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25日，三辆卡车从延安南门出发，向西安方向开去。

这三辆卡车是由国际友人所捐助，也是当时延安最先进的交通工具，里面所坐的人的身份自然也很不一般。

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就坐在第二辆卡车的驾驶室，这辆车的后厢还坐着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张云逸、参谋孔石泉、支队长陈友才等人。

按照原定计划，这三辆卡车将从延安出发，经甘泉、富县、黄陵、耀县、富平等地，一路向南几百公里前往西安，周恩来将在西安转道南下，去南京跟老蒋谈判。

卡车一路南行，由于地形上是从高就低，一路走的十分顺畅。一直到翻过延安与甘泉交界处的劳山时，意外突然发生了。

卡车刚翻过劳山山脊，行驶到一个簸箕型的山谷时，突然传来“嘭”地一声枪响！当时卡车左边是一片苇塘和山壁，右边是丘陵和树林，密集的枪声正是从这两边传来的。

坐在驾驶室的周恩来敏锐地发现，在公路前方有一座山神庙，于是果断下令司机加大马力冲过去，尽快驶离敌人的埋伏圈。

可狡猾的敌人早有准备，他们很快打爆了卡车的轮胎，司机也中枪倒在了方向盘上，失去控制的卡车停在了敌人火力网中。

周恩来见情况危急，立刻跳下卡车，大声喊：“下车！散开还击！”

敌人明显是有备而来，我军总共才二三十个人，敌人保守估计也有一二百人，又是在敌暗我明的状态下，现场形势非常危急。

张云逸一边还击一边调整策略，命令负责保卫任务的西北保卫局特务队副排长陈国桥带领战士们反击，命令支队长陈友才保卫周恩来。

陈国桥所带领的战士都是骁勇善战的精兵，但对方人多势众又依托有利地形，卫士们带的又都是短枪，一时间根本打不开局面。

在这危急关头，腿上中枪的陈有才主动提议，由他和陈国桥在卡车这里吸引敌人火力，周恩来和张云逸等人寻找机会突围。

周恩来经过一番观察，发现敌人大多埋伏在左侧的山崖和正前方的坝梁上，于是果断决定从右侧的树林里突围。

“进右边的树林，顺着树林往上突围！”

进入树林之后，敌人很快就发现了周恩来等人的意图，集中火力朝树林里开了一阵枪。

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张云逸的手被擦伤了一块，孔石泉的衣领被打了一个破洞，当时情况有多凶险可想而知。

好在陈友才在过三十里铺检查站的时候，为了保险，让周恩来换上了一身军装，而他本人则穿上了周恩来的西装礼帽。陈友才在卡车处装着指挥战斗的模样，让敌人误以为他才是首领，没有集中火力对付周恩来等人。

留守卡车的陈国桥见周恩来等人已经成功突围，自知凶多吉少的他，一把拉过战士曹鸿都：“你带几个人先撤！这里我带几个人顶着！”

这种危急时刻，曹鸿都无论如何也不肯走：“排长，我不走！我要跟你们一起战斗到底！”

陈国桥一听就急了，大声说：“我不是让你去逃命！是让你去保护周副主席！”

曹鸿都这才想起来，周恩来突围的时候身边只有张云逸和参谋孔石泉、记者吴涛，连一个卫士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曹鸿都，赶紧带几个人向右侧树林移动，想赶紧追上周恩来等人。

在敌人猛烈的火力下，只有曹鸿都一个人顺利突围，追上周恩来等人。

曹鸿都开路带着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吴涛翻过山梁，徒步走了几十公里回到三十里铺，在三十里铺的保卫局检查站，向延安报告了当时的情况。

周恩来遇袭的消息传到延安后，整个延安都被震动了。

毛主席当即命令警卫团长黄霖：“什么也不要顾虑，无论如何也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

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刘伯承，立刻下令把首长们的马匹都集中起来，黄霖带着十几名战士，立刻拍马赶往三十里铺。

保卫局长周兴下令组织骑兵，延安公安局文书于桑带领特务队骑兵排，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紧急调动民兵，分别赶往三十里铺。

红军大学的学生们听说周恩来遇袭之后，也无心上课，纷纷请缨去三十里铺支援周副主席，董必武亲自出面向学生们讲话安慰大家，才让学生们冷静下来。

在延安的毛主席等人，都万分焦急地等待周恩来归来。人在三十里铺的周恩来，心里挂念的却是还在激战的战士们。

警卫团团长黄霖第一时间赶到三十里铺，周恩来立刻开始分配布置人手，返回劳山营救被困的其他同志们。

任务还没分配完，又有几十名马快的红军骑兵赶到，周恩来立即命令张云逸率领检查站的人和骑兵们一起，返回劳山遇袭处展开救援。

张云逸带人紧赶慢赶地疾驰回遇袭的山沟时，却发现敌人已经逃走了，遇袭现场可谓惨不忍睹。

先前他们乘坐的卡车停在谷底，车身上布满了弹痕，车上的文件和行李被胡乱扔了一地，到处都是牺牲战士的遗体，其中支队长陈友才不仅身中多枪，遗体还被敌人砍了二十多刀。

经延安公安局文书于桑和附近的老乡们搜索，最后一共找到18名战士的遗体，还有4名重伤失去行动能力的伤员，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周恩来在三十里铺主持善后工作，一直等到一切都安排妥当，才在黄霖的护卫下回到延安。

