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此时国民党残军内部，各派系矛盾重重，这群乌合之众离心离德，谁也不将柳元麟这位总指挥放在眼里，因此不止一次发生内讧。

最先反对柳元麟的是第一军军长吕维英。他是九十三师老人，从排长一路升到团长，参加了抗战和内战，还当过军统驻远征军特派员。

仗着这样的后台和背景，吕维英眼中根本没有柳元麟，公然宣布他的第一军独立，拒绝柳元麟的指挥。

柳元麟又惊又怒，不停地向蒋介石报告此事，并说“整军备战，反攻大陆”，“必须消灭一切不团结现象”。

为调和内部矛盾，蒋介石派遣“伪情报局游击行动处处长”罗果岀马，到缅甸进行调解。吕维英这才勉强答应听从柳元麟的调动。

经过罗果的调和，残军的内部矛盾似乎已经解决。然而事实上，吕维英和另外两个军长甫景云、段希文，他们与柳元麟之间仍然心存芥蒂。

段希文

在缅甸的国民党残军实力已经大不如从前，因此柳元麟也不敢进行大规模的反攻云南行动。

每次台湾方面要求他将战绩上报时，他就派岀小批特务不断地对我边境进行“小偷小摸”式的骚扰，以此敷衍台湾方面，向其邀功，暗中却进行休整，以保存实力。

1957年，台湾当局作出了对大陆进行“军事袭击”和“政治反攻”的决定。命在缅甸的残军在云南边境寻机进行暴动，并伺机攻占昆明。

于是，残军的高级将领在进行不断研究之后，提岀了反攻云南的新计划。

柳元麟和吕维英、甫景云、段希文四人各自盘算，各自保存实力，因此三个军的人数，拼凑起来不到1500人。

柳元麟亲自督战，1000多人慢腾腾地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达云南境内，进攻边境一些村寨，并抢劫了孟润集市和学校，又将水利工地的42名干部、民工掳走。

国民党残军的这次行动，连一个县城也没有拿下来，更甭提攻占昆明了。

柳元麟借口这次行动的失败是因为吕维英从中破坏，因此把吕维英调到“元江指挥所”任指挥官，由第一军副军长吴运缓代理他的军长职务。

柳元麟还撤了第二军军长甫景云的职务，理由是他“贻误战机”、“违犯军纪”，并当众枪毙了他的一个心腹营长。

打击了吕维英和甫景云之后，柳元麟还不愿罢手，他认为段希文势力太大，又不服从自己，一定要将他挤掉。

但是，段希文绝不是一般的人物，他的父亲段克昌是蒋介石的亲信，曾经任昆明行营兵站中将总监长，又是台湾的“伪国大代表”。

而段希文本人也曾经是白崇禧部的师长，并曾担任武汉警备司令，机警多智，也擅长作战。

有段希文在，柳元麟就无法安宁。他先是将两个师组成第五军，任段希文为军长。

接着又通知第五军的各师各团，以后报领军费，直接到总务部即可，不经过过军部。

柳元麟的用意是想使段希文的军长一职成为虚设。

但段希文的部属多数是云南兵，多年追随着他，在主力撤往台湾后又曾与他患难与共过。

柳元麟仅凭这一道通知，怎么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呢？他见这一手未能奏效，索性停发了第五军的一切经费。

段希文马上谎称有病告假，将在中缅边境进行袭扰活动的第五军调了回来，又在11月24日宣布，第五军独立，和柳元麟指挥部断绝从属关系。

柳元麟十分震惊，连忙又向台湾告了段希文一状。

1959年4月，“伪情报局副局长”任剑鹏亲赴缅甸调解。段希文的父亲段克昌还特地飞来缅北劝说，段希文这才取消独立，重新回到柳元麟麾下。

柳元麟深深明白：没有巩固的基地，是不可能实现“反攻”的，而要建立巩固的基地，就不能不处理好与当地群众、头人的关系。

柳元麟检阅部队

于是，柳元麟吸取了经验和教训，禁止部队骚扰群众，搞好军民关系；重视和利用民族上层。使他们巩固了根据地。

当时缅甸国内的情况有了变化，政府军正全力以赴和国内的反政府武装作战，使得国民党残军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休养和整顿。

