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是个头顶许多光环的人：太平天国事业的继承人、后期捻军的最高领袖、与叛徒作英勇斗争的革命战士……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里保存着一把简陋的马刀，便是赖文光的佩刀，据说这把刀可是有说道的，一首被称作“捻军民歌”的歌谣说“遵王大刀三尺高，官兵一见魂飞跑”，虽然这首威风凛凛的歌相比这把土得掉渣的山寨版西洋马刀，实在有些货不对板，但这毕竟是尚有争议的李秀成宝剑外、惟一保存至今的太平天国领袖人物所用兵器。
然而赖文光的事迹中，不尽不实之处比比皆是，而且这些不尽不实之处，又几乎都来自赖文光本人的刻意所为。
难道赖文光是个“欺骗者”么？他为何要这么做？

先得弄清楚赖文光是谁

赖文光是“广西老贼”，他自己和清方都没有说是哪一县人，但有记载称他是“外戚”，也就是洪秀全发妻赖莲英的亲戚。赖莲英是广东花县人，在广西似乎并无亲眷，但庚戌（1850）年，洪秀全在广西贵县认了赖培英为亲，赖培英和赖莲英连宗，叫洪秀全“妹夫”，如果赖文光真是赖培英一族，则他应该也是贵县，也就是今天广西贵港市人。
金田起义爆发，他就参加了团营，但并未担任什么职务，直到壬子二年（1852年），他才被挑选出来担任文官。
赖文光在供词中只说年份，未说月份，他是在永安州、长沙城外，或是武昌当上文官的，今天已经考据不清。曾在天京工作过的文人张晓秋，在《粤匪纪略》中记下了赖文光的大名，同列一处的还有赖文英、赖永玱、赖桂英，其中赖桂英是洪秀全的小舅子，如此看来，赖文英或许真的是洪秀全的妻弟或妻侄——当然也许是名义上的。不过任何正史、野史都未能记录下赖文光到底当了什么“文职”，这大约是因为重武轻文的太平天国，对一个从事“次要工作”的次要干部，究竟是什么头衔，实在缺乏记录的兴趣吧。
1856年天京事变，让大批有经验的将领死于内讧，太平军中人才凋零，急需补充新血，洪秀全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自家亲戚和身边亲信，他的姐夫钟芳理、哥哥洪仁发、近臣蒙得恩父子、李春发等，都被提拔到重要位置。赖文光也在这次突如其来的大换血中成功实现角色转换，变成一名军事干部，被派到“江右”（大约是句容、溧水、瓜洲、镇江一带）招兵。
1857年秋天，句、溧、瓜、镇相继失守，清江南大营重新迫近天京，赖文光也受命回到天京。经过一段时间的战火洗礼，许多基层将士崛起，成为太平天国的新栋梁，而洪秀全原先任用的亲戚、近臣，大多被证明难当大任，不得不重新回归“本职”，过起了当大官而不管大事的贵族生活。而赖文光却是个例外，1858年，他被派去湖北麻城，成为当时太平军后起之秀中名声最大、实力最强的成天安陈玉成部将。
最初的两年，他不显山不露水。1860年太平军集中几乎全部主力攻破江南大营，陈玉成部主力渡江南下，参与围攻大营，赖文光却没有过江，而是和从江南北上的洪秀全堂兄洪仁政汇合，围攻失陷一年多的江浦县——太平天国天浦省的省会。当年天历三月江南大营被击溃，四月，赖文光就收复浦口，虽然因为江南大营惨败，浦口清军已成惊弓之鸟，此役难度不大，但胜利完成任务，毕竟标志着他从文官到武将转型的成功。
五月，他被召到江南，派往苏州，随着李秀成的大军进军松江、上海，六月，他攻下嘉定县城，这也是英王部在上海附近攻下的唯一一座城池。对于守卫孤悬于忠王分地内英王“飞地”的差事，赖文光似乎很不情愿，多年之后仍旧牢骚满腹。好在不久后他就接到英王命令，让他跟随自己回安徽，去救援被湘军包围的安庆。
