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信托成为今年第3家被采取强制措施的信托公司，另外两家是新时代信托和新华信托。12月22日下午，四川信托召开了全体员工大会，四川银保监局和地方金融管理局方面参加了会议，双方成立了联合小组，并入驻四川信托以采取监管强制措施。

世事难料，四川信托用5年时间升起，又用了5年时间跌落。

2010年，四川信托引入10位股东重新登记开业，2015年收入、净利润分别达到42.1亿元和15.93亿元的高点。到了2019年，却出现净利润腰斩、实控人被调查、大股东被限制参与经营管理一系列问题。

在加杠杆的经济环境中违规发展，在去杠杆的背景下行迹败露，四川信托的发展和衰落，让人唏嘘。



自救失败被接管

在2020年6月份正式爆雷之后，四川信托的投资人一直在等待新进展。

据《界面》报道，12月22日召开的会议，主要传达了四个重要内容：



有媒体报道称，此次接管的很有可能是建信信托。

会上，四川银保监局还强烈谴责了四川信托相关负责人，表示“四川信托公司治理失效，内控机制形同虚设，管理层漠视监管法规，以隐蔽方式大量开展违规业务等等，最终对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带来较大不利影响。”

而投资人最希望了解的兑付方案，暂时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四川银保监局表示，需要在全面摸清风险底数的基础上，制定最终风险处置方案。

四川信托的爆雷问题，正处于艰难的推进中。

6月份正式公布TOT产品延期兑付后，四川信托曾经公开表示，将通过处置变现自有资产（包括宏信证券的股权和固定资产川信大厦）、引入战投和催收底层资产应收款等方式尽快补充公司资金，实现兑付。



但后续方案实施并不顺利——宏信证券股权被查封，无法转让；川信大厦早已被抵押，目前大厦部分面积被查封，可能影响交易；股东回拨红利的通知发出后，董事要求修改相关条例，还在协商；引入战投相关事宜也没有进展。

关于风险敞口到底有多大，四川信托方面在6月份的沟通会上给出的数字是250亿元，涉及45个项目，且不存在交叉违约情况。

但据《财新》报道，毕马威审计团队进场审计后，给出的金额在300亿元左右，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因此没有向外界公布毕马威的调查报告。

《信托圈内人》曾披露，12月8日的四方沟通会上，一位投资者代表表示：此次受影响的投资者具有比较特殊的年龄结构，60岁以上的占比可能达到70%。

从身体和精神承受能力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是应该受到关注的群体。

除此之外，委托资金在100万-200万元之间的投资人占大多数。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四川信托首次提出了368名特殊客户、230名极度困难户的概念，累计涉及金额14亿元以上。

作为投资人比较关心的问题之一，12月22日召开的会议并未就特殊客户相关问题作出更多说明，或许要等到摸清风险底数后再一并考虑。

但不管怎样，经历过高光时刻和至暗低谷，四川信托最终留下了一群处于焦虑等待之中的投资者。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遮羞布”盖雷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信托），是由四川省信托投资公司、四川省建设信托投资公司整顿重组，合并部分优质资产，并引入战投的基础上改制设立的信托公司，2010年11月28日正式开业。

截至2019年末，四川信托注册资金35亿元，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超过2000亿元，公司下属792名员工。其实际控制人刘沧龙，也是上市公司宏达股份的实控人。



刘沧龙

2009年，刘沧龙曾经以120亿元的身家，进入《新财富》财富500富豪榜，在国内金属与冶炼行业中排名第三。

刘汉龙的堂兄弟刘汉，?此时还是汉龙集团实控人，持有境内外5家上市公司。2013年3月因涉嫌窝藏、包庇等刑事犯罪在北京被捕后，在2014年被法院判决维持一审死刑判决。

在那之后，其堂兄弟刘沧龙也开始被调查，四川信托的业绩随之进入下坡。

2015年，四川信托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达到42.1亿元和15.93亿元，到2019年四川信托净利润已经腰斩，仅为7.31亿元。



与此同时，四川信托的自营资产分布结构中，不良类资产的占比在2019年突然放大，从2018年的4.82%提高至22.21%，金额也从2015年的3163万元激增至22.42亿元。

当然，在自营资产之外，整体信托资产的风险也面临同样的恶化。



注：风险资产规模以亿元为单位，良类资产包括次级类、可疑类、损失类资产

2020年12月，刘沧龙实际控制下的宏达股份和宏达集团，已经因为挪用信托项目资金、拒不整改、不配合银保监会的风险处置工作等一系列违规行径，被限制了所有参与四川信托经营管理的相关权利。

