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减轻旱灾的影响，清廷采取了各种措施进行赈灾，其中一个措施是发布禁酒令。

1877年12月，由于旱灾已经非常严重了，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御史胡聘之奏报朝廷，请求严禁烧锅。在古代，酿造白酒的作坊被称为烧锅。因为在北方一带，人们通常用铁锅来蒸煮米谷，从而提取蒸馏酒。胡聘之认为，禁止作坊酿酒，会减少粮食消耗，使得用于酿酒的粮食能够提供给灾民食用。

当时，直隶总督李鸿章支持朝廷发布禁酒令，奏报朝廷，请求在直隶省暂时停止烧锅。光绪皇帝下令，由户部讨论是否发布禁酒令。户部尚书毛昶熙提出，朝廷发布命令严禁烧锅，会产生“商民坐失生计”“胥役藉端讹诈”两个不良后果。毛昶熙建议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自光绪四年（1878年）以后，但准歇业，不准新开，将烧锅不禁自少”。

光绪皇帝批准了毛昶熙的建议。然而，消息传出去后，朝廷里一片哗然。1878年2月，与宝廷、张佩纶、张之洞并称为“翰林四谏”的詹事府左庶子黄体芳奏报朝廷，指出户部之所以不愿意禁止烧锅，是因为烧锅会给户部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每年户部能获得3万两饭银。黄体芳进而指出，直隶省每年烧锅耗费粮食560万石，发生灾荒后，应该严禁烧锅。

黄体芳这一建议，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批准。于是，清廷下令在直隶省等地实行禁酒令，严禁烧锅。

经过两年的旱灾考验后，到了1878年夏季，各地风调雨顺，让灾情得到极大缓解。当年秋天，粮食丰收。“丁戊奇荒”宣告结束。李鸿章见此，奏报朝廷，请求在直隶省解除禁酒令，允许酿酒作坊重新烧锅。

从那时候开始，李鸿章变成了反对禁酒令的官员。

李鸿章不酗酒，对酒没有特别的兴趣，只是到了晚年，会偶尔在就餐时喝一杯葡萄酒。1896年，李鸿章访问美国时，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记载了李鸿章在华尔道夫饭店用餐的情形：“他（李鸿章）带了两名助手和许多厨具，还有很多从天津带来的奇特食物。厨师们准备着晚餐，并把做好的饭菜送进李的卧房。晚餐有燕窝汤、烤鸡、鱼翅和米饭，还有一杯淡葡萄酒。”

李鸿章反对禁酒令，不是出于个人爱好，而是出于经济考虑。

作为一个洋务运动的干将，李鸿章早就察觉到酿酒行业里蕴含的巨大经济价值，进而想办法争取从这个行业里获得税收，增加朝廷收入，让酿酒作坊的烧锅，变成朝廷的“钱袋子”。因此，1875年，李鸿章就对直隶省辖区的酿酒作坊征收烧锅税。

到后来，哪怕再次发生灾荒，李鸿章依然不赞成禁酒令，变成了这个政策的强烈反对者。

1886年，直隶省境内的永定河发生洪灾。清廷打算在直隶省采用老办法，严禁烧锅。那时候直隶省有数千家酿酒作坊。李鸿章认为，如果这些酿酒作坊全部停止烧锅，将会使得许多人坐失生计，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当然，李鸿章又不敢违抗朝廷的命令，便采取了变通做法，允许酿酒作坊捐银赈灾，换取继续酿酒。捐赈的金额有大有小，大作坊最多捐出50两银子，小作坊最少捐出20两、30两银子。

这样一来，皆大欢喜。酿酒作坊不需要停产，能够继续维持生计。朝廷多了一笔赈灾的银子，能够向外地购买粮食，用以赈济灾民。

1890年，永定河发生更为严重的洪灾，导致粮食减产，直隶省粮价飞快上涨，老百姓苦不堪言。御史崇龄奏报朝廷，请求在直隶省严禁烧锅，期限为一年，以此平抑粮食价格。

李鸿章获悉后，针锋相对地给朝廷打了一份报告，说直隶省民间老百姓主要以莜麦、小米为主粮，而烧锅主要以高粱为原材料。禁止烧锅，对粮食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如果让直隶省的全部酿酒作坊暂停一年烧锅，依然会令穷苦老百姓坐失生计。

李鸿章提出，这次洪灾，天津、河间、保定3地灾情极为严重，难以筹措赈灾款项，不如仿造1886年的做法，由酿酒作坊捐银赈灾。这样一来，朝廷可以得到2万多两银子赈灾款项，赈济灾民，缓解灾情，何乐而不为呢？

毫无疑问，李鸿章这个建议切合实际，有利无弊。光绪皇帝从善如流，批准了李鸿章的建议。此后，清廷就再也没有实行过禁酒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