经过了三年整顿，残军暂时得以统一，总部设在湄公河西岸的江拉。

第五军的战斗力比较强，为了有效地“反攻”，柳元麟只好将自己和段希文的私怨暂时放下，任他为残军副总指挥。

1959年，蒋介石召柳元麟到台湾，命他设法策应云南、西藏等地匪特暴乱，并许诺增加经费和补给供应。

柳元麟返缅后积极招兵买马，声称：“不仅缅敌找上门来要打，而且要打进云南，以击引暴，以暴致乱。”他还拟订了袭扰云南的突击计划。

1960年春，台湾向缅北残军驻地空投了400人的“特种部队”，柳元麟更是加紧了袭扰云南的准备，培训2000多名袭扰骨干。

1960年7月，蒋介石还派“伪特种部队司令”夏超任副总指挥兼教导队长，“特种部队副司令”胡开业为孟百了守备区司令，加强对柳元麟部队的控制。

1960年7月底，残军的兵力增至万人，达到撤走台湾后的鼎盛时期。

总指挥部下辖5个军。其中第一、四军靠近我国边境。此外还有西盟军区和孟白了守备区。

各军下辖两到三个师，各师统辖的各团兵力从几十人到几百人或上千人。

柳元麟等人口中不断叫嚣从缅甸出兵，配合台湾国民党大军反攻大陆，其实他们心里没有一点信心，也没做什么准备。

他们的方针是：遇到解放军时，尽量保存实力，避免决战，进攻时就采取潜入、窜扰的方式，形势不利就逃跑；

和缅甸政府方面，既是敌对关系，又要尽量做到和平共处，求得彼此相安无事，以保存实力。

军委对于柳元麟的残军不断壮大并不断窜扰云南边境的情况非常重视。

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彻底消灭这股国民党残军势在必行。

1960年5月4日，伟人在一份“关于蒋介石接见在缅国民党残军总指挥，令其准备窜扰云南”的情报上，批示给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

“引起警惕，准备应付可能的叛乱。”

伟人同时指示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委：应立即派得力人员去各地调查情况，千万不可马虎大意，不要轻易相信下面太平无事的书面报告；中央军委亦应派员去云南布置对策。

5月5日，中央军委根据伟人的指示，作出了关于云南边境防止国民党残军窜扰的具体部署。

中央军委还派副参谋长杨成武将军率领指挥组到云南，具体落实军委的指示，组织力量打击国民党残军的窜扰。

面对严阵以待的国民党军，柳元麟等人害怕到边界会被全歼，于是暂时偃旗息鼓，所谓的“反攻”计划成了一纸空文。

柳元麟没想到，他不找解放军，解放军倒是找上门来打他。

1960年10月1日，中缅两国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缅甸联邦边界条约》，所以，两国必须进行边界勘定。

但是，国民党残军却盘踞于中缅边境地区，致使两国的勘界工作难以正常进行。

为保证这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缅甸政府提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境作战。两国政府经过协商之后，决定两国岀兵共同清剿国民党的残军。

1960年11月4日，中缅两方签署了《勘界警卫工作协议》，协议规定：对盘踞在第四勘察队工作地段，对勘察、竖桩工作有威胁的国民党残军，由中缅双方部队共同负责加以捕歼清除。

