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确切说是从关羽失荆州，曹丕篡汉，刘备称帝开始的。之前属于东汉王朝，军阀割据混战。
1。东汉末年的情况。东汉政治延承了西汉政治。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废除分封制，结果由于对百姓的过度压榨导致秦的速亡。汉高祖吸取秦亡教训，分封刘姓诸王，来加强统治，对内将权柄交给外戚和皇后。结果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位。刘秀中兴，加强了中央集权，但由于皇帝们荒淫腐化，大多命短，年幼的皇子即位都由外戚和母后来掌权，等皇帝长大要收回权柄就只有与身边的宦官商量。周而复始，结果就造成了东汉后期100年的宦官与外戚之争。但这一系列的斗争却是宦官占了上风。东汉时宦宫曾经六次打倒外戚（和帝时，郑众捕杀窦氏；安帝时，李闰等谋害邓氏；顺帝时，孙程等捕杀阎氏；桓帝时，单超等诛杀梁氏，灵帝时，曹节等诛杀窦氏；少帝时，张让等诛杀何氏）。
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士”族们壮大的时期。由于宦官专权造成政治腐败，农民起义，所以士族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就必须与宦官做斗争。结果造成“党锢之祸”（宦官杀比较耿直的士大夫）。那麽就是说东汉后期政治和社会风气是非常黑暗的。正气是不得伸展的。
当时地方官吏贪污成风，“公宫非其人，政以贿成”。各种类型的地主包括贵族、世家大族、地方豪强、富商等，无不广占田地，役使农民，敲诈勒索，奢侈踰制。由于地主阶级进行竭泽而渔的剥夺，广大人民群众纷纷破产逃亡，饥寒交迫，求生无路，只有起来进行反压迫斗争。
从汉安帝时起，农民起义即不断发生，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多，终于在中平元年（184年）酝酿成张角领导的黄中大起义。《后汉书》卷31《贾琮传》言：“时黄巾新破，兵凶之后，郡县重敛，因缘生奸。”《后汉书》卷71《皇甫嵩传》也言：“嵩既破黄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乱，海内虚困。”
宦官杀何进，持续百年的外戚同宦官的斗争至此最终结束，但身拥强兵、骄纵跋扈的董卓也已到京，从此，皇帝被挟制于强臣之手，东汉王朝也就名存实亡了。
2。汉末军阀。“青、徐、并、幽各州都有黄巾余部崛起，而凉州北宫伯玉、李文侯、边章、韩遂等领导的反抗斗争历时最久，使东汉政府疲于应付。这样，东汉政府便不能不加强各州刺史的职权，使其兼管军政财赋。有的地方更设置州牧，使朝廷重臣出任其职，以便让他们更有力地联络地主武装，随时镇压农民起义。这样也增加了地方的独立性，形成了内轻外重的局面。”
刘秀创立东汉依靠的是豪强地主，讽刺的是，东汉末年的大动乱，推翻东汉王朝的也是豪强地主们。
从残暴的董卓专权开始，到官渡之战结束曹操统一河北这20年中是中原大地分崩离析，遭到极大破坏的20年。先后有董卓专权，关东诸侯讨贼，李郭之乱，曹操崛起，徐州屠城，河北战乱，袁术称帝，又有刘备，吕布等豪强势力连年征战，中间还有黄巾余部的活动，造成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惨况。
董卓徒献帝部长安时，以步骑驱使洛阳数百万人民西行，人民饥饿困顿，积尸满路。卓还放火焚烧洛阳周围二百里以内的大小建筑物，略无孑遗。李催等破朱?于中牟，“因掠陈留、颖川诸县，杀略男女，所过无复遗类”。献帝初入关时，“三辅户口尚数十万，自傕、汜相攻，天子东归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徐州原来“百姓殷富，谷食甚丰，流民多归之”。不久，曹操攻徐州，“所过多所残戮”。袁绍与公孙瓒所置青州刺史田楷“连战二年，粮食并尽，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无青草”。袁术初到南阳，“户口尚数十百万，而不修法度，以钞略为资，奢欲无厌，百姓患之”。术后至淮南，“荒侈滋甚，后宫数百，皆服绮縠，余粱肉，而士卒冻馁，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没有被杀被吃被饿死的人民便大量逃亡，劳动人手离开土地，更使生产荒废，饥馑频仍。相比之下南方比北方要安宁许多，因此很多北方人避难到南方，并带去先进的技术和工具，这也造成后期南方得以与北方抗衡达百年。
汉末人口的急剧锐减就是队这一时期情况的体现。
这时曹操在众豪强中显露出了超人的才干和抱负。
3。曹操统一北方。对于这段历史，大家是比较熟悉的，我们重点来看看曹操的政令和法度。