延安的干部群众心悬周恩来的安危，集中在延安南门焦急地等待他的回来。当周恩来的身影出现的时候，延安南门一片欢腾，毛主席亲自带人迎接。

虽然周恩来平安回到了延安，可袭击事件就发生在距离延安不远的地方，这一点令大家忧心忡忡。

毛主席所住的凤凰山麓石窑洞被日军炸毁之后，就一直住在延安东北方向的杨家岭的窑洞里。毛主席的窑洞在山腰位置，左边住着周恩来，右边住着朱德和刘少奇。

杨家岭是一个小山村，根本就没有什么严格的保卫措施，不但村子里大人小孩可以随意走动，外人进村也没有什么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遇袭一事，必然会引起中央的重视。

然而当时的延安一带的形势却非常复杂，周围的县城大多被国民党保安部队占据，而乡村里还有很多地主组织的“土围子”，同时“哥老会”、土匪、国民党特务、日本间谍等非公开组织，暗地里活动也都十分猖獗。

延安城里一个布店生意明明很不好，店主却还有心思花天酒地，每隔一段时间，店主还要消失几天。延安侦查部深入侦查之后才发现，这个店主原来是个被日本人收买的汉奸间谍，日本人给他钱到延安开布店，就是为了让他到延安搞情报的。

延安北门有个火神庙，本来里边有两个老和尚，后来红军进延安前夕，两个老和尚突然不见了，换成了两个谁也不认识的年轻和尚。

这两个年轻和尚不念经也不拜佛， 还经常穿着一身便衣到处活动。

侦查处收到群众反应之后，对这两个和尚进行侦查后发现，他们两个根本就不是什么和尚，而是在我军进城前夕被绥德地区专员何绍南紧急派过来伪装成和尚的侦查参谋。

除了敌特和汉奸之外，我军内部也有一些人意志不坚定，甚至出现投敌叛变的情况。

曾经在江西苏区因“邓、毛、谢、古事件”被整，长征结束后刚刚被重新启用的谢维俊，就是被叛变的原靖边县警卫连长宗文耀和原游击队中队长金林，勾结军阀和地主恶霸杀害的。

除此之外，延安周围还有活动着一股土匪势力，虽然1937年年初中央进入延安后就成立了剿匪司令部，可这股土匪盘踞当地多年的，剿匪工作刚开始进展的并不顺利。
究竟是哪股势力对周恩来下的毒手？国民党反动派？鬼子汉奸？还是土匪？

周恩来安全回到延安之后的第三天，就乘坐顾祝同派来的飞机，孤身一人去了西安，继续南下谈判。

中央把调查周恩来遇袭事件的重任，交给了侦查经验丰富，在延安有“神探”之称的谢滋群。

谢滋群1916年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1930年参军入党，在保卫工作方面经验非常丰富，多次破获疑难案件，很受领导人们的重视。

在谢滋群的调查展开之前，有同志怀疑是内部人员下的毒手。因为周恩来一行人的出行路线是高度机密，延安知道的人根本就没多少人，而且事发5天前红四方面军战将，张国焘的旧部何畏刚刚投敌叛变。

有人据此怀疑是张国焘下的毒手，派士兵包围了他的住处。谢滋群等人经过一番调查，解除了张国焘的嫌疑，围着他住处的士兵也撤了下去。

为了查清真相，谢滋群组织侦查人员到案发现场附近的村庄，跟老乡们同吃同住，帮他们劳动的同时跟他们讲道理，希望他们能够提供一些线索。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之后，谢滋群很快从老乡们的口中得知，事发当天李老汉在现场附近活动过，他可能会看到些什么。

谢滋群收到消息立刻去找李老汉，希望他能提供一些线索。

没想到李老汉一看见谢滋群来访，就吓得面色苍白，连连摇着双手说：“不要问我！不要问我！我啥都不知道！我真的啥都没看见！”

谢滋群一看李老汉的反应，就知道他一定是看到了什么，只是因为害怕而不肯说罢了。为了获取李老汉的信任，谢滋群不但主动帮他耕田耙地，还发动干部和先进群众对他进行劝解。经过一番努力，终于让李老汉放下了戒心，向谢滋群坦白了自己的所见所闻。