解放军驻滇部队负责捕歼清除旧30号界桩至62号界桩（云南腊河与澜沧江交汇点）地段附近的国民党残军。

中方部队为执行警卫作战任务，可根据需要进入缅甸境内20公里。

清除残军的行动，双方应同一时间进行，暂定于1960年11月20日左右。

按照这项协议，解放军进入缅境作战纵深为20公里，这条分界线就是“红线”。

两国的军队要协同作战，但解放军的军事行动不得超越这条“红线”。

如此一来，解放军的作战时间、活动范围、侦察地形、敌情及群众工作、后勤诸多方面都要大受限制，将会给我军的作战行动带来不少新的问题。

协议签订后，昆明军区立即草拟制定了警卫作战方案：以三个战斗群、两个突击队，奔袭国民党残军的16个据点。然后将此方案送中央军委、总参审议。

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

伟人看了昆明军区报送的情报，发现南侧缅军部署有漏洞，恐怕残军会从那突破，导致这次作战无法达成目标。

原来，中缅两国对此次作战有不同的想法。

中方的想法是，中国军队负责把红线以内的敌人赶走，然后缅方在南面扎紧口袋，这样就能全歼敌人。

而缅方的想法是，中国军队在北面吸引残军注意力，自己则开展“湄公河之春”军事行动，对残军分进合击，彻底歼灭之。

伟人有多年的军事斗争经验，他敏锐地判断出，我军进行勘界作战，残军不会被我吸引，而是会避实击虚，南下打缅军。

而缅军分进合击战术是以主力对主力，一万人马在广袤的热带雨林一展开，必然处处空虚，很容易被残军钻空子分割包围。

因此，伟人直电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让其通报缅方，赶快加强南侧堵截力量。

昆明军区毫不迟疑地将这一信息传达给缅军，缅方对中方的提醒表示感谢。

伟人在1960

11月14日，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军委正式下达了我军入缅作战的命令。

接到军委命令后，昆明军区党委决定让十三军三十九师、十四军四十师各一个团、云南省军区思茅军分区三个团共39个连约6500人参加这场跨国战斗行动。

为了统一指挥入缅作战部队的行动，昆明军区组成了以云南省军区司令员黎锡福为指挥、第十三军副军长崔建功、省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为副指挥的前方指挥所。

