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相忘于江湖
2014年7月，“镜泊湖连环战”这个尘封已久的大捷浮出水面：
1932年3月，东北自卫军和抗日救国军在镜泊湖连续伏击，先后取得“墙缝”伏击战、火烧松乙沟、关家小铺伏击战和高岭子车站伏击战的胜利，几乎将关东军第15旅团7000余人覆没。
如果此战的战果可以核定，那么甚至可以超过马占山江桥决战，堪称“抗战第一大捷”。
但是由于“镜泊湖连环战”胜利太过辉煌，也引发质疑。
尤其是第一战“墙缝”伏击战，东北自卫军补充团700余人和抗日救国军一个营300余人，在仅有5里长的“墙缝”山道激战一天，仅靠手榴弹和步枪就让日军付出了3500余人的巨大代价，而东北自卫军补充团的阵亡人数却只有7人。
质疑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镜泊湖连环战”是不是真的存在？如此悬殊的战损比有没有实现可能？这样一个大捷，为何战后没有向南京当局上报？除了李延禄的回忆录，为何不见于各方史料？
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镜泊湖连环战”。
1932年2月，日本关东军第15旅团步兵、骑兵、炮兵、辎重部队7000余人，对外号称“万人”，直指镜泊湖南端的王德林的抗日救国军。意图消灭这支数千人的武装，然后从南向北横扫“吉东”。
面对敌我众寡的情况，抗日救国军的参谋长兼东北自卫军补充团团长李延禄巧设埋伏，利用地形优势充分发挥手榴弹近战威力，在“墙缝”激战一天歼敌3500余人，而补充团只有7人牺牲。
首战告捷之后，李延禄又在草木繁茂的松乙沟利用火攻，将日军15旅团残部大部烧死，旅团长天野少将在上风头烧出一片空地，这才避免了全军覆没，但也仅剩400余人和十几匹马。
第三战关家小铺，李延禄借来援兵：原东北军21旅600团张振邦的张宪廷8连。李延禄补充团和张宪廷8连在半山腰伏击歼敌百余人，张宪廷等60余人阵亡。第四战山市，双方各有伤亡。
第五战高岭子车站，伏击主力是亚布力站附近的李延青铁路工人游击队。他们破坏了铁轨导致火车翻车，再次歼敌200余人，至此，天野第15旅团基本被全歼，残部逃生回去的只剩100余人。
李延禄
正因为“镜泊湖连环战”的战绩太过亮眼，所以也让人难以置信。
尤其是在双方力量差距如此巨大、武器装备完全不对等的情况下，抗日武装和关东军的战损比又如此悬殊，难免令人生疑。而无论抗联、南京还是日军的资料，也对“镜泊湖大捷”只字未提。
但是，仅仅用靠谱和不靠谱来对这一战例下结论，似乎为时过早。
问题之一：“镜泊湖连环战”是不是真的存在？
关于“墙缝”等5战4胜的伏击战，最早见诸于李延禄《过去的年代》。
李延禄的回忆始于1960年，历时19年之久，由骆宾基记录、整理，然后出版。由于抗联另外两位元老周保中和冯仲云已去世，李延禄也是当时仅存的抗联元老，因此他的回忆有一定史料价值。
根据李延禄的回忆，为了运送手榴弹，补充团先后用20辆马拉的大车，往返多次清空了抗日救国军的库存。1932年3月13日晨，猎户陈文起把日军带进埋伏圈，勇士们三五人一组投手榴弹，给关东军巨大杀伤。战后根据缴获枪支数量和日军焚尸情况，估算歼敌至少3500人。
李延禄的回忆得到了一些佐证，如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李延禄秘书和开国少将彭施鲁，东北抗联史编撰者谭译，以及战场周边村庄一些当事人，从不同侧面提供了一些证明。
开国少将彭施鲁
质疑之二：如此悬殊的战损比有没有实现的可能？对“镜泊湖连环战”质疑较多的，当属双方悬殊的战损比。尤其是5战4胜的第一战“墙缝伏击战”和第二战“火烧松乙沟”，分别歼敌3000余人，自身损失则少得夸张。
对比马占山江桥抗战，1.3万人对战两倍余日军，歼敌5000余人阵亡6000余人。
第一战“墙缝伏击战”东北自卫军补充团700余人，利用“墙缝”地貌投手榴弹，日军被动挨打无法靠近石缝后面的自卫军战士。这和神头岭伏击战相似，充分利用地利优势和日军的司空见惯。
此战，日军先头部队和后续人马，仅在“墙缝”山道就被分割成30几段。
第二战“火烧松乙沟”，则类似《三国演义》的“火烧博望坡”。此战，抗日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给李延禄增派了姚甲航的一个营半夜时分赶到阎王鼻子，点燃几处篝火作为“疑兵”。
然后，李延禄把其他队伍的手榴弹和步枪，优先集中到伏击松乙沟的队伍里，而且每人携带一盒火柴，战斗打响后一起在上风头点火，初春的枯草和榛木丛很快点燃了日军所处空旷的大草甸子。
火攻不乏案例，《三国演义》有上方谷火烧司马懿，《第一滴血》有兰博火烧越军。
日本关东军资料照
质疑之三：这样一个大捷，为何战后没有向南京上报？按理说，如此巨大的一个抗战胜利，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14万东北军面对2万关东军不战而退，成为国人唾骂的焦点。马占山在江桥抗战后，东北军撤入关内130万平方公里国土沦陷。
联想到全面抗战时期，大到打破日军神话的平型关、歼敌上万的台儿庄，小到炸毁日机24架的阳明堡、歼敌250余人的香城固战，重庆都给予通电嘉奖。镜泊湖这样的大捷，没有理由不予嘉奖。
但是，“镜泊湖连环战”这样的大捷，当时南京方面居然毫无反应。
李延禄《过去的年代》一书对此的解释是：王德林和老3营起义后，和南京方面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东北自卫军总司令李杜，拿出一万大洋和一个团的编制要收编王德林的抗日救国军。
李延禄拿李杜一万大洋组建了一个东北自卫军补充团，自己兼任团长，也算向李杜交了差。但是，大捷后以谁的名义上报双方争执不下，而大功率电台掌握在李杜手里，上报一事最后不了了之。
日本关东军资料照
质疑之四：除了李延禄的回忆录，为何不见于各方史料？对“镜泊湖连环战”最大的质疑，就是缺少中日各方史料的支撑。
目前的主要证据还是李延禄、周保中的回忆录，而李延禄是抗联4军军长（实际由李延平指挥），周保中是抗联5军军长、第二路军总指挥，所以从理论上都属于东北抗联单方面的证言。
而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由于主观性和记忆问题其真实性也打了折扣。
目前，对这一大捷的质疑除了证据不足，还有一些人引用日军资料来推翻李延禄的回忆。在关东军的资料中，天野旅团没有到过镜泊湖地区，而且“讨伐”抗日救国军的日军仅有1000余人。
李延禄的回忆存在着特殊年代的痕迹，但与之相比关东军的资料更加不可信。
东北抗日武装
很早就有研究人员提出：关东军的资料存在造假、毁匿的可能性。联想到日军在抗日战争历次战役都有数字缩水问题，而对侵华战争也从未进行彻底反思，因此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尽管年代久远，但官方和民间考证一直没有停歇。或许，这段历史终会揭开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