〈1〉扶植自耕农和抑制豪强的措施。《三国志》卷15《贾逵传》注引《魏略·杨沛传》：杨沛，字孔渠，冯翊万年人……及太祖辅政，迂沛为长社（今河南葛县东）令。时曹洪宾客在县界，征调不肯如法，沛先挝折其脚，遂杀之。由此太祖以为能。……会太祖出征在谁，闻邺下颇不奉科禁。乃发教选邺令，当得严能如杨沛比，故沛……为邺令……军中豪右曹洪、刘勋等畏沛名，遣家骑驰告子弟，使各自检敕……。
由上可知，杨沛所以能抑制豪强，是由于得到曹操的支持。操对豪强的策略是能用则用，不能用或犯科为歹，则抑制之。上述杨沛是贯彻操之抑制豪强较为有力的地方官。
总之，曹魏政权对豪强地主进行了一定的打击和抑制，尽管这些打击措施不可能是根本性的，但对安定社会，恢复经济，扶植自耕农，都起了积极作用。扶植自耕农经济与抑制豪强地主，是构成曹魏实力较快增长的重要因素。
〈2〉屯田。分为民屯，军屯和士家屯田。民屯起自曹操都许之岁（196年），至魏亡（265年）始止，前后共七十年。军屯倡于建安之末，至魏亡未止。故屯田可谓与曹魏之兴亡相始终。曹魏对屯田经营之勤，效果之显着，在历史上独具特色，至今仍为学人所重视。曹魏屯田地域，西北起河西，东南达淮南；东北自幽燕，西南至荆襄。史言“州郡例置田官”，说明屯田范围甚广，但主要集中在许、邺、洛及其邻近地区。邓艾言：“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可证许在屯田事业中之首要地位。
关于军队屯田与士家屯田的区别
军屯中有军队屯田和士家屯田，军队屯田系集体耕种公地，谷物全部缴公，军中管士兵吃饭。士家屯田也是耕公家让种的地，但收获谷物按比例公私分成。以上傅玄所说的田兵即士家的主人，原来因他参军而令其家属在家种地（即屯田），他退伍回来后当然仍和家人屯田，所收谷物仍按比例与公家分成。傅玄所说的旧兵即指曹魏时的田兵，田兵及其家属搞的屯田，即士家屯田。
曹魏屯田的作用，约有以下五点：
（1）提供了进行安全农垦的环境。（2）使许多不生产者转变为生产者。 （3）造就了不少有作为的典农官与军政人才。（4）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5）较好地解决了军粮供应，减轻了农民运送粮草的劳役负担。
但是，由于封建剥削制度的种种弱点，所有政治、经济状况也必然好景不常，屯田制度之趋于衰落同样不能避免。
〈3〉曹操的《求才三令》。第一次《唯才是举》命令颁布的时间，比《自明本志令》还早十个月左右。第二次《求才令》颁布于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平定关中、杀伏皇后之后一两个月。第三次《求才令》颁布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八月。那时三国分立的形势已确立，曹操已于前一年由魏公进爵为魏王。
以上三个《求才今》所以颁布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幺？历来说法不一。一些人认为曹操所以下此三令，乃是为了打击自东汉以来专门拿封建道德相标榜的名士世族，所以用人只重才而不重德。
曹操在收揽和使用人才方面，比较有度量和见识，证明他的成功并非侥幸。但是这种说法只局限于操起兵讨伐董卓至平定关中这一段时间内。从此以后，三国分立的局面确定下来，操再往外扩张，已不大可能。于是他便把注意力转移到内部，为建魏代汉做准备工作。与此相适应，操在用人和驾驭臣僚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剪除异己的措施，前一阶段是操艰苦创业的时期，故他能做到“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等到后一阶段三分局面确定之后，操便有计划地铲除其统治集团内部的可疑人物，操之杀荀彧、崔琰、杨修等人，就是具体体现。
〈4〉与汉朝的关系。“从汉献帝本人来说，他九岁被董卓拥立为帝，到被操挟持时也才十六岁。他到许后，生活得到安定，但操对他监视更加严密，更不能自由行使权力。他不甘心作傀儡，曾指使董承、王服、种辑等密谋诛操，事未发即泄，承等被夷三族。从当时天子独尊的情况观之，固未可厚非，曹操先后杀了董贵人、伏皇后、数皇子及汉百宫，也是属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性质。在尺土一民，皆非汉有的情况下，操不肯向献帝让权，而造成今其嗣子取代汉室的事实，实在也算不上什幺篡夺，对操的评价，主要还是应当从其政经措施和历史作用来衡量。”（引自：《三国史》）。