陈玉成在安庆外围屡战不下，就又动起了围魏救赵的念头。1861年初，他请求洪仁玕调李秀成、李世贤等部从江南、自己从江北两路夹攻武汉，企图吸引安庆清军回救。此役赖文光担负要职，和英王叔父格天义陈时永等随陈玉成连破霍山、英山、蕲水、黄州等郡县，令武汉一日三警。
由于曾国藩识破太平天国“围魏救赵”的意图，加上英国参赞巴夏礼的欺骗，陈玉成误以为李秀成不会前来会合，就留下赖文光等防守黄安、德安，自己率主力回救安庆。
赖文光在江北终于盼来迟到的李秀成部，但两军被长江分隔，联系不畅，李秀成不久后就打道回府，帮堂弟李世贤攻打浙江去了。赖文光放弃德安，死守黄安到七月，听到安庆陷落的噩耗，军心开始涣散。八月，他中了清方调虎离山计，丢掉黄安，退守随州，一个月后随州也陷落，他只得带领人马撤回庐州（合肥），与同样退到那里的陈玉成会师。
原本赖文光并非陈玉成部主力。陈玉成核心部队分为五大队、五小队，赖文光并非这些核心部队中某一支的主官。但安庆之役，陈玉成几乎赔光老本，嫡系主力损失殆尽，赖文光部却相对完整，自然就成为倚重对象。
此前赖文光爵位不低，是六等爵中第一等——杰天义，但洪秀全早已下令，将“平在山勋旧”（金田起义前就参与密谋的功臣元老）都封为义爵，赖文光的高位是凭资历、而非功劳获得的。如今他地位上升，意气风发，就向陈玉成提议，联合张乐行部捻军和苗沛霖部团练，依托皖北，分兵去鄂豫皖边区招兵，稳扎稳打，以图收复安庆。结果碰了一鼻子灰，陈玉成压根不听。这也让赖文光抱怨了好多年。
平心而论，陈玉成不听有不听的道理。赖文光的招数半点也不新鲜，韦俊、李秀成用过，陈玉成自己也用过，就在安庆失陷后，他还打算带兵北上六安州，执行一个与赖文光建议相近的计划，结果军心浮动，根本不愿去，退守庐州是不得已为之。不仅如此，皖北连年征战，早已赤地千里，陈玉成余部几十万人吃饭问题都难以保证，再扩军就更没法过日子了。
1862年阴历正月，陈玉成得罪朝中权贵被革职留任，与此同时赖文光却被封为遵王，和同样火线提拔的扶王陈得才、祜王蓝成春、启王梁成富一起，被洪秀全派去远征西北，目的是扩军。
陈玉成本就想经营中原，此前已经派出马融和部北上，对这一命令并不抵触，赖文光虽然不情愿也只好上路。这支太平军北上后汇合马融和部和捻军，猛攻颍州不克，却得到陈玉成的死讯，不得已和接替指挥的李秀成约定，去关中招兵，限24个月回救天京。
1863年天历八月二十日，这支太平军攻下陕南重镇汉中府，并汇合了从四川北上的石达开余部中旗、前队，和云南起义军蓝大顺部，声威大震。当年底，他们接到告急文书，放弃汉中，高举“急救天京”的木牌子，浩浩荡荡奔赴东南，这时候他们已经有二十多万人马了。
然而他们要经过的鄂豫皖边区粮荒比一年前更加严重，清廷在大别山方圆几百里内，部署了僧格林沁、官文、曾国藩三路钦差，和湖北、安徽、河南、陕西四省地方部队，合力围堵这支生力军。赖文光等在大别山打转打到1864年天历六月，仍然出不了山口，变得人困马乏。
不久，天京陷落，天王“服毒自杀”和幼天王被杀害的消息接连传来，这让徘徊荒山、衣食无着又疲惫不堪的太平军士气一落千丈，屡屡被清军击败。九月，扶王陈得才自杀，祜王蓝成春被俘死难，马融和等二十万人在英山、霍山的墨石渡或投降、或逃散，殿后的启王梁成富见势不妙，掉头向西，一直退到甘肃阶州（今武都），只有赖文光带领几千太平军残部，汇合捻军张宗禹、任柱等部，跳出包围圈，转移到河南、山东交界处。