11月上旬，前方指挥所进驻西双版纳佛海。

此次作战正面为300公里，纵深为20公里，重点打击目标是国民党残军的一、四军军部和二、三、五、六师师部及所属的8个团部和8个行动组，约800人。

敌人拥有两个据点，大致上分三线部署：

我国国境线附近驻有敌第一军所属的第三师，共约150人，正面以南洛河为屏障，背靠黑山森林。各个据点都修建了一些土木质工事和交通壕。

敌人在通向我方的道路上埋下了地雷，还设置了行动组或情报组等，负责警戒。

第二线敌第四军在孟勇以东及以南地区进行布防，其中第四军所属三十五团约200人驻在1404高地上。

第三线为孟白了和江拉地区的柳元麟总部。有总指挥部、教导队、警卫团、通信营、后勤总部等，约650人。其武器装备既有老式武器，也有美式装备。

根据敌人的部署情况，我前方指挥所决定，本着分片包干的原则，采取多路远距离奔袭的方法，先切断敌人的后路，然后以分片合围的战术，全歼敌人。

1960年11月21日晚21时30分，第一阶段的战斗打响。解放军22支突击队，迅速向残军的16个据点移动。

由于打击行动出其不意，16个据点，只有两个扑空。

我边防九团二连和边防十团的目标是敌人的曼俄乃据点。当天5时，战士们就到达了据点的位置。

发现敌人逃跑之后，马上更改了作战方略，让小分队在原地进行搜索，又派4个连向孟马方向追击敌人，在往南10公里远的地方和逃敌展开了战斗。

在不断地打击和搜捕之后，我军消灭了从曼俄乃等据点逃出的33名敌人，并击毙敌第五师师长李泰。

敌第四军在缅甸挥邦孟瓦和孟马的各个据点是我步兵一一七、一一八团及一一六团一营的奔袭目标。

三十九师副师长阎守庆指挥一一七团分队出击，全歼了驻踏板卖据点的敌第二师部60人和驻孟歇据点的敌第七团团部62人，击毙了敌第二师师长蒙宝业和副师长蒙显。

四十师副师长赵世英指挥一一八团分队出击，进攻孟瓦、景康、孟育、孟景的敌人，消灭了100多名敌人，俘虏敌第三师副师长兼八团团长叶文强。

激战了几个小时，我军全歼敌第二、五师师部和第七、八团团部，并消灭了第一军军部一部分和第三师师部的一部分。

勘界作战前指指挥员——黎锡福少将

然而，因为一些部队对这里的亚热带丛林的战斗特点研究不足，又因一些干部指挥不力，使6路迂回部队中有一半不能迂回到既定位置。

残军不敢与解放军恋战，稍一接触就向密林深处溃逃，很快都逃离到红线区域以外。

解放军由于有在“红线”内作战的规定，只好在“红线”处停止追击。

在这场跨境战斗中，我军16个攻击目标中有6个被全歼，其他大部分被击溃，一共消灭467名敌人。

国民党残军遭受我军重创之后，不敢再和我军作战，于是将锋芒转向缅甸军队。战局不幸被伟人言中——南面的缅军遭遇了大麻烦。

1961年1月2日，缅甸政府岀动1万大军，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向国民党残军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缅甸国防部将这次战役命名为“湄公河之春”。

自称“丛林游击战专家”的柳元麟，决意以“引蛇出洞，将缅军诱入狭窄低洼地带伏击”的战法，瓦解缅军的攻势。

打算先佯装节节败退，诱使缅军一步步落入其圈套。

国民党残军佯装败退，放弃了对他们非常重要的东腊摩山阵地。

缅甸军队士气高涨，急着要打通猫儿河谷，攻陷江拉附近的江腊机场，把驻在江拉的国民党残军总部驱逐过湄公河。

而国民党残军激战一阵后则佯装败退，引诱缅军上钩。缅军一路追击。

10天后，9个营的队形在热带丛林和山区越拉越长，不知不觉就中了柳元麟的圈套。

柳元麟命第四军在正面边打边撤，调第三、第五军两翼迂回，将缅军分割包围。以第一、第二军在北线牵制解放军入缅部队。

缅军人虽多，但由于前期进展过快，兵力逐渐分散，到1月13日，柳元麟见时机已到，一声令下，第三、第五军多路出击。

经过3天激战，到1月17日，缅军被分割包围在猫儿河谷。

力不从心的缅军于1961年1月18日晚，向我军勘界警卫联络官提岀，请求我解放军协同他们歼剿缅甸境内“红线”以外的国民党残军。

我军回应表示，必须向中央军委请示方可决定。

适值陈毅访问缅甸。缅方向陈毅提出：请中国人民解放军越过红线，南下百余公里，协助缅军作战。

19日，缅方得到周总理来自北京的回复：我们愿意参加这一联合作战的讨论。

21日，猫儿河谷情况更加危急，残军已经将包围圈压缩了一半，缅军困守芒林、王南狭小山头。

缅甸军方代表于当天飞抵解放军前指，请求解放军越过红线，攻击孟百了、江拉等重要据点，打掉残军第三军和第五军，以解救被困缅军。

缅方的要求被迅速传往北京，总参随即就此进行研究。总参谋长罗瑞卿说：

“缅甸几次请示并催促我们参战，可见他们现在处境困难。我以为要去就快去，送人情要早送。如果缅方吃大亏，受蒋残军重创，就会对我方有意见。”

“在国际上，缅甸方面不怕，我们怕什么？马上通知前线部队抓紧准备。”

随即，罗瑞卿将总参意见上报中央。22日下午，周恩来批准了中国部队越过红线解救缅军的作战计划。

15时，罗瑞卿要作战部通知昆明军区。他还指示：孟百了以西两个营不去了，以免口张得过大。争取在25日打响战斗。

总参作战部在下达作战命令的同时，重申了作战纪律：一定不要到老挝边境作战；枪、炮弹不能过湄公河；湄公河的汽艇不能打；靠岸的确系蒋残军的可以打。

经过慎重研究之后，中央军委指示作战部队派7个营、6个连、两个便衣队共5800人，于1月下旬发起第二次越境战斗，跨过“红线”向前挺进50公里。

23日，昆明军区于佛海开设前方指挥所，十三军副军长崔建功为指挥，十四军参谋长梁中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段思英为副指挥。

