在拒绝执行中央命令，坚持往甘南青海去的原因类似。

前方困难太多，敌人太强，他不想去，因为他要挑软柿子捏。

一年前，他认为川军是软柿子，所以着急忙慌要南下入川，要吃大米，现在，他认为西北的三马是软柿子，他又要去青海打通国际线，自己拿苏联的援助。

一波未平一波未起，如果真让张国焘得逞，又带着部队走了，那中央该怎么办？多事之秋，屋漏偏逢连夜雨，面对如此困境，教员又有何良策面对？

革命难，难于上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