4。赤壁之战（见〈三国着名战役军事分析之---赤壁之战〉一文）赤壁之战是以少胜多的着名战役。在这次战役中，三国的曹、孙、刘三家都参加战斗。关于疫病流行对士兵战斗力的损耗，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比如，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操率领大军南下攻濡须坞，军中发生了大疫，连司马朗在前线给士兵送医药，亦遇疫而卒，致使操不得不引军北还；又如嘉平五年（253年），吴大将军诸葛恪率大军包围合肥新城，因士卒疲病，死者大半，恪亦被迫退军。由此可知，遭遇疾疫，往往是战争失利的原因之一。操于赤壁战后之次年下令说：“白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操与孙权书亦言：“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裴松之在《三国志》卷10《贾诩传》注以为：“赤壁之战，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淩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松之所说“有运数”和“天实为之”，实际只能指偶然事故。假若操不轻敌冒进，在得到襄、樊和江陵之后，就巩固既得成果，然后俟机进取，则赤壁之败，就不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我们说：赤壁之战，操所以败北，既有人为因素，也有偶然情况，二者相较，人事的因素，仍然是主要的。
6。汉中争夺战。（见〈论曹刘汉中战〉一文）
7。蜀荆州易主和夷陵之战。孙氏政权自始即以夺取荆州为国策。赤壁战后，荆州为曹、孙、刘三家分据。在荆州问题上，怎样对付刘备，成为孙吴内部有争议的问题。周瑜、鲁肃二人私人关系至好，但周瑜主张吞并刘备，鲁肃则建议联备拒操。孙权自己以为“曹操在北，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采纳鲁肃的意见，继续与刘备保持同盟关系。孙刘联盟不仅对孙权有利，对刘备更有显而易见的好处，即使其在荆州能够站稳脚根，并得伺机进入益州。在这殷时期内，刘备的力量究属有限，并不能危及吴的安全。从整个全局来看，吴的安全还是得到了加强而非削弱。
情况总是变化着的，政策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等刘备取得益州以后，孙刘双方在荆州问题上的矛盾，便无法调和了。过去孙权还以为刘备的势力不大，乐得与他和好，以共同防御曹操。这时刘备已得益州，吴国西面又有了一个强有力的霸主，孙权自然不会放心。加之，吴国君臣对荆、益二州?觎都已很久，而现在荆州多一半落于刘备之手，又使吴人很眼红。
《三国志》《关羽传》：“先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三国志》《吕蒙传》：“魏使于禁救樊，羽尽禽禁等人马数万，托以粮乏，擅取湘关米。权闻之，遂行。”实际上，这类事都是孙权寻找或制造的借口，即无其事，孙权还是会袭羽的。
刘备之建立蜀汉政权，也是其群臣的共同愿望与利益。于是刘备便作了皇帝，国号仍为“汉”，史称“蜀汉”，年号为章武（时为221年）。“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他这样作，既轻重倒置，也违背了联吴攻魏的既定方针。
（见《三国着名战役军事分析之---夷陵之战》一文）
至此，蜀汉复兴大业越来越渺茫。
8。蜀汉。（见〈汉末三国分析蜀汉〉一文）
9。魏晋。（见〈汉末三国分析魏晋〉一文）
10。吴。（见〈汉末三国分析之吴〉一文）
11。结语。汉末三国局面的开始是从黄巾起义，但其根源和历代农民起义一样“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所以还是腐朽的东汉政权造成的。赤壁之战表面是军事上的失败，其实和经济，政治，天灾的原因是分不开的。而这次战役奠定了三国局面的形成。本来蜀汉在丢荆州前是有机会统一中原的，但是三国局面注定东吴要取回荆州，否则东吴就不是东吴国了。同时也是三国局面造成蜀汉有机会北伐中原。北伐局势是在夷陵之战形成的。这一方面是诸葛亮主观的成绩，另一方面是三国鼎立的牵制，根本上是战乱中南方和蜀汉经济的发展，黄河流域经济受到毁灭性打击没有完全恢复造成的。可以说从严格意义上说的“三国”就是这一时期。蜀汉以一州联合东吴对抗中原，就是贯穿“三国”的主题。这也许是后人对不屈不挠的弱小蜀汉怀有敬意的原因。但随着黄河流域经济的复苏，以中原为中心的形势再次恢复，汉民族的统一也就势在必行。而诸葛亮，孙权死后，蜀汉和东吴渐渐衰落，于是晋代魏统一三国。要注意的一点是，之所以中国能保持这幺久的汉族割据，而没有什幺大变数的原因是和世界行势分不开的。在曹操击败乌桓之后，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就没有出现。匈奴西迁，南匈奴南迁，鲜卑，突厥，羌族等部落没有崛起，南方越民族长期被吴压制。因此没有强邻的分裂中国得保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