根据中央军委和昆明军区前方指挥所的命令，解放军各部队于1961年1月25日开始岀击。

跨过第一次和缅甸联合作战的勘界线以后，战士们分头奔向湄公河以西、以北地区各自的攻击目标。

自25日开始的第二阶段作战，不如第一阶段顺利。

因为解放军对纵深地段的地形不熟，容易迷失方位，原始山林阻滞了我军奔袭的速度。

而残军具有丛林战的经验，地形又熟，占了一些便宜，解放军的伤亡人数，比第一阶段要多些。

国民党残军渡河撤往老窝

得知解放军越过红线后，柳元麟心急如焚地赶到前线指挥部，一开口就向段希文发问：“段军长，我们至少还要几天才能干掉缅军？”

段希文说：“最少还要7天。”

柳元麟着急地说：“7天太长了！能不能3天?”

段希文无奈地说：“不行，敌人有一万人，我们兵力也差不多，而且分散在多个山头，一个个吃掉非常不容易。”

柳元麟一咬牙，说：“段军长，你能不能在3天里全歼缅军？就3天……我将总部警卫师交由你指挥。”

段希文却说：“总指挥，想消灭缅军，最好是你替我抵挡共军，再争取三天的时间。”

柳元麟一愣，一时哑口无言。

一会儿，他又问参谋长钱运周：“共军最多要几天能开到预警线？”

“预警线”指的是国民党残军可以安然撤到老挝的最近距离。

钱运周用手指在军用地图上指点着说：“离这儿最近的两支解放军部队，由孟由穿越森林开到猫儿河谷前线基地最少要5天。”

“要是解放军想直接向江拉总部进攻，那更是需要七天的时间。此外，还有第二军在阻击解放军，所以，解放军到达预警线会更迟一些。”

“好！”柳元麟精神一振，对段希文和第三军军长李文焕这样说道，

“两位军长，你们都听到了吧。你们和共军交手的次数也不少了。我已经给第二军下了军令，令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坚守48小时，违令者将以军法处置。”

一位参谋送来一份电报，柳元麟看完后更加亢奋，大声读起电文来：“台湾来电，我军务要团结战斗，全歼敌人主力，不得有误……”

“本人现以总指挥身份下令，第三、五两军，一星期内歼灭缅军，之后再转移部队。第一军和第二军在北线阻止共军的进攻，以保证猫儿河谷战役的胜利。”

可是，在孟由和罗云的第二军部队只抵挡了七八个小时就撤退了。

经受了解放军第一次打击的柳元麟，在逃岀“红线”时，便制订了“遇解放军攻击即逃，如解放军穷追不舍，就退入老挝境内暂避”的“保山计划”。

因此，当解放军突破第二军防线的消息后，柳元麟便放弃了对缅军的围困，渡过湄公河，向老挝境内逃窜，被困的缅甸国防军才转危为安。

柳元麟赶紧下令：江拉的一切渡船和木筏都征集起来，令第一、二、四军靠拢总部，明天开始渡河，撤往老挝。

参谋长钱运周问：“总指挥，是总部先撤走吗？”

柳元麟说：“命后勤辎重先撤，接着是第一军、第二军、第四军，总部在最后。”

柳元麟并没有提第三和第五军，钱运周谨慎地问:“总指挥，猫儿河谷的官兵……是不是该……”

柳元麟冷冷一笑，说：“你再用总部的名义给段希文和李文焕两军下令，说我军已经阻止了解放军的攻势，命令他们两军一定要把缅军消灭，不得违令。”