此时江北太平军、捻军已残破不堪，追击他们的，则是消灭过太平军扫北军、捕杀过捻军盟主张乐行，又刚刚让赖文光等人吃了大亏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许多人都以为结束战事只是时间问题。没想到大半年之后，却传来山东菏泽高楼寨战役，僧格林沁全军覆没、捻军膨胀到十多万人的惊人消息。
此后的一年多，捻军时分时合，凭借强大骑兵在中原流动作战，让负责剿捻的李鸿章疲于奔命，1866年九月，捻军在山东曹州最终分为东捻、西捻，赖文光和捻首任柱、牛洛红、李允，以及从南方流亡而来的太平军旧将领首王范汝增、奏王赖世就等为东捻，自河南信阳入湖北，一度连破湘、淮军，杀死淮军名将张树珊、湘军名将彭毓橘，生擒湘军名将郭松林，一时间大有席卷江汉之势。但十二月二十七日，东捻军在京山尹隆河先胜后败，损失惨重，加上听说山东粮食丰收，就离开湖北，先后突破运河、胶莱河防线，一直冲到烟台附近。
接任围剿主帅的李鸿章听从刘铭传建议，在黄河-运河-六塘河设下河防工事，使东捻军的骑兵优势无法发挥，又凭借洋枪洋炮屡屡击败捻军。1867年十月，东捻军和清军在赣榆东光决战，捻军最骁勇、被李鸿章比拟为西楚霸王项羽的任柱被内奸从后枪杀。
任柱死后，东捻军军心涣散，赖文光苦苦劝说大家齐心为任柱复仇，但效果渺茫。一个月后，士气低迷的东捻军在山东寿光溃败，首王范汝增、列王徐昌先等都战死，东捻军战死1万多，被俘2万多，赖文光只带了几百人穿上清军号衣，冲过六塘河防线，阴历十二月，在扬州东湾头、瓦窑铺一带打算用布结成“弱桥”渡过运河，被淮军发现，短暂激战后赖文光被淮军将领吴毓兰俘获，留下不卑不亢的供词后被就地处死。

对清廷的欺骗

就是这篇供词，让后世研究者头疼不已，因为里面有很多内容“水汪汪的”。
供词里赖文光把自己形容为捻军的首领，声称墨石渡战役后，数万捻军请求他“领带”，于是他带领着这支太平军、捻军混编的新军转战南北，以恢复太平天国为己任。
供词里把曹州分兵说成是自己高瞻远瞩的战略构想，目的是自己在中原坚持，让西捻军张宗禹部去陕西联络当时十分兴旺的西北回民部队。
这些说法一度被近现代史学家深信不疑。
不少人相信，赖文光用太平军的军制整编了捻军，让一支原本以解决肚皮问题为首要目标的“准军事部队”，成为一支以骑兵为主的劲旅，有些史学权威，如太平天国学界泰斗罗尔纲先生，甚至一度主张取消后期捻军的“番号”，称之为“太平天国新军”。
对于曹州分兵是有意识的战略行动，人们也曾经完全相信，并进而相信1868年初，西捻军突然从陕北踏冰渡过黄河，横穿山西直扑北京，一度兵临卢沟桥边，是为了“围魏救赵”，挽救东捻军的失败命运。
至于赖文光是捻军最高领袖的说法更是一度成为“铁论”，从《宋景诗》到《星星草》，几乎所有和后期捻军有关的文艺作品，赖文光都是高高在上的全军统帅，甚至征集来的民谣、民间故事也几乎无一例外。
然而捻军故乡涡阳，有位张宗禹的本家张大球先生根据父老相传的口碑，写了一组材料，材料中明明白白地指出，赖文光的太平军“只有几千人”，而且都是南方人，和捻军始终格格不入。当地人传说，赣榆东光大战后，东捻军伤亡并不大，但捻军将士觉得任柱死后“没什么奔头”，就纷纷回家务农去了，导致赖文光很快变成光杆司令，最终迅速覆灭。
当然，捻军子弟的口碑和赖文光的供词一样，都是一面之辞，我们不妨看看实情究竟如何。
