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从第一个王朝夏朝建立开始，到1912年清朝统治终结，我国历史上共有大大小小的朝代83个，559位帝王，而做过一个朝代或割据政权都城的城市，数量多达217个，其中能够明确找到对应的现代地理位置并且立都时间并不算太短的有65个。

这其中就包括了有13朝古都之称的西安（长安）、六朝古都的南京以及大同、长沙、酒泉等建都时间不足百年，大多数人甚至都说不清到底是哪个政权曾在此建都的城市。

那幺古代选择都城，究竟有什幺讲究呢？

首先是居中。《吕氏春秋》曾记载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这里的“天下之中”是相对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地理位置。如商朝统治的核心区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所以，在商朝人眼中，天下之中就是豫北一带。

而随着后世朝代版图的扩大，“天下之中”的区域也在发生着变化，从西周到唐朝，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都是在东西向的西安和洛阳这个纬度范围徘徊。直到金、元入主中原，为了更靠近草原猎区这个传统根据地，才打破了“天下之中”的建都定律。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也曾打算建都西安，可惜因太子朱标突然离世，此举未能成行。

其次是近河。都城通常要临近河流或人工运河，一方面河流是城市的生命线，另一方面古代的陆路交通耗时较长，而水上交通却方便快捷，能迅速传递消息，运输物资。

居中和近河，都是为了实现对全国版图的有效管辖。

第三则是要开阔。都城附近必须要有足够数量的可供开垦的农田，以确保生产性经济活动的开展；同时也需要满足未来城池不断扩建的需要。

说完了这些选都的定律，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座城市—武汉。

武汉是湖北省会，中部六省唯一的副省级市，特大城市，由武昌、汉阳、汉口三镇组成，常被称作“大武汉”。武昌、汉阳在汉末时即已形成，在清朝乾隆时期，汉口镇崛起，“三足鼎立”正式建立。

与武昌、汉阳相比，“武汉”这个名字出现的很晚，直到明朝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在《汉阳府学记》中才提到“武汉间摘发无宁”，首次将武昌和汉阳并称武汉。

那幺武汉适合做都城吗？我们来把历朝历代定都的条件一一与武汉进行对比。

首先是居中。武汉的地理位置是东经113.41-115.05,北纬29.58-31.22，显然，武汉是一个中纬度城市，汉地十八省大半在武汉周围，北可控中原，南可制湘、粤，西可望巴蜀，东可下吴越，武汉恰似一个圆的圆心，可以说，武汉正是居中独厚，居“天元”之位。

其次是近河。武汉地处长江中游，长江和汉江在此交汇，江河纵横、湖港交织，三国时期司马懿称其为“心喉”。优渥的条件，不仅有助于浇灌开阔的江汉平原，更是让武汉成为长江航运中心。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自古就让武汉一带的社会经济异常活跃，东周时期，楚国有八九座城邑都建在汉阳到黄陂方圆百公里的范围内。元朝至元十八年（1281年），武昌成为湖广行省的首府，明朝时汉口成为“楚中第一繁盛处”，有着九省通衢的美誉。

然而奇怪的是，历史上鲜有政权将都城建在武汉，三国时期孙权曾在武昌称帝建国，但可惜三国时期的武昌是指今湖北鄂州，并非武汉三镇。唯一能和武汉建都扯上点关系的，是元末枭雄徐寿辉领导的红巾军，曾在1356年短暂迁都汉阳。

武汉究竟存在什幺样的“缺憾”，让历朝历代在选择都城时，都对武汉视而不见呢？

首先是洪水。清朝文学家刘鹗曾非常精辟的道出武汉的地理特征：“一水中流分武汉”。武汉地势整体偏低，武昌、汉阳、汉口又被长江分割成三块，这种城内河湖塘堰众多的格局和强降雨的气候，让武汉极易遭受洪灾，显然无法成为都城首选。

其次是地理位置。所谓成也“天元”，败也“天元”。武汉通衢天下的同时，却也饱受“四战之地”的苦恼。汉高祖五年，刘邦打算定都洛阳时，张良就精辟的指出建都要遵循“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的原则。

而武汉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长久以来都被当做军事屏障使用，商朝在这里建立盘龙城以拱卫东南铜矿；春秋时期楚国将这里作为水军据点以制衡吴越；南北朝时期武汉又成为“十里帆墙”的造船基地。

明末清初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曾评论说：“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也。夫荆州者，全楚之中也，北有襄阳之蔽，西有夷陵之防，东有武昌之援”。

可见，武汉长久以来都是被当作楚地军事卫星城使用的。

第三是天时。唐宋以前，中国人口和经济区域集中在黄河流域，而楚地的中心又集中在襄阳和江陵一线。宋室南渡后，长江水运的重要性开始凸显，承东启西、接南转北的武汉地位迅速上升，荆楚之地的中心开始向武汉地区转移。

但可惜，随着金、元定都北京，武汉的地位也仅仅是上升到湖广首府即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