钱运周大吃一惊——好一个歹毒的借刀杀人之计。

他表面上听从柳元麟的吩咐，暗中却派人秘密通告段希文和李文焕，告诉他们总部撤退的时间。

国民党残军大撤退开始了。总部江拉戒备十分森严，值勤巡逻的宪兵比比皆是。

撤退下来的部队一支支地集中在渡口，江拉的民工日夜不停地将官兵们和物资运往湄公河彼岸。

这次大撤退，国民党残军渡过了湄公河，离开了缅甸的国土，登上了彼岸的老挝琅南塔省西北部边境山区。

第四天，我解放军首批身着迷彩作战服的突击队赶到了江拉山头上，另一支突击队经过几昼夜的奔袭抵达江腊机场时，却已经看不见一个敌人了。

猫儿河谷中，与缅军激战的段希文第三军和李文焕第五军也没有坚持到最后。

他们得悉钱运周的情报后，也匆匆地撤离了战场。他们取道泰缅边境，进入老挝境内，和总部会合到一起。

这场战役就这样结束了。

缅甸政府对外宣布：“湄公河之春”战役战果辉煌。缅军收复了被国民党残军占据的地区，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已经将敌人驱逐岀境，消灭了一大祸害。

经过两次在缅甸境内的作战，解放军剿清了作战区域内的国民党残军，协助缅方收复了已经被国民党残军占据10多年的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30万的地区。

这使中缅联合勘定国界线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同时促进了中缅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扩大了我方的政治影响。

解放军战士们得到了丛林作战的实战锻炼，顺利完成了中央军委交予的战斗任务。

在两个阶段的作战中，解放军共歼敌740人，击毙敌师长2人，活捉敌副师长1人。

由于江拉机场已被解放军占领，台湾当局秘密与老挝政府协商，借得边境孟信、南他、回寨一线暂居，并加紧空投补给。

由于怕空投物资被人发现引起争议，要求在台湾装机前把一切标志都销毁。

不过，百密一疏，1961年2月13日，由于天气不好，蒋军运输机空投物资时错投到缅甸境内，这物资上的标记由于装运人员粗心大意，没被销毁，又恰好被缅甸边防部队捡到。

1961年2月24日，缅甸政府把捡到的物资拿到纽约，正式向联合国提出控诉。

联合国再次作出决议，要求台湾蒋介石政权将在老缅边境的部队撤回。

2月28日，蒋经国命令“伪联勤总司令”赖名汤前往老挝，把军队撤运回台湾。为此，3月5日，赖名汤带领12人的接运小组从台湾乘机飞往泰国曼谷。

赖名汤一行人到达残军总部后，见到总指挥柳元麟。柳元麟直言相告：愿意撤台的人数可能很少。

在老、泰、缅三国交界的丛林中，赖名汤一连5日苦口婆心地劝说官兵们服从撤台的命令。

最后，赖名汤宣布不愿意撤台而自行留下的，今后一切活动自行负责。

最终，柳元麟总部及下属第一、二、四军部分官兵经由老挝、泰国空运到了台湾，李文焕、段希文则没有率部队撤到台湾。

李文焕名为第三军军长，实际统辖不过1000多人，又非正规军人出身，他考虑到回了台湾就保不住军长职位，便以路途远为借口拒绝了。

第五军军长段希文虽然是军人出身，父亲是蒋军中将，本人也多次见过蒋介石，因此愿意撤到台湾，但部属多是云南人，且在当地成家，多不愿意去台湾，也没有撤退。

台湾当局对段、李抗拒命令的行为感到十分恼怒，“伪国防部”发言人声称：撤军已告完毕，“云南人民志愿军”番号取消。

所剩残余数千人，均为擅自脱离部队者，台湾方面不为其行动负责。

从1961年3月17日到4月30日，撤走国民党残军4406人。

在撤往台湾前，按照台湾的命令，将派在金三角的高级特务、上校团长张苏泉及300名骨干留下，以图日后东山再起。

后来，张苏泉带领部下投靠了坤沙，帮助坤沙训练军队，并消灭、收编了金三角地区的其他贩毒集团，制造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毒品帝国。

残军排队登机撤往台湾

包括段希文的第五军和李文焕的第三军在内，留在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共有5000多人。