赖文光说他“领带”了捻军，甚至有人称他把捻军给改编成“太平天国新军”了，可从目前搜集的资料看，后期捻军仍然是以家族、乡亲为纽带，以小旗、大旗、总旗等捻军的老一套来编组的，太平军只是像客人般另立营盘，跟随活动而已，张宗禹是捻军黄旗，他的各级头目几乎都是涡阳县张老家村的本家子弟；李允、任柱是蓝旗，牛洛红是红旗，他们的部将也都是亲戚、同乡，任、牛二人死后，分别由兄弟、儿子继承部众，这仍是老捻军的家族传承，哪里有一点“太平天国新军”的影子？东捻和西捻分分合合多次，每次都是任柱赖文光等人为一拨，张宗禹的黄旗捻军为另一拨，原因是张宗禹的堂弟、继承老捻军盟主张乐行爵位的幼沃王张五孩和任柱不合，两股捻军在山东、安徽并肩作战时尚且时常无法配合，最后一次分兵后一个去陕北，一个下湖广，越走越远，怎么能进行战略配合？
赖文光说西捻军是被他派去联络回民的，可事实上西捻军到了陕西，和回民武装杂居时，两路人马火拼的次数远比合作的次数多，偶尔的合作也不过是派个向导，卖点军火，后来张宗禹主力东渡黄河，回民武装非但未跟去，反迫不及待地抢占了部分西捻军留下的地盘。西捻军留在陕北的小部队（袁大魁部，可能是太平军余部）陷入苦战1年多，最终全部战死，但近在咫尺的回民武装始终未伸出援手。
显然，世上不可能有这样的“统帅”，赖文光说自己是捻军统帅，是欺骗了清廷，他不仅不是捻军统帅，甚至在任柱死前，都还算不上东捻军的统帅。
他何以要欺骗清廷，说自己是“首逆”，怕自己脑袋太多不够砍么？
赖文光毕竟是读书人，崇尚忠义、气节，落入敌手后知道横竖是一死，而且是不得好死，让自己死得更风光、更有分量的想法便顺理成章出现，太平天国的后继者，捻军的最高统帅，坚持18年的金田老战士，还有什么比这样去死更悲壮？
赖文光自视甚高，在短短几百字的供词里，自己的顶头上司陈玉成、地位高于自己的李秀成，都给贬低了一番。如此高傲的一个人，要他承认是在捻军中避难的政治流亡者，那真是比杀了他还难。更何况，捻军虽然没有被他改编，但几个捻首毕竟在形式上接受了他代替洪秀全给予的王号（张宗禹梁王、任柱鲁王、牛洛红荆王、李允魏王、张五孩幼沃王），在读过书，知道什么是“春秋笔法”的赖文光解读下，说成“领带”，也不能说一点影子也没有。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赖文光言之凿凿，但清廷并没上当，不论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还是像安徽署布政使史念祖这样的地方官，在历年奏折、文告中，都把捻军领袖写成张（宗禹）、任（柱），把东捻军领袖写成任柱或任、赖，曾国荃在1867年的奏折里更是写得明白：捻军分为东、西捻，东捻军又分为南、北队，“南队弱而北队强”，赖文光不过是东捻军中较弱的南队“最高统帅”而已。
赖文光未能欺骗得了清廷，却在此后100多年里，欺骗了不少历史研究者和文艺工作者。

欺骗自己人和被自己人欺骗

赖文光欺骗敌人手法不佳，立马穿帮，但欺骗自己人却大获成功。
在东捻军南队里，有一支特殊的部队：翼殿前队。
翼殿前队原本是翼王石达开的骨干部队，担任先锋进军四川，但途中得知石达开主力在大渡河覆灭，不得不全力北上，汇集另一支翼殿残部——原赖裕新的中旗，一起投入扶王陈得才的太平天国远征军。由于这支劲旅骁勇善战，又转战万里，受到天京方面极大欢迎，首领固天豫唐日荣被一下提拔为德王，与赖文光等平起平坐。西北太平军东下救援天京，在墨石渡溃败后，中旗黄中庸投降清安徽地方军，前队唐日荣却誓死不降，突围投入赖文光、张宗禹等部。
就是这样一支历经坎坷，不屈不挠的部队，却在东捻军进入湖北、屡战屡胜，兵力由数万发展到近20万之际，被赖文光以“通款官兵”的罪名杀害。