原来那天李老汉在砍柴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了设伏的人，其中有一个是他认识的土匪。

李老汉的说法，跟其他两名侦查员查到的线索不谋而合，谢滋群当时就确定了袭击周恩来的，就是盘踞当地多年的那股土匪。

土匪是怎么知道周恩来的出行路线，甚至人员配置的呢？这些土匪又是怎么活动的呢？

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谢滋群一方面对延安可能知道周恩来出行信息的人，进行秘密排查；一方面派侦查员想办法打入土匪内部，摸清这股土匪的底细。

谢滋群顶着压力，茶饭不思地调查了一段时间后，终于查到延安南门有一个土匪的耳目叫冯长斗。

意识到突破口出现的谢滋群，立刻下令逮捕冯长斗，并亲自带队对冯长斗进行了突击审讯。

在谢滋群巧妙的讯问下，老奸巨猾的冯长斗很快就露出了马脚，心理防线崩溃后竹筒倒豆子一样全招了。

原来中央进入延安之前，附近的黄龙山有一伙以“哥老会”骨干组成的土匪。这股土匪有200多人，平时在附近打家劫舍，抢劫勒索过往商人商队。1934年红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红军曾经通过做政治工作对这伙土匪进行争取，并成功说服他们痛改前非，接受红军改编为红泉县突击队。

然而不久后国民党甘泉县党部，派特务王实生、王兆波打入突击队内部，策反了突击队副队长李青伍，并指使他杀害了队长李青云，又把队伍拉回了山里当起了土匪。

土匪头子李青伍十分狡猾残忍，他一边跟国民党甘泉县党部联系密切，一边假扮红军劫夺国民党的军车。

李青伍还跟国民党民团团总姬延寿暗中勾结，两人一个在明，一个在暗，互相勾结作案。

这股土匪虽然才200多人，可他们武器装备精良，李青伍等人是“哥老会”的浑水袍哥，姬延寿是国民党民团团总，在当地人头情面很熟识，可以说是黑白通吃，背后还跟国民党有联系，是一股十分难缠的势力。

他们能够得知周恩来的出行路线，是因为周恩来出发之前三辆卡车在延安南门附近停过两天。冯长斗暗中窥探到我军往车上装东西，以为是要运送什么贵重的物资，就通知了土匪头子李青伍。

李青伍得知消息后想讨好国民党，觉得自己杀了周恩来，就能够让国民党高看自己一眼。于是就在1937年4月24日召集姬延寿等头目，提前一天制定了伏击车队的计划。

为了不让土匪们害怕，李青伍等土匪头目没有告诉土匪们要劫的是共产党的车队，只告诉他们要打劫过路的汽车。

4月25号当天李青伍和姬延寿，几乎将所有的土匪都带了过去，参与劫车的土匪多达190多人。

土匪们当时的注意力主要在卡车上到财物上，对周恩来和张云逸等人突围并没有太在意。

当土匪们好不容易打下卡车时，才发现车上装的不是黄金或鸦片之类值钱的东西，而是一些文件资料和衣服行李。气急败坏的土匪们就对穿着西服、被他们误以为是车队首领的陈友才泄愤，对着他的尸体砍了二十多刀。

谢滋群调查清楚之后，马上向上级建议尽快剿灭这伙土匪，还牺牲的战士公道，让延安百姓们得享太平清静。

得到上级领导的首肯后，红军先派部队从东南方切断土匪们的后路，以警四旅为主攻，延安、甘泉、富县、宜川、红泉五县的地方部队配合，对土匪进行“关门打狗”式的进攻。

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这股盘踞当地多年的土匪被全部消灭。

匪首姬延寿很快就被抓获，狡猾的李青伍逃跑了几天，也被侦查员找到抓了起来，分别在三十里铺、安塞河底坪等地被公开处决。

延安群众得知是冯长斗向土匪报告周恩来车队的行踪时，愤慨万分的群众纷纷要求用石头砸死他。

案件大致查清，土匪被剿灭后，中央在延安南门外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追悼会，有3万多军民参加了这场追悼会，多位中央领导在追悼会上致追悼辞。会后牺牲的烈士们，被安葬在延安宝塔山的山腰。

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时，烈士们的坟墓被毁。解放后的1973年，周恩来回到延安时，得知陈友才的坟墓被毁，到当年湫沿山遇袭处哭祭烈士们之后，指示延安政府把烈士们请进陵园，并为他们立碑。

延安政府就在当年周恩来劳山遇袭的现场，立了一块碑，碑文正面写了周恩来遇袭的经过，背面写着牺牲战士的姓名。

如今湫沿山周恩来遇险处已经被列为革命遗址，就在延安城南40公里处的201国道旁边，每年都有不少人到那里凭吊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