国民党残军撤往台湾后，留下来的各部残军各自为政，在金三角各据一方称王称霸。

可他们很快就陷入生活补给方面的困境中，不得不重新寻找出路。

残军原第二十五师师长曾德兴便带着部下500多人，流窜到老挝境内，归附了老挝的右派武装。

残军马俊国一部归顺了“台湾伪情报局”，被改编为“伪滇西行动纵队”，成为一支特务武装。

吕维英则拉起了一支雇佣部队，受雇于老挝政府，助其清剿反政府武装。

想不到的是，老挝左中右三方经过一番谈判之后，雇佣军竟成了他们的打击目标。

一场恶战使雇佣部队溃不成军，幸好吕维英得以逃生，后来和屈鸿斋部投入段希文的第五军，成立了“东南亚反共志愿军”。，

第二批国民党残军撤走时，为了控制利用段希文和李文焕，蒋介石曾令驻泰国清迈的代表杨文湘传达台湾对他们的“关怀爱护”之意，要求段希文、李文焕服从命令将部队撤回台湾。

蒋经国与残军将领合影

可李文焕拒绝了，他对第三军的官兵们说：“别人撤往台湾，是别人的事，我们第三军是不能撤的，我要把弟兄们留在这里，因为弟兄们到了台湾，就再也无法回家，再也见不到父母亲人了。”

杨文湘向台湾方面报告：“李文焕是不会把他的部队拉去打大陆的，他要用部队去做他自己的大烟鸦片生意。”

有一次，段希文设宴款待台湾重要人士时表示：“有人说我违背上司命令是不对的，也正是这样才造成我们目前的困境。要是他们上面需要我，我会尽心尽力，不然的话，我只希望办清一切手续，候命行止。”

刚一开始，段希文和李文焕想在老挝北部建立根据地，但老挝军方出动飞机、部队进行拦截，第三、五军不得不落荒而逃。

段、李想重返缅北，但缅军早已严阵以待，只会予以痛击。

此时的国民党残军，痛失根据地，内部分裂，情报不灵，到处被动挨打，简直如丧家之犬一般。

在老军和缅军的围追堵截下，残军第五军、第三军狼狈逃窜，一路向南。

残军进入美斯乐

当缅、老军队发现残军确实要离开老挝和缅甸准备进入泰国后，便主动停止了追杀，“友好地”尾随相送。

1961年10月，经过数月的艰苦行军，残军终于走出老、缅的原始森林，进入了泰国北部的龙帕山脉。

第五军走到一座小山谷时停下来，段希文望着眼前郁郁葱葱、一片祥和景象的泰北丘陵，对人困马乏的部下说：“不走了，就是这里，打仗也不走了。”

段希文给这座小山起了个名字：美斯乐。美，泰语“村子”，斯乐，泰语“和平”，即“和平村”之意。

尾随五军后面的第三军在军长李文焕的帯领下，在美斯乐西面几十公里一个叫塘窝的山坳定居下来。

对于闯入境内的国民党残军，泰国王和政府，并没有岀动军队围剿，而是允许残军在这里暂住，还送去大批粮食。

泰国政府的宽容，使走投无路、处处挨打的第三军和第五军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保命、休养生息的落脚点。