固然，人是会变的，当年不肯投降的，未必日后也不肯投降，在墨石渡拒绝投降的太平军将领邱远才、捻首李允，后来都投降了。但这些人投降，都是被逼到穷途末路后无奈的选择，很难想象，在四川孤军奋战时不投降、在墨石渡山穷水尽时不投降的唐日荣，却会在连打了几个胜仗、形势一片大好时“通款官兵”。
更有趣的是，被“通款”的“官兵”居然没人知道有这么个“起义投诚人员”，他们只是莫名其妙地记录下这件怪事，然后“合理想象”——那个唐日荣大约是琢磨过投诚，还没来得及就给灭了吧？
要说琢磨，赖文光也琢磨过。据史念祖《弢园随笔》记载，原本在墨石渡，太平军全军都向清安徽巡抚英翰递交了投降书，第一队是天将马融和、第二队是朝将倪隆怀（倪矮子）、第三队为陈得才、第四队为蓝成春，赖文光为第五队，他们之所以联络英翰而非僧格林沁，是因为英翰是地方官，意在息事宁人，主张尽快招抚赦免，早早结束战事，而僧格林沁是“中央军”，地方糜烂与他无关，脑袋砍得越多功劳越大，所以一向有杀降的恶名。英翰接到由第一队马融和带来的投降书原本打算接受，不料僧格林沁手下的翼长（清军出兵时大帅手下分左右翼，各有一个翼长）恩泽知道此事，贪功心切的他怂恿僧格林沁抢先受降，并杀死了蓝成春等全部广西投降者，结果听到受降者变成僧格林沁的陈得才服毒自杀，走在最后的赖文光立即掉头，拉上跟在太平军后面的几路捻军溜之大吉。当时太平天国已经灭亡，西北太平军的奋斗目标丧失，投降也无足深责，但实实在在递交了投降书的赖文光（史念祖是英翰助手，当时就在英翰大营里），却以莫须有的罪名污蔑、杀害战友唐日荣，实在是无法自圆其说。
他诬害唐日荣的动机，正如他的几个敌人所推测的，是夺取这支骁勇善战、却始终打着翼殿旗号友军的指挥权，壮大自己原本在几个捻首面前相形见绌的实力。尽管他的“欺骗”一时得手，但这种“火拼”却令人寒心，唐日荣死后的京山尹隆河大战，捻军和湘淮军都分三路开战，在捻军占上风的“上半场”，左路牛洛红击败对方右路，包抄了刘铭传部侧后，右路任柱更独立打败了淮军左、中两路，赖文光的南队加上助战的捻军李允部，却始终不能击败当面敌人；“下半场”湘军鲍超突然杀到，左、右两路仍在苦战，赖文光的中路却一触即溃，最终导致会战的失败。
史学界普遍认为，这场先胜后败、功亏一篑的大战，是捻军由盛而衰的节点，节点失败的关键，则是赖文光部战斗力的孱弱。以火并吞并友邻，最终导致战斗力下降，赖文光对自己人的“欺骗”，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有趣的是，他也曾被人“欺骗过”：在供词里，他对1860年李秀成“不顾君命而妄攻上海”和破坏与洋人的邦交十分愤慨，大骂不已，这番说辞跟洪仁玕的说法一模一样，显然，这个朝臣出身、和洪仁玕同为基层知识分子的“外戚”，是接受了洪仁玕的说法，他当然不知道自己“被欺骗”了——攻打上海的计划原本是他洪仁玕自己提出来的，准备打下后“买火轮船20只上攻武汉”，而所谓去苏州“讲和”的“西洋外交官”，其实不过是4个英国、1个法国传教士，且其中至少有2人是洪仁玕的朋友、熟人，亲自去苏州接见了5位“外交官”的洪仁玕，回京后继续宣称“洋官讲和”，其心理是颇有些阴暗的，从赖文光的反应看，他这番话，至少蒙骗了许多类似赖文光这样的洪秀全“娘家人”。

作为战斗到天京陷落3年多后、1868年1月的人物，尊敬、纪念赖文光是无可厚非的——前提是还原历史，不要总被前人有意或无意、善意或恶意的“欺骗”所误导、所蒙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