那么，爆雷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从已有媒体的报道情况来看，四川信托的问题其实从2016年就已经开始。

根据《财经五月花》之前的报道，那时候就已有包括“四川信托-济宁富邦万象和项目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在内的部分项目出现问题，正面临着到期无法兑付的难题。于是，四川信托便通过发售新TOT产品获得的资金来完成已到期项目的兑付。

TOT（Trust Of Trust），即信托中的信托，指的是投资者购买信托产品的钱，并非直接流向具体的底层项目，而是由信托公司操控，流向其他信托产品，然后才会对应到具体的项目。

就这样，TOT产品就慢慢扮演起了“遮羞布”的角色。

拆东墙补西墙，终有无墙可拆之日。到2020年6月11日，四川信托旗下TOT产品停止兑付，包括申鑫系列、百福系列在内的TOT产品，只能向投资者发送产品无限延期的通知。

而在此之前，四川信托其实已经传出被四川银保监局“贴身监管”的消息，监管人员每天都会去那里上班。

爆雷之后，四川信托总裁刘景峰在投资人沟通会上承认，四川信托TOT的总规模为252.57亿元，且TOT新产品已经在监管的要求下停止发售。而监管方面出此决断，是因为四川信托的风险敞口已然形成，TOT的持续发行只不过是在用新投资人的钱偿还旧投资人的钱。

当然，四川信托爆雷并不只是因为TOT和资金池项目持续掩盖固化风险。大股东的资金挪用，可能是四川信托爆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复杂的关系

此次被监管限制经营管理等多项权利的四川信托四位大股东，分别是宏达集团（32.04%）、中海信托（30.25%）、宏达股份（22.16%）和濠吉食品（5.04%）。

如果通过股权穿透图来看，前三大股东之间在股权上有诸多交集，尤其是宏达集团和宏达股份，刘沧龙都以绝对持股比例作为背后的实际控制人。



这意味着，银保监说的“挪用资金、拒不整改”等一系列行为，都与刘沧龙脱不了关系。

除了关系复杂的股东之外，四川信托的故事始末，还绕不开另一家已经爆雷的信托公司——安信信托。

就在四川信托爆雷之前，2020年6月初，安信信托公告称，其实控人高天国因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罪，被上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与此同时，安信信托的产品出现大面积逾期。

而安信信托背后的实控人高天国，此前就传出与自己的四川老乡“达州帮”的刘沧龙和李勤等关系密切，在事业上“相辅相成”。

刘沧龙从期货做到信托，高天国从地产做到信托，两人不仅有着相似的发展路径，还在各自都发展得相对成熟时，将对方实际控制的公司和项目包装成信托产品，获得大笔的融资。

2019年1月14日，四川信托旗下博邦系列信托计划被曝出：“报告期内，融资方未足额偿付本项目项下贷款半年度应付利息”，而其中的“融资方”就是老乡高天国实际控制的国之杰。

此外，国之杰与四川信托还有着明显的股权关系——四川信托通过上海国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成为了国之杰的股东。

两个老乡明里间接持股，暗里则以信托产品为通道进行“输血”，关系实在密切。



安信信托栽倒在2020年夏天。

6月，上海银保监局网站对2016年-2019年期间，安信信托的违规行为和项目做了详细披露，其中涉及“违规将部分信托项目的信托财产挪用于非信托目的的用途”“部分信托项目未真实、准确、完整披露信息”，安信信托被处以1400万元罚款。

安信信托出了问题后，紧接着四川信托陷入兑付危机中。

如今看来，安信信托的高天国曾经惯用的一系列手法，也是四川信托的刘沧龙所熟悉的套路。

那几年，整个金融市场正处于不断加杠杆的阶段。

看似繁荣的资本市场，始终存在信托产品可以“刚兑”的印象。所谓“刚兑”，是说信托公司必须分配给投资者本金以及收益，当信托计划出现不能如期兑付或兑付困难时，信托公司自行兜底处理。

这让许多投资人只关注收益率，对于项目的具体内容则选择性地忽略。

2015年，四川信托当年内已清算项目的加权平均实际年化收益率高达9.89%-10.33%，证券投资类项目更是高达44.75%。

泡沫之后，2019年年报显示的收益率虽然还有5%-8.59%，但大量项目早已经陷入停滞。

不论是安信信托的高天国，还是四川信托的刘沧龙，都是利用了投资者对刚兑的心理预期，开启了这场击鼓传花的游戏。

现在游戏停了，始作俑者被迫下场，被挪用的巨额资金有待调查，而投资者们的喧嚣声也只能继续盘桓。