段希文向泰国军方代表跪拜

段希文和李文焕迅速同泰国政界要员建立了关系，彼此间心照不宣。

随后，泰国政府决定请第三军、第五军帮忙清剿反政府武装。这样，第三军和第五军大部分便逐渐归顺了泰国政府。

1963年，为了配合蒋军对东南沿海的军事窜扰，蒋介石派“伪情报局副局长”沈之岳到泰国视察第三军和第五军。

沈之岳承诺给他们恢复补给，条件是要第三军和第五军窜扰云南边境，搞政治攻势。

段希文和李文焕为获得台湾补给，从1963年到1966年9月30日这段时间，频频派遣小批部队窜扰云南潞西、孟连、沧源、镇康等县。

在我军边防部队的反窜扰行动中，段、李两军被击毙27人，还有11人被俘虏。

然而，台湾的蒋介石贼心不死，对部下很不满意，命令段、李两部尽一切努力加大行动力度，不然就停止提供补给。

但段希文和李文焕最终还是终止了对我边境的窜扰，原因是感到窜扰行动太耗费时间，而且损失很大，希望也十分渺茫。

一心想反攻大陆的蒋介石

1966年10月和1967年3月，蒋介石父子两次召段希文和李文焕赴台湾，商量关于窜扰云南的事宜。

1968年3月，罗汉青代表台湾当局前往泰国，发给第三、五军两万美金以示慰问，并继续商讨窜扰云南的问题。

这年年底，段希文又被台湾当局召见。

1969年5月，蒋经国亲自来到泰国，7月，又派“伪参谋次长”易瑾赴泰国和段希文、李文焕商谈补给和整编的事宜。

整编的条件是要兵不要官，而且只要年轻健壮的士兵。整编之后，由易瑾担任正指挥官。

段希文和李文焕召开军官会议进行研究，都认为台湾当局提出的条件其实是要夺去兵权，于是不同意接受台湾方面的改编。

1970年1月，台湾“伪国家安全局局长”周中峰、“伪情报局局长”叶翔之又抵达泰国，仍然是为第三军和第五军接受改编的事。

一方面，段希文和李文焕很希望获得台湾方面的补给；另一方面又担心改编之后对己不利，一直举棋不定，迟迟没有正式表态同意改编。

叶翔之

1966年到1972年，国民党残军频频派遣特务在云南边境进行“突击破坏”，其中有记录的就有60多次，22次受到了我边防部队和人民武装的严厉打击，一共被歼405人。

1967年3月12日，云南省军区步兵第十团，收到关于境外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将由叭戛地区潜入我境内进行“突击破坏”的情报后，立即派出三营营长李增寿带领一支171人的小分队。

在景洪县公安局8人的协同配合下，于当天晚上，到叭戛地区的播掌东北方位进行埋伏。

19日，果然有两名特务潜入我境内，埋伏了两天两夜的我小分队马上将他们逮捕。

特务供出，还有另外三名特务将会被他们带领进入大陆境内。

在我军的政策面前，一名特务表示愿意立功赎罪，去把另外那三名特务引诱过来。

当他把另外三名特务带到我小分队伏击圏时，小分队和公安局的战士们马上猛扑过去，活捉了两名特务，一名特务企图逃跑时被击毙。

在这次行动中，我方缴获一部电台，一本密码及六支手枪。

在与国民党派遣入境特务的斗争中，民兵联防武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紧密地配合着边防部队，组织起一张张严密的大网，使敌人有来无回。

1971年，两名特务在腕町境外窥探了整整三昼夜，不敢贸然越境。

最后，乘着夜黑如漆，这两名特务悄悄地潜入我境内，可马上就成了我向阳二队民兵的俘虏。

这一年的7月，盈江县芒线勧俄泰的两个民兵班奉命在铁桥伏击妄图进入我境内进行破坏的美蒋特务。

两个班的民兵们在荒野外埋伏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等特务们刚刚进入埋伏圈，民兵们立刻如猛虎般地跃出，把“美新处”昔董站的特务组长杨世才一伙人生擒活捉。

还有一次，上级下达了“敌特入境”的通报后，初海县西定公社民兵营佤族副营长岩养立即背起冲锋枪，很快就把一个武装民兵班的战士集中起来，徒步跑到指定位置埋伏起来。

这次行动，岩养和民兵们在荒山野林中搜剿了半个月，最后成功地捕获了7名潜入境内的特务。

参与围歼美蒋特务的佤族民兵

我边防军民不断地重拳岀击，使国民党特务分子不得不有所收敛，潜入我边境进行“突击破坏”的活动也一年比一年减少了。

残军中流散的一部分人则加入了贩卖鸦片毒品的行列，成为金三角臭名昭着的毒贩子。

少数国民党军残余分子，基本散布到民间，有的匿入山林东躲西藏；有的甚至干脆脱下军装，武装贩运鸦片；也有的娶妻生子，做起了土着。

国民党残军遭到毁灭性打击后，中缅边境地区出现了和平、安宁的景象，两国人民迎来了和睦相处、友好往来的新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