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2月22日，有中国媒体报道，“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毕井泉率调研组就脱贫攻坚对口帮扶工作到河北省灵寿县调研。”多年来，中央官员到地方考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值得关注的是这位名叫毕井泉的官员。





毕井泉与中国的药监改革

在中国医药界，毕井泉是个为人熟知的名字。中国制药行业以及药监系统曾经百弊丛生，而毕井泉的功过是非，也与此息息相关。

1955年9月出生的毕井泉，在药监系统的时间并不长，他1982年从北京大学经济学毕业后，在中国物价管理系统从政近20年，该系统1994年划入中国国家发改委的前身——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毕井泉也一直官至中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价格司司长。2001年开始毕井泉职位发生变动，从经贸司司长到发改委秘书长最终升任发改委副主任。

2015年1月，担任中国国务院副秘书长7年的毕井泉调任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简称食药监）局长、党组书记。这并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务调动。当时的中国药监系统监管流于形式、内部受贿成风。药品制造暴利以及疫苗问题频发成为久治不愈的问题。中国药监系统的具体问题有多少？可能很难说清楚，但是曾经的中国食药监局长郑筱萸2006年因为受贿落马，2007年被判死刑并执行，就足以说明中国药监系统的积弊到底有多严重。

毕井泉之所以获得中国医药界好评并被认为是改革派官员，是因为他任职中国食药监3年期间，大力推进了药品审评审批的透明化、高效化工作。其任上还推进了“飞行检查”常态化——这种不打招呼、不听汇报，直奔现场的“突击检查”让当时的很多问题企业头疼不已。整个毕井泉时代的食药监，在临床实验数据造假监管、仿制药标准、审评审批透明度、上市许可制度上一直动作不断，被评价为“3年的变革，比过去30年的总和还要多”。

不过，被评价为官场黑色幽默剧的是，毕井泉最后居然“倒在了”自己的“飞行检查”上：2018年7月15日，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通告称，在飞行检查中发现长春长生在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过程中有造假行为。随后毕井泉受命担任中国国务院调查组组长，领衔调查。

一个月后，中共高层在当年8月1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对吉林长春长生公司问题疫苗案件调查及问责作出批示。这宗问题疫苗案件被中共定性为“性质恶劣”的重大案件，并处理了七名部级高官，结果调查组组长毕井泉成为七人之一。他被要求引咎辞职所引起的医药界舆论的震动。

从毕井泉看中国对被问责官员的重新启用

中共十八大开始掀起的反腐风暴，掀翻的大小官员无数，但是不同于经济上贪腐受贿甚至政治上存在“政治阴谋”这样的问题官员。毕井泉这种中共的“一把手”负责制下，当重大问题爆发时无可避免要承担领导责任而落马马的官员，后续如何成为也反映了中共的用人观。

2020年8月，赋闲两年的毕井泉，被增补为中国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这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其在药监局主政时期，药政改革的成绩得到了充分的认可。据悉，经济委员会是属于政协全国委员会下设的十个专门委员会之一，其的职责目标，是根据政协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提出的各项任务，就中国的大政方针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通过不同形式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意见建议。

根据2018年中组部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引咎辞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安排职务，两年内不得担任高于原任职务层次的职务。

毕井泉长期在经济领域深耕，被重新启用作为政协的超级经济智囊，包括此次获得新的“专业对口”的政治身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虽然相较于执掌国家药监系统而言，上述两个政治身份不可同日而语，但这无疑是对其能力的认可，中共高层显然寄望他在已近退休年龄为国家治理建言献策。这也从一个切面反映了中共的用人观。

2020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不力，中国官场也有诸多高官被免职，其中尤属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和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备受关注。作为中央委员的蒋超良，曾在2020年10月底召开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上露面，而马国强被免职后则再无其他官方信息披露。上述二人未来会否被重新启用